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為何懼怕胡適的思想

１９４９年以後，胡適雖身處海外，但幾乎無時不在關注大陸的命運，文化的浩劫、知識份子的境遇、人民的苦難等，都讓這位漂泊的遊子牽腸挂肚，大陸對胡適思想的清算運動沒有讓他多幺痛苦，反而感到自己幾十年來傳播文明常識、自由思想的努力沒有白費。雖然他一度收集了很多大陸批判他的材料，準備寫一篇長文來個總答覆。比他年輕十幾歲的朋友葉公超勸他說：「一個處女怎好和一群強盜打交道，況且文字在政治鬥爭中並不是最有力的武器。」（《葉公超批評文集》，珠海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２４５－２４６頁）最後，他也就沒有寫什幺回應文章。相比之下，反胡風運動、１９６０年餓殍遍野的報導卻深深地刺痛了他的心。在他生命的黃昏，他對毛澤東的看法、判斷，就是建立在這些歷史事實之上的。
　　　　
　　毛澤東為什麼如此懼怕胡適的思想，根子就在於胡適所提倡的獨立思考、獨立判斷，重懷疑，重實證，與毛的愚民政策發生了不可調和的衝突。毛企圖以無所不在的思想灌輸、強行洗腦等，使普天之下莫不膜拜、盲從，最後將天下變成他一個人的囊中之物。在這個意義上，他才要對離開大陸的胡適進行缺席批判，當作一個靶子來打。
　　　　
　　１９５６年９月，胡適已６６歲。他在去美國加州大學講學的途中和記者談到《新青年》和《獨立評論》在中國近代新聞史上的地位時說：「從那時候開始，自由思想和共產主義便不能兼容。」（同上，第七冊，２５４６頁）他還說：「共產黨以三百萬言的著作，印了十幾萬冊書籍來清算胡適思想，來搜尋『胡適的影子』，消滅『胡適的幽靈』。共產黨越清算我的思想，越證明這種思想在廣大中國人民心裏，發生了作用。中國人民一日未喪失民主自由的信念和懷疑求證的精神，毛澤東、劉少奇和周恩來便一日不能安枕。郭沫若等一幫文化奴才便要繼續清算我的思想。」（同上，２５４７頁）
　　　　
　　他感嘆，大陸不僅沒有說話的自由，特別可怕的是失去了不說話的自由。「中國知識份子就不能說許多非出自本身或虛偽的話，頌揚不值得頌揚的事，或不譴責他們內心不願譴責的師友。總而言之，沒有不說話的自由，就逼使許多中國知識份子講政治性的謊言」。「當中共政權命令全國清算胡適思想毒素的時候，我的朋友或學生，都不得不說出他們對我的批判或痛罵。他們充分知道我會瞭解他們並沒有不說話的自由。」（同上，２６００頁）
　　　　
　　１９６１年，胡適７１歲了，這年１０月２５日，他在給趙聰的覆信中說：「『人民文學』發表的《魯迅傳》戲本，我尚未看見，中共惡詆我和我的師友，我見慣了，看作當然應該有的『戲文』，只覺得板眼太死，腔調太陳舊，未免有點好笑。前些時（１９５７）我還曾蒐集這一類『清算胡適的幽靈』的出版品，居然收集了一大堆。近年來，連這點興趣也沒有了，－－原因只是嫌『板眼太死，腔調太陳舊了』。」（《胡適書信集》下冊，北京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１７１２頁）
　　　　
　　也是在１９５６年９月那一次，胡適在談及胡風事件時幽默地說：「胡風真是該死。張谷非的名字好好的，他不用，偏要叫『胡風』。在共產黨一條鞭的奴才文藝制度下，他偏要提倡什幺文藝自由。從毛澤東的立場來看，胡風自然應該清算。但是胡風事件可以說明自由思想依然在共產鐵幕的控制下滋生蔓延。胡風可被清算，新文化運動已在匪區中止。昔日的文化革命者正在接受審判。但自由的思想將繼續在匪區展開。」（《胡適之年譜長編初稿》第七冊，２５４７－２５４８頁）
