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科举作弊书，一粒米可遮盖8个字
有清一朝，大的科场案（由科举引发的舞弊案）共有三起，分别为顺治十四年的丁酉科场案、康熙五十年的辛卯科场案和咸丰八年的戊午科场案。
顺治十四年（1657年），江南地区选拔举人的乡试将在江宁（今南京）举行。顺治皇帝核准了礼部遴选的20名考官，专门召见主考方犹、副主考钱开宗，叮嘱告诫秉公选拔贤才，切勿营私舞弊。
自谓圣门弟子的考生良莠不齐，有心术不正者自知翰墨低劣难以录取，各找途径以钱开路。主考也好，考官也好，在黄金白银面前乱了方寸，或半推半就，或来者不拒。早在发榜前，业已风传考场关节颇多。榜发之时传言有了印证：多个众所周知才低品劣之徒弹冠相庆，而饱学之士尤侗、汤传楹等却名落孙山。文庙看榜现场骚动起来，有人大呼“考场不公”，引来无数人围观。
正副主考方犹与钱开宗心慌意乱，匆匆整理行装登船离宁。闻讯赶到的考生紧追不舍，叫骂声中，砖头瓦片如蝗飞来。
江南乡试舞弊事不胫而走，顺治下令彻查，并下令让已录取的举人重考。复试在紫禁城太和门举行，顺治帝亲自主持，复试后有14人被取消了举人资格。
追查之下，又查出了考官受贿之事。顺治皇帝严惩舞弊人员：方犹、钱开宗着即正法，妻子家产籍没入官；叶楚槐等17名考官着即处绞，妻子家产籍没入官；已死之考官卢铸鼎，妻子家产籍没入官；考生方章钺等8人俱着责四十板，家产籍没入官，父母妻子兄弟并流徙宁古塔。
这样的处罚十分严厉，一时之间朝野震动，此后五十年间，科场舞弊几近绝迹。
到了康熙五十年（1711年），江南贡院又发生了一起震惊朝野的科场案。此次科场的主考官是左子藩，副主考官是赵晋。考完了之后，饱学之士落榜，而不学无术之徒榜上有名。为抗议科举不公，士子们抬了财神像到府学游行示威，事情闹大了。这样的“群体性事件”发生后，康熙皇帝十分生气，派钦差大臣下去查案，钦差大臣一查之下，发现受贿的人员中不但有副主考官赵晋，而且还有总督噶礼。面对着封疆大吏，钦差大臣就想着“大事化小”，惩办几个小官交差了事。但巡抚张伯行力主“不管涉及谁，都要一查到底”，结果就出现了总督和巡抚“互参”现象——巡抚向康熙告状，说总督噶礼受贿，总督噶礼也告状，说巡抚张伯行指使人诬陷。此案查了一年多，最后查清了总督噶礼、副主考官赵晋等人舞弊的事实。康熙下令，将副主考官赵晋和另外两个考官处斩，噶礼、左子藩革职。
咸丰八年（1858年），顺天府乡试中发生了戊午科场案，此次的主考官是大学士、军机大臣柏俊，副主考是户部尚书朱凤标和左副都御史程庭桂。考后发榜，人们在前十名中赫然见旗人平龄。他是一位著名的京剧票友，经常登台演出，因而引起舆论大哗。因为当时规定，伶人是不许参加科举的，遑论中举。随后，御史孟传金上奏咸丰皇帝，参劾此次乡试有舞弊行为，特意指出“平龄朱墨不符”。为防止考官认出考生笔迹从中舞弊，清代科举考试规定考生所写的试卷用墨笔，然后由指定人员用朱笔誊写，呈送考官审阅。“朱墨不符”即意味着平龄的试卷已被篡改或调换。咸丰命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兵部尚书陈孚恩等会审此案，戊午科场案就此开场。
平龄被提审，但不久即死于狱中。等重新勘察平龄的试卷后，竟然发现其墨卷内的草稿不全，朱卷内也有7个错别字曾被人改动过。继续调查，发现此次乡试中，错误试卷竟有50多本，甚至有一人的试卷错别字达三百多个，竟然也能中举。咸丰闻讯大怒，立即将主考官柏俊革职，朱凤标和程庭桂解任。随着案情的进一步深入，柏俊卷入舞弊的证据浮出水面。考生罗鸿绎通过同乡兵部侍郎李鹤龄的关系，结识了同考官浦安；浦安又通过柏俊的看门人靳祥的关系，请求柏俊同意调换罗鸿绎的试卷使其中举。事后罗鸿绎又向柏俊、浦安行贿。
咸丰九年二月十三日，载垣等人向咸丰汇报案情及处理方案，拟将柏俊“比照交通嘱托，贿买关节例，拟斩立决”。由于柏俊是咸丰的爱臣，因此咸丰想替他开脱，但“诸臣默无一言”，无人附和，而户部尚书肃顺当场力争，认为科举是国家选拔人才的重要制度，应该严格执法，力主将柏俊明正典刑。在此情况下，咸丰同意将柏俊“斩立决”，同案犯浦安、李鹤龄、罗鸿绎也被押往菜市口斩首，此事震动朝野。有清一朝，极少有一品大员被公开处斩，而身为一品大员的柏俊竟因科举舞弊而被处斩，储户预料。据说，柏俊本人认为皇帝会将其发配边疆，因此都准备好了行李，没想到等来的却是被斩首的命运。
其实，柏俊在此次科场案中只接受了浦安十六两银子的酬谢，他主要是囿于人情才调换考卷的。在当时腐败成风的官场，他不过是遵循了一次“潜规则”而已。可是，清朝向来重视科场公正，对科场舞弊案历来从重处罚，柏俊这次算是撞到了枪口上。
纵观清朝的三起科场舞弊案，我们会发现一些共同的特点。其一，初由科举舞弊引发，越查牵扯到的高官越多，级别越来越高。可见，科场舞弊案从来就不是一个考生收买一个考官这么简单，它的背后往往牵扯着复杂的腐败链条和官场纠葛；其二，要查清科场舞弊案，非下大力气不可。清朝的三起科场舞弊案，最后都是皇帝亲自出面才查清的，康熙查处辛卯科场案时，还借助了“密折”。时任苏州织造的李煦是康熙的包衣（家奴），他通过“密折”，不断向康熙汇报辛卯科场案的有关状况，这才使康熙没有被各级官僚蒙蔽；其三，总体而言，清代的皇帝还是很维护科举的公正性和纯洁性的。发现科场舞弊案后，三位皇帝均非常重视，不但坚持了“一查到底”的原则，而且惩罚的力度也很大。三次科场舞弊案，三次都有高官的人头落地，这样的力度显然要比处理一般性的腐败案件大得多。
选拔人才的考试制度历来都是社会公平的一个最重要的标杆，如果听任这一制度遭受破坏，那么社会公平将很快坍塌。我想，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清朝的三位皇帝才不惜借高官的人头来表达自己维护科场公正的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