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也是参与“大跃进”运动的决策人之一。（网络图片）
以“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为内容之“三面红旗”（以下统称为“大跃进”），其展现的运动激情和造成的重大危害已为各方所熟知，作为执政当局之中共在这一运动中的作用和责任亦愈益清楚。然而，当年个别参与者的角色和作为，则还有待进一步厘清与分析，特别是毛泽东以下那些参与“大跃进”相关决策并致身力行的中共要人。虽然毛泽东是“大跃进”的始作俑者，但若无他人的赞襄与鼎力相助，毛恐亦难有所作为。
综观“大跃进”前后以毛泽东为中心的中共领导层，邓小平是占有特殊地位而不容忽视的重要政治人物。因为他甚受毛的青睐，除特意予以栽培和历练外，毛更在中共“八大”时推荐其担任总书记一职，作为接班的主要人选之一。当毛执意发动“大跃进”时，为其欣赏并委以重任的邓小平，自不可能在此等狂潮中袖手旁观或置身事外。对于这段昏头发热的岁月以及其本人的责任，邓小平晚年并不回避，但他从未清楚交代过当年自己与闻、介入“大跃进”的确实情形。
检视中国大陆现有的文献，有关邓小平与大跃进运动的关系，记述甚少、资料短缺。《邓小平文选》中关乎“大跃进”的内容微乎其微；《邓小平思想年谱》和《邓小平年谱》则“截头留尾”，只记载1975年以后邓的言行；邓小平之女邓榕（毛毛）为其父撰传，邓小平包括“大跃进”在内的“十年总书记”生涯在书中徒留空白。在有限的相关文字记载里，则说法制式、口径统一。标准的“前、中、后”三段论述的大意是：对“大跃进”的出台，邓由于“本来就有他自己的看法”，因而态度保留，被动响应；对“大跃进”的开展，邓采取“沉默”的方式进行“抵制”；对“大跃进”的整治，邓极力抢救、贡献卓越。邓在“大跃进”败象毕露后与其它领导人一起戮力将国家经济自崩溃的边缘面挽回，其功劳确实不可抹灭，此向为中共史家津津乐道；然而，在“大跃进”酝酿、发动和推行的时期，邓小平真的如官方史家所言，心不在焉、意态阑珊，草草应付了事？若是如此，邓小平又为何要自我承担错误？其间的矛盾不禁启人疑窦。
邓小平对“大跃进”究竟持何种态度和立场？在运动中担负的工作任务和角色性质为何？何以中共官方对邓小平此段历史讳莫如深？这是本文所欲解答的问题。有关邓小平在“大跃进”前后立场和行为的发展和演变，囿于资料的限制，本文只能作一概括性的整理和归纳。笔者的研究包含4个阶段：1957年末的反“反冒进”，1958年的“大跃进”时期，1959年前半年的“纠左”，以及1959年夏天以后的“冷却”。至于1960年以后邓小平出面“重头收拾旧山河”的部分，为各方所熟稔，故不赘述。
一、“大跃进”时期中共高层的权力结构和邓小平的地位
“大跃进”时期中共高层的权力结构乃是以毛泽东为中心的运转模式。鉴于毛在中国革命历程中所累积的勋绩与威望、其它领导人对之怀有的崇信，以及毛具有的高超政治见识和纯青的斗争技巧，毛泽东的动向与决定一直是影响中国政治最关键的动力和最终的审判标准。当毛没有特定看法或定见时，其它领导人可以表达自己的政策偏好并从事游说；一旦毛清楚地阐明其立场后，其它领导人便难有置喙的余地，尽快跟进是明哲保身之唯一抉择。因此，在政策形成的过程中，掌握、洞悉毛本人的意旨乃至关重要，及早而准确地表态既有助自身政治地位的安全，更能获得毛的赏赐和晋升。这就是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中共“集体领导”中其它成员与毛之间的实质性关系。
回顾“大跃进”运动的整个过程，毛泽东作为“大跃进”的倡议、发起者是无庸置疑的。事实上，毛为了将此运动和政策提上政治议程所施加的压力，对于抱持迟疑态度的其它同僚是难以抵拒的，这在为“大跃进”鸣锣开道的反“反冒进”中表露无遗。毛自始至终是“大跃进”的爱护者与坚持者，运动中出现问题和偏差时，只有毛才能首先出手纠正、矫枉，无人胆敢越俎代庖；即便是进行整治，其它领导人也不敢超出运动是“正确”、“伟大”的界线，易言之，仅能在坚持“大跃进”的框架下进行修补。1959年毛泽东在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等的残酷斗争可为明证。
