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修缘起
公元1398年，朱元璋死，传位于皇太孙朱允炆，即建文帝。次年他的叔父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变"。1403年， 朱棣称帝，夺取政权，改元"永乐"，历史上称其为"明成祖"。为了巩固政权，炫耀文治。明成祖颁布了一系列提倡文教、振兴学术的政策。他要把自己的"文 治"也推到"远迈汉、唐"的高峰。他要用一部"序百王之传，总历代之典"的"一统之制作"来标榜盛世。于是，在永乐元年（1403年）七月，明成祖命翰林院学士解缙、太子少保姚广孝为监修，编纂一部大型类书，用以系统地收集古今书籍，以便于查考。
解缙等奉谕，组织一百四十七人，将各种资料抄入书中。次年十一月，全书编纂完成，赐名《文献大成》。史书中记载：朱棣"览所进书，尚多未备，遂命重修"。解缙重组编纂力量，开馆于文渊阁。参加者先后"供事编辑者三千余人"。博采众书，汇聚群分，终于在永乐五年(1407)十一月将这部宏篇巨帙重修完成。姚广孝领衔进呈，朱棣阅后表示满意，亲自撰写了《序言》，正式定名为《永乐大典》，并聘请抄书者誊抄全书。至1408年冬，《永乐大典》全书抄写完毕。
《永乐大典》收录"经史子集百家之书"，包括天文、地理、人事、名物以及阴阳、僧道、技艺等各家之言，可谓包罗万象。收存了历代重要典籍七八千种。许多不见存于后世的佚文秘典，幸赖此而得以流传。后人从《永乐大典》得书多达542种。 特别是《大典》"直取全文，未尝擅减片语"的编纂方法，跟清廷纂修《四库全书》时基于政治考虑，增改典籍内容的做法不大相同。许多宝贵的文献能保存其原 貌，提高了所收资料的文献价值。全书以《洪武正韵》为纲，"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只要按韵找到要查检的字，那么这个字的注释、音韵以及该字的篆、 隶、楷、草等各种书体和与此字有关的天文、地理、人事、名物的各类记载都展现出来。
写本中的精品
《永乐大典》不仅篇幅巨大，收集广泛，而且缮写工整，绘制精美，被誉为写本中的珍品。
《大典》使用的是以桑树皮和楮树皮为主要原料制成的皮纸，当时北方习惯称为白棉纸。正如明宋应星《天工开物》中所说："其纵纹扯断如棉丝，故曰‘棉纸'。"这种纸在嘉靖前后百年间生产量很大，纸质洁白柔韧，是印书的佳选。
全书为手绘朱丝栏本，四周双边，半页8行。 《大典》用纸需数十万张之巨，手绘栏格实属不易。有学者认为，边栏和界栏是分两次完成的。"可能是用薄板将边栏、书口处镂空，加以固定，再在板上用笔刷上 红色而成。原理类似唐代纺织品的漏印。栏内的直格是另一次完成的，直格上下两端有针眼痕迹，是有直尺作标准，用毛笔精心描画的。"
书 内文字，除标题首字用多种篆、隶、草体书写外，正文都以楷书馆阁体抄录，字体端正整齐。正文为墨色，引用书名及书口文字用红色。断句及标声符号用红色小圆 戳钤印。朱墨灿然便于阅读。书中各类插图包括人物故事、博古器物以及宫室建筑、园艺花木、山川地图等等，用传统白描笔法绘制，形态生动逼真，工致精美。
正副本之说
《永乐大典》修成后，一直收藏在南京文渊阁。永乐十九年（1427），北京紫禁城建成，朱棣迁都北京，《永乐大典》随之运到了北京，贮藏于宫城内的文楼。嘉靖皇帝在位时，对《永乐大典》倍加珍爱，经常有一两帙放在书几案头供查阅。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某日宫中火灾，三大殿被烧毁，火势危及文楼。闻听宫中起火，嘉靖皇帝一夜之间连颁三道谕旨抢救《永乐大典》。火灾之后，嘉靖皇帝萌生了将《永乐大典》再抄一部副本另外保存的念头。
嘉靖四十一年（1562）秋，嘉靖皇帝任命徐阶、高拱、张居正等人校理缮写《永乐大典》副本。据统计，当时经过考试录用的誊录人员达一百余人，严格按照永乐正本的册式行款摹写，每人每天按规定誊抄三叶。每册结尾处注明重录总校官、分校官、写书官等衔名，以示职责。重录副本直到隆庆元年（1567）方告完成，历时六年。永乐副本与正本的格式、装帧完全一致。
永乐正本移放到文渊阁，明亡之后下落不明。它究竟佚于何时，至今仍是《大典》收藏史上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有的学者认为，毁于明清易代时的战火；也有学者有 另外一种推测，即《永乐大典》没有被毁而是随葬永陵。关于《永乐大典》的存毁情况，说法也不一致。通行的说法是，文渊阁正本被毁，残存者为皇史宬副本。
副本先是存放于新落成的皇史宬，到清朝雍正年间，又移贮到天安门以南的翰林院。历经多年变乱，副本在明、清两代也屡遭厄运。原因之一是官吏监守自盗。康熙年 间，徐乾学、高士奇等人在皇史宬发现这部副本时，已佚不少。雍正年间，转移至翰林院敬一亭，由于当时管理不善，《大典》又有丢失。光绪元年（1875）清理《永乐大典》时，发现仅存五千余册。而到光绪二十年（1894），就只剩下八百余册了。光绪二十六年（1900），最后的厄运降临了。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与东交民巷比邻的翰林院，靠近使馆区，沦为战场。敬一亭被毁，《大典》几乎全部遭到焚毁，幸存的残本被侵略者肆意抢掠，甚至代替砖块构筑工事。被劫掠的《大典》，运往英、美、法、日、俄等国，流散世界各地。目前存世的仅有400余册，散落在8个国家和地区30多个收藏机构。