　　　　
　　１９５７年６月７日，中國大陸「自由的假期」突然告終，「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運動眨眼變成了「控訴和整肅『右派』人士」的運動，毛澤東說，這是引蛇出洞的「陽謀」，當年和胡適一樣懷抱自由理想的同伴紛紛落馬。９月２６日，胡適在聯合國大會上發表長篇演說，為大陸發生的「抗暴運動」而歡欣鼓舞。「有些人說中國共產政權已經抓住了青年人的思想和感情，那是絕對不確的。……最近中國學生的抗暴運動，給了我們最好的證明，就是經過八年的絕對管制和思想改造，中國青年學生還是幾乎一致的反對中共政權。」（同上，２５９８頁）同時，「對於這些受到共產黨的新的殘害的犧牲者，對於成千成萬膽敢公開指責並且與共產黨暴政鬥爭的同胞」表示誠懇的同情和欽敬。他沉痛地說：
　　　　
　　「在今天中國大陸上，凡是想做一個獨立的人，不分男女，都正被任意逮捕、拘禁、處決，或消滅。千百萬農人都正在被放逐或遭受到最殘酷的奴役。千百萬無辜的人民，都正在驅作奴工，－－共產黨美其名為『勞動改造』。兒女們被逼著控訴父母，家庭沒有溫暖與私人生活。個人的尊嚴與價值，已被剝奪淨盡。沒有任何基本人權，甚至沒有不說話的自由。」（２６０４）
　　　　
　　這是胡適對毛澤東治下的中國的基本認識，他的這一看法至死都沒有改變。所以，他一直惦念著１９４９年後留在大陸的知識份子朋友的安全。１９５８年１２月１７日是胡適６８歲的生日，恰逢北京大學６０週年校慶紀念日，他在北大校友會舉行的聚餐會上發表演說，認為１９５７年春夏之交北大學生創辦《接力棒》刊物，發起「新五四運動」，正是「北大精神」未曾中斷的標誌，時值毛澤東退居二線，所以他說：「昨天，曾經當過北大旁聽生的毛澤東的下臺，『新五四運動』是其原因之一。」（同上，２７７５頁）但他想不到的是，毛澤東並沒有下臺，而是繼續牢牢地掌握著「和尚打傘」的權力，其無限的權力和異想天開的政策將繼續給普通百姓帶來無盡的災難。１９６０年餓死數千萬人的慘劇只僅僅是其中一個例子罷了。
　　　　
　　１９６１年１月２１日，胡適看到吳立行的宣言後說：「大陸上人民餓死的約有六千萬人。在梅縣一個村莊裡本有四千人口，已經餓死了一半，只有兩千多人了。在北京，每人每月還可配到八兩油，在鄉村，每月每人只有一兩油。前天邵幼軒把她的祖母（邵飄萍的夫人）的信帶來給我看，說副食都不夠，『我們快要干死了』。一個人一個月只有一兩油，她說的『干死 』，大概是指沒有油吃而說的。中國古代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於我何所有哉』這句話是很有道理的。讓人民自食其力，不要干涉他，他們會得到食物的。像油，農村都是自己做的，他們種的東西自己來榨油，本來不成問題，所以我主張的『無為而治』還是有道理的。到了政府去管制，已經不行了，再到了實行人民公社之後，什幺都沒有了。這是管制的結果，還不如無為而治，讓人民自食其力，決不至於這個地步。」他用紅色的原子筆在吳立行的宣言上劃了好幾處。他指著說： 「大陸上人民真的是餓死了，這些都是真的，真氣死人！」（同上，第十冊，３４６０頁）在胡適身邊工作了三年的秘書胡頌平，第一次聽他如此沉痛地說出「真氣死人」這句話。但胡適畢竟是胡適，他還是知道這些掙紮在飢餓線上的人並沒有反抗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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