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公为确保台湾不被中共渗透，义无反顾挺身捍卫民主宪政。（摄影：yi-hsin Lu/看中国）
说到这里有人就要问了：蒋介石在大陆曾经长期掌握军政大权，到了台湾又连任几届总统，怎么可能权力欲望不大呢？
这就要回顾和剖析一下蒋的性格。
蒋介石很年轻的时候就加入了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每次作战他都是身先士卒，生死置之度外；但是每次革命一成功，他就撂挑子，动不动就辞职不干，要回老家侍奉母亲。而且他闹辞职不是因为职场不顺利，他早就获得了孙文的特别器重。但是他就是说走就走，孙文也拿他很头疼，说蒋介石这个人心高气傲、桀骜不驯，经常就是留张纸条，未经批准，就挂冠而去了，连孙文亲自发电报写手谕也召不回来。有人说蒋介石辞职是因为跟陈炯明合不来，其实他跟陈私交挺好的，1922年陈炯明准备叛变前向孙文辞去了粤军总司令和广东省省长，孙文照准；蒋介石还想不通，跑去找孙文说情，当然没说成功啦，一气之下也辞职了，他要跟陈炯明同患难。
过了两个月，孙文在永丰舰遇险的时候，蒋介石正以为自己在跟陈炯明共患难呢，正在家赋闲，他一接到孙的信就写了份遗嘱，把家产分给两个儿子，然后冒死到广州去护卫孙文四十多天。但是孙文一脱险没过多久，蒋介石就又辞职回家了。这才立了救命的功劳，正是青云直上的机会啊，他就这么毫不可惜地扔掉了。假使一个人权力欲望很大……一个积极上进的青年不可以这样子的嘛对不对？蒋介石偏就这样，一不乐意或者一有家事就辞职，辞了十几次，直到1925年孙文逝世，他自觉到有甩不掉的责任在身了，要完成北伐，完成国父的遗志，才没有再开过小差。
但是即便在他掌握中国最高权力以后，每次遇到内斗，他就又以大局为重，通电下野。第一次下野1927年，明明是他高瞻远瞩果断清党，但为了争取汪精卫，他在清党前就给汪精卫承诺支持汪精卫来主持党务，所以汪精卫分共以后提出来要做老大，要蒋介石下野，蒋介石就辞职去国了。第二次下野1931年，又是因为蒋介石跟胡适一起“民主愤青”，他认为中原大战以后中国已经基本统一，可以召开国民大会，制订一部在宪法颁布前、在训政期间可以临时用的约法了。但是胡汉民认为从训政到宪政的程序上不可以跃进，以违背孙文遗教为由坚决反对。简单地讲，胡汉民主张训政期间要党治，蒋介石主张训政期间要法治。这一场争执，又被汪精卫和桂系利用，闹到蒋介石第二次下野。第三次下野1949年，他让位李宗仁去跟中共和谈。有人说他三次下野和复出是以退为进，有这个可能，不过他每次下野都是礼让，每次复出都是国难当头大家发现没有他不行了才又把他请回来。演戏的可能不大，而且风险太高。我感觉他这个下野跟他的性格还是有关系，有负气和从前那种撂挑子的成分。尤其最后一次下野，在大陆的最后一年，除了布局撤退台湾，我感觉他是比较消极的，有一点自暴自弃——他把时局看得很清楚，李宗仁想做什么他很清楚，有什么灾难性的结果他也很清楚，但是没有人听他的，他无力回天——这一次是直到大陆沦陷的最后关头他才打起精神来。
为什么蒋介石总是辞职再复职，下野再复出呢？我认为这体现了他性格中的一对矛盾——“厌世心”和“责任心”之间的挣扎贯穿了他的一生。蒋介石年轻的时候在日记里面写：世界何其肮脏，政治何其肮脏，他想放下一切出家当和尚。另一方面，他性格中最突出的又是他的责任心和他的意志力，所以每次他被需要，每当有责任召唤，他就会回来承担。
民国38年大陆沦陷是蒋介石的奇耻大辱，但在我看来，这次失败成就了一个政治家的成熟和担当。因为这样的成熟，他再也没有撂过挑子；因为这样的担当，他才去背负了独裁者的骂名。
蒋介石年轻时对自己的期许是做豪杰，中年以后开始以圣贤的标准要求自己。这是我们敬重他的地方，但他的这个追求，也很可能是他从412清党时候的杀伐决断变得优柔寡断起来、以致“剿匪不力”的原因。譬如，有不少人就批评他在重庆谈判的时候，坚决不允许部下暗杀毛泽东，导致毛荼毒中国至今。
蒋介石不是没预见到毛会荼毒中国，他一向非常有远见，他很早就洞悉了苏联所谓共产主义的真相，很早就预见到日本的全面入侵，他也早就估到中共会利用抗日战争自肥、壮大，但是在“不抗日则亡国”和“抗日则亡党”之间，他选择了后者；在“军政以确保剿共”和“宪政以还政于民”之间，他又选择了后者。他的选择是对是错，我没有答案；我也不知道蒋公有没有后悔，我只知道他做任何选择，都从来没有放弃宪政中国的最终目标。
但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不能做圣母，不能够因为要成就自己圣人的声名就爱惜羽毛，而是既要把握好原则的坚持，也要有为选择正确的路而不惜背负天下骂名的担当。这或许就是政治领袖和精神领袖的区别所在。我想也是为什么，蒋公在49年后痛定思痛，汲取大陆教训，不惜背负独裁者的骂名，冻宪戒严、连任总统、集中权力，以确保台湾不被中共渗透、确保台湾成为中华民国反攻和复兴的基地。终于，在蒋经国任上，至少在台湾模范省，完成了中华民族百年宪政梦想。