收藏史话
《大典》遭遇劫掠和焚毀后，翰林院仅剩六十四册，被同治十三年（1874）状元、清末大臣陆润痒运回府中。清末筹建京师图书馆，学部提议将翰林院残存的《大典》移交京师图书馆庋藏，但未及办理。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周树人（鲁迅）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主管图书馆、博物馆等部门的工作。在他的建议和努力下，教育部咨请国务院，将翰林院所存《大典》残本送归教育部，交由京师图书馆储藏，获国务院批准。教育部当即派员前往陆润痒处，将64册《大典》运至教育部。除4册置于教育部图书室展览外，另60册送往京师图书馆，这是国家图书馆入藏的第一批《大典》。
京师图书馆在妥善保护这60册《大典》的基础上，四处征集，广为搜罗，其间，京师图书馆几易馆名，但《大典》的收藏工作却从未停止过。到1934年，馆藏《大典》已达93册。
在此之后，《永乐大典》聚散离合的过程更是充满了传奇色彩。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华北局势动荡不安，政府下令古物南迁。北平图书馆先将敦煌写经、古籍善本、金石拓片、舆图及珍贵的西文书籍装箱后存放在天津大陆银行等较为安全的地方。1933年5月，教育部电令北平图书馆将宋元精本、《永乐大典》、明代实录等古籍南迁，以防不虞。接电后，北平图书馆即将包括《永乐大典》在内的善本典籍运往上海，存放于公共租界仓库，并成立国立北平图书馆上海办事处负责管理。1937年"八一三"事变以后，上海沦陷，不久欧战爆发，国内局势进一步恶化，存放于上海的古籍安全遭到威胁。代理馆长袁同礼先生和上海办事处钱存训先生通过驻美国使馆与美国联系，决定将这批善本再做挑选之后运往美国寄存。选取的三千种书中有60册《永乐大典》，于太平洋战争发生之前运抵美国，由美国国会图书馆代为保管。1965年这批善本转运台湾，目前存于台湾故宫博物院。如今，在国家图书馆专门为存放《永乐大典》订做的楠木书柜中还为这60册《大典》预留了位置。
1951年，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将11册《大典》赠还中国政府。文化部接受后即拨交北图收藏。除了政府拨交，一些重视文化遗产的爱国人士和藏书单位纷纷将自己收藏的《大典》交由北图集中收藏。1951年8月20日，周叔弢先生率先将家藏的一册《永乐大典》无偿捐献给国家并致信北图："珠还合浦，化私为公，此亦中国人民应尽之天责也。"随之，赵元方先生也将家藏的一册《大典》捐赠出来。更令人感动的是在张元济先生的倡议下，商务印书馆董事会一致通过，将商务印书馆所属东方图书馆所藏21册《大典》赠送北图。此后，北京大学也将4册《大典》移送北图。广东文管会也移送3册。向北图捐赠《大典》的还有张季芗先生、金梁先生、徐伯郊先生、陈李蔼如先生，各一册。
此外，在中国人民爱国精神的感动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赠还我国3册，苏联国立列宁图书馆赠还52册，苏联科学院也通过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移赠1册。这样67册远离故国的《大典》又回到了祖国怀抱，在北图"团聚"了。
《大典》的收集过程中还有一段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1983年， 在山东掖县农民孙洪林家中发现了一册《永乐大典》，发现时《大典》的天头地脚部分已被剪下来做了鞋样，家中的老太太虽不识字，但从祖上因袭的敬字惜纸的传 统，使这册《大典》的内容完整地保存了下来，也可以算做《大典》流传过程中的一件幸事。得知此书的重要价值后，孙家将书送到了掖县文化馆，掖县文化馆将书 又转送到北图，北图在收到此书后即由专业修复人员做了复原。这册流落在外多年的典籍终于与其他《大典》聚合了。
1912年第一批《永乐大典》入藏到现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已拥有221册（含现存台湾的60册）， 超过全球藏量的半数，居各处收藏的首位。这些珍藏是由政府拨交、重视文化遗产的有识之士捐赠私藏、国际友人的友好赠还和几代图书馆人奔走寻访汇聚而成的。 《永乐大典》现收藏在国家图书馆善本库房内专为其定做的楠木书柜中，保存环境良好。同时，还组织了专业修复力量对其进行了修复，修复时坚持"整旧如旧"的 原则，基本完整地保留了《永乐大典》成书时的原始风貌和特点，从而保证其资料价值和文物价值未因修复而受损。在做好原生性保护的基础上，国家图书馆还积极 筹划，利用先进的影印和装帧技术，将《永乐大典》仿真再版。影印本严格按照原书的版式规格、纸张装潢加以复制，致力保存《大典》一切信息，再现她的昔日辉 煌。此举是造福学术界的一件大事，推动了学术研究的发展，同时也使这一人类伟大文化遗产重现于世，垂之永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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