共产党制造经营享受贪污腐败网 ──评冼岩的《中国社会的权力格局及其演变》之一

冼岩的《中国社会的权力格局及其演变》在微观分析上有些合理的地方，也无奈地说出了一些真话；是冼岩所有论及现政权中难得一见的一篇；但在总体的大是大非上则是一塌糊涂。一塌糊涂表现在梦想在一党专政极权制度下，在已经形成的无时不在、无所不在、无事不在的贪污腐败网中，由一党专政的权力格局本身演变出一种干预和制衡贪污腐败网（即党的权力）的制度。

冼岩说“中国也存在三种并非分庭抗礼的权力，即党、政与司法（主要指公、检、法系统）权力。”而且它们之间“各有一定的独立性”，冼岩寄又说“媒体由于走向市场拥有了一定的独立性和权力；由于不再受制于“单位元元元元”，部分人大代表开始拥有一定的独立性和权力，经济市场化是上述变化的根源。虽然现在政治层面的变化还很缓慢，新兴权力还很有限，但它确实已表现出一种腐败机制难以消化的特质，确实有利于改善弱势群体无力自保的局面。这是在现行体制条件下，改变“弱者为鱼肉，强者剔白骨”的极度不公、实现社会有限均衡的可行途径，它也让全社会切实感受到了未来“和谐社会”的希望。”希望于这种“各有一定的独立性”和“新兴权力”能演变出一种制衡贪污腐败网的中国特有的制度。

有这这种可能吗？我们且看看中国历史。

汉初皇帝除了私人办公厅只有尚书四人外，政务职权由行政首脑的宰相负责，宰相属下有十三曹。例如奏曹相当于中央政府办公厅，词曹相当于最高法院，尉曹相当于交通部，兵曹相当于国防部，贼曹相当于公安部，等等。其宰相与皇帝之间，独立性比现在党与政、司法之间的独立性要强上千百倍。比如，宰相机构比皇帝亲自掌管的庞大多了。皇帝并不可以随便叫身边的尚书起草个圣旨，就诏告天下。诏书不过是以皇帝名义下发的政府文档，具体的技术性操作得由政府首脑宰相负责。到了唐代，政治制度更加成熟。如果说汉代宰相是首长制，那么，唐代宰相则是委员制。当时国家的最高议事机关叫政事堂。政府法令、军国大计，须用皇帝诏书颁行的，通通先由政事堂开会决议，形成正式文书，送皇帝审批。很明显皇帝和宰相之间便有制衡。到了明朝初年，也基本沿用汉唐旧制，直接承太祖像袭元朝旧制，在中央设三大府：中书省，下统六部，职掌行政事务；大都督府，统管军事；御史台，职掌监察事务。地方设行中书省，置平章政事，总管地方事务。宋代仍袭旧制，但较之唐代，则削减了相权。唐代的皇帝诏书是先由宰相负责在政事堂议定诏稿，书面呈送皇帝用印，皇帝行使的只是同意权。而宋代则先由宰相初拟意见，面呈皇帝，退而起草，再呈皇帝终审。程式变了，皇帝事先发言权就扩大了。清代皇帝比明代皇帝又聪明了许多，走向了真正的君主独裁。清代把早在明代就没什么权力的内阁大学士也闲起来了，皇帝办公厅改移皇家深宫南书房军机处。国家最高指令往往从南书房发出。这种做法，在明代以前是违法的，但清代皇帝却可为所欲为，手谕、口谕、密诏之类，都是清代的发明。暗箱政治，大概从清代发端。

中国皇权演变史给我们一个启示：第一，专权制度不能演变出制衡制度，只能越演变越专权。从汉到清，以千年计，历经几个朝代，都没有可能演变出中国特有的制衡制度，难道比各皇朝专制程度和能力强千百倍共产党有可能演变出有制衡功能的政制？第二，制衡不是指在一个唯一的最高权力属下各办事机构的相对独立，而是指一个国家内有两个或以上各不互相统属的权力之间的监督与牵制。绝对权力属下相对独立的局部权力部门不可能演变出有制衡功能的政治制度，只能改变“唯一权力”中求得。在中国要求得制衡制度，有两点绝不可少。一是执政共产党外有其他党与之抗衡，并有合法途径可取而代之；其次是国家各权力部间，特别是行政、立法、司法要各自独立、互不统属。第三，几千年中国历史和现实证明，儒家文化圈、汉民族只能与世界大明接轨，接受自由民主思想和制度才能演变出有制衡的政治制度。日本韩国和台湾已经给出了事实的证明；朝鲜中国大陆给出了有力的反证。可以断言，中国拒绝自由民主思想和制度，没有前途、没有出路。想要在拒绝自由民主思想和政制条件下创出一条与民主制度抗衡的中国特有制衡制度，是白日梦。

冼岩说得不错：“腐败网路已经无孔不入，已经覆盖了党、政、司法三种权力体系”，并且“已经通过利益交换联结成了一张张大网”，“已经形成一个个的“利益共同体”，形成了一个个的利益分肥机制”。既然如此，就请冼岩回答，这个“利益交换大网”“利益共同体”、“利益分肥机制”（贪污腐败网）与前面说的党、政与司法权力是重叠的两位一体还是各不相干的两样东西？这些贪污腐败网是“以党权力为中心”的政、法主导下形成的还是由非党力量违背党的意愿形成的？如果把这个腐败网铲除掉，这个党还能生存、持继和运作吗？答案是明显的。贪污腐败网是共产党一手制造、经营和享受其中成果（请问有哪位官员家属没有富起来的？）；更重要的是这个没有意识型态灵魂的党现在只能靠贪污腐败网输送利益维持不堕。任何人要冲击削弱或消除这个贪污腐败网，其实质无异就是触动共产党的生存根基；共产党绝不会坐以待毙，反击绝不手软。冼岩糊涂就在于抹煞专政和极权制度的同一体关系。冼岩这理论最不通之处就是把由党主导产生发展和完善的贪污腐败网视作与党无关。在冼岩心中好像贪污腐败网是外星来客造成的，与党的专制独裁无关。过往还把一党专极权制度的代表物：国家和政府强加在全国人民头上，说成是全民的认同、全民的共同体。

请冼岩清醒一些，中国历朝皇帝制度都没有发展成如今共产党这样完善精致和运作良好的贪污腐败网，他们都不能演变出一个什么制衡政制，中共怎么能做到？

很明显，冼岩给出的“党、政与司法“各有一定的独立性”和“新兴权力”的预设，去推出中共现行的权力格局可以演变出非三权分立民主制度又有制衡的中国特有政制”理论，是与中国的历史经验和现实相悖的。

历史资料选自王跃文：《诏书的变迁》

2005-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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