不过呢，虽然现在大家都盛赞蒋经国开放民主，但谈到两蒋之间的政治传承，谈到蒋经国继承蒋介石的权力——尽管中间隔了一个严家淦——这件事一直都有父死子继的诟病，也总是被作为“蒋家王朝”“独裁”的一个佐证。老实说我也有点腹诽：虽然民主国家也有政治世家，譬如布什家族克林顿家族——我们总不能禁止有政治抱负和能力的家庭成员从政嘛——但是这样授人口柄，总是不智，总是不完美。
其实蒋介石跟蒋经国早年的关系不怎么好，甚至有谣传经国也不是蒋公的亲生儿子。不管是不是亲生儿子，蒋介石理想的接班人都不是蒋经国，而是陈诚。之前立的遗嘱也是交班陈诚。可惜陈诚死得太早。蒋介石自己也感叹过，他的好学生不是战死了就是被俘了或者病故了。剩下的，或者能力不够，或者资历不够。像严家淦很能干，但党内资历太浅不能服众，党内这么多派系他搞不定的。而蒋经国这么多年确实证明了自己全方位的能力，公平而论，他积累的政治实力并不仅仅因为他是蒋介石的儿子。
我发蒙的时候，读过一个春秋故事，给我印象很深：晋平公问祁黄羊，南阳没有令，谁去做合适呢？祁黄羊推荐解狐。晋平公就很奇怪，因为这两家关系很复杂，是仇家，当年祁黄羊的爸爸错手杀了解狐的爸爸，解狐又下毒杀了祁黄羊的爸爸……为什么祁黄羊还要推荐自己的杀父仇人呢？祁黄羊说，你问我谁合适，又没问谁是我仇人。又一次，晋平公再问祁黄羊，谁适合做尉呢？祁黄羊推荐祁午。晋平公又奇怪了，祁午不是你自己儿子吗？祁黄羊说，你问我谁合适，又没问谁是我儿子。这个故事后来成为一段大公无私的佳话——举贤不避仇，举贤不避亲。说到这里，我想请问大家，有谁能说蒋经国不贤呢？
另一方面，蒋介石传承给蒋经国的不仅仅是权力，更重要的是理想；蒋经国也没有辜负他的期望，至少在台湾实现了这一理想。许多民主人士都盛赞蒋经国主动结束专制开放民主，其实开放民主一直就是蒋介石设定的目标，在大陆不幸失败了，在台湾终于在蒋经国任上得以开花结果。
我的义父康国雄，曾经被污蔑为“蒋介石的干儿子”，九十年代他去台湾拜谒蒋公的陵寝，他问台湾人更敬佩老蒋还是小蒋。那个时候（今天可能不同了），那个时候他得到的大多数答案是“老蒋。因为小蒋的成就都还是基于老蒋设定的目标和打下的基础。”
蒋介石打下了哪些基础呢？除了从大陆带去的中华民国宪法和宪政体制，他在台湾进行的土地改革是中国几千年来最成功的土地改革，没有流血，没有不公不义；他治理台湾期间又一次创造了他在大陆创造过的经济奇迹，迁台十几年台湾就进入了小康社会，从日本的输血管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这也使得蒋经国后来有本钱进行十大建设。这些藏赋予民的举措是台湾顺利开放民主的经济基础。台湾的民主改革也不是从小蒋才开始。老蒋总统除了限制共产主义和台湾独立，控制中央权力以维系中华民国正统以外，刚刚迁台风雨飘摇的1950年就推动地方自治和实现了基层的民主选举，并且从小学就开始推行各种民主选举的教育。老实说，蒋介石如果真想独裁，台湾这幺小个岛，要学金日成那个式样的独裁应该是轻轻松松。他何苦费心费力搞什么训政，每天去教老百姓孙文的《民权初步》？
他孜孜不倦地这么做，就是因为他从来没有忘记国民党要还政于民的承诺。
他曾经对魏德迈将军说：如果我去世时仍然是一个独裁者，我必定和所有独裁者一起为后人遗忘。但是，如果我能替民主政府建立确实稳定的基础，我将永远活在中国每个家中。
我相信，尽管蒋介石并非完人，他的一生经得起任何历史学家最严苛的拷问；我也相信，他的遗志会在中国的整个领土上实现，他会永远活在中国的每一个家中。
年年清明年年雨。每到清明，我一定要祭奠蒋公。经常就有人问我，你为什么对蒋介石评价这么高，为什么这么敬佩他？
我对蒋介石评价这么高，当然是因为我在前面介绍的他的品格、他的贡献。但在我心目中，蒋介石的形象比其他包括国父在内的伟人都还要来得亲切的原因，恰恰因为他不是完人，而是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凡人、一个有缺陷有弱点的凡人，对尽美和尽善，孜孜不倦、一步一印的追求，正所谓“择善固执”；我最最钦佩蒋介石的，也还不是他的雄才大略和远见卓识，而是他对责任一经认领就负责到底的态度、他的顽固、他到死也不放弃的意志。
我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生很有动力的人，所以我跟我的同仁们说，你们每次看到我想要偷懒想要遁隐，就拿蒋公来作我的鞭策。我看得入眼的名人伟人极其稀少，但是我要说，蒋中正是我的人生榜样。
记得2003年宋美龄逝世的消息传出来，很多人都到网上表达对蒋夫人的哀思，对蒋总统和对中华民国的怀念。有人很悲痛很绝望地写道：
“可惜蒋公已经过世了，我们怎么办？！”
我是这么回复他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是蒋中正。”
今天，我想再用这句话，同每一位有志于复兴中华民国、有志于重建宪政中国的同仁共勉！
来源:纵览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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