在毛的身影的笼罩下，“大跃进”时期的邓小平根本没有回避的权利，只有表态的义务。并没有明显的资料显示，邓小平对“大跃进”的发起曾抗命或抵制，抑或是在运动勃兴阶段曾因执行不力或阳奉阴违而遭毛批评。纵使在运动难以为继的时期，一旦毛表明态度、亮出底线，亦无迹象佐证邓小平曾置之不理。总之，在以毛为层峰的权力结构中，邓小平对毛若不马首是瞻就得弃职罢官，邓在“大跃进”中的选择显然不是后者。此外，毛泽东于此一时期对邓小平的器重和倚赖，亦反映其对邓的信任、放心以及两人之间对政策的一致性。
毛泽东提出“大跃进”的构想与设计，固然有强国富民、甚而通往共产主义的思考，亦隐含国际竞赛的性质。中共从“以苏为鉴”转而走自己的道路，提出“超英赶美”，显然有后来居上、先于苏联进入社会发展更高阶段的企图心。邓小平从1954年起主管中共党的对外工作，亲身参与上述与苏关系的变化历程，对这种强烈的对苏民族主义情绪自然有很深的体会，这成为邓小平积极投入“大跃进”的一种正面的刺激和推力。
邓小平在中共党内资历虽不属最资深，但与毛泽东之间保有长期的良好关系，毛泽东长期以来皆视邓为“自己人”。毛在1952年将邓小平上调北京后迭次拔擢，1955年“七届五中全会”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隔年“八大”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俨然成为前途看好的政治新星。对于毛泽东的眷顾与重用，邓小平自铭记在心，亟思表现以不辜毛之厚望。邓小平对于毛泽东意图超脱常轨、一跃登阶的“大跃进”理念和做法，纵使未能一拍即合、全盘相通，但与其它中共领导人一样，邓出于对毛泽东崇高威望的敬仰和热爱以及为其主张展现的恢弘气势的振奋鼓舞，“宁可怀疑甚或否定自己曾经历过的实践经验，而相信毛泽东的正确，相信毛泽东比自己看得更深刻”。俟“大跃进”步入泥沼、甚至举步维艰之时，拯民于倒悬和维护领袖威信的考量，则使他们继续在毛的麾下兢兢业业地收拾残局。
二、从支持“反冒进”到倾向于“大跃进”：邓小平的转变（1957年春─1958年春）
1956年秋冬，中国大陆受国际上“波匈事件”的影响，国内则因先前急促的社会改造和经济建设“小跃进”造成的后果，政治和经济领域皆出现波动。中共中央一方面调整经济计划，实行“反冒进”，另一方面着手进行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的“整风运动”。邓小平虽不负责“反冒进”的工作，但也批评了先前贪快、盲目上马的“小跃进”作法。然而，随着“整风运动”上升为“反右”，在批判“右派”声调日渐拉高的情况下，与“右派”若干主张和言论近似的“反冒进”政策在政治上陷于进退维谷的局面。1957年9月，毛在“八届三中全会”中指称，“反冒进”乃是替“右派”制造攻击党的口实。
同年11月，毛泽东赴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活动与“世界共产党、工人党会议”期间，因受苏联科技发展的鼓舞和赶超美国、苏联的雄心所激励，其本已有之的乐观和急躁情绪进一步加剧。他立即做出了“东风压倒西风”的论断，也提出了“超英赶美”的目标。随行在侧的邓小平耳濡目染，亦受感召。随后，毛泽东的躁进思想继续发展，他接连在1958年1月的杭州会议、南宁的中央工作会议、2月北京的政治局扩大会议、3月的成都工作会议、4月的汉口工作会议以及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高调抨击先前“反冒进”的政策及其主其事者。周恩来首当其冲，他提请辞职虽获慰留，但地位大为削弱；陈云虽被任命为中央财经小组组长，然权力已遭架空；原先主导经济建设的国务院和主管经济事务的相关要员，都被迫将权责转手交予或纳入党的机器，中央书记处一跃成为规划部署的指挥部和承上启下的枢纽点，领班书记处的邓小平又因身为常委得以与闻大政方针的拟定，成为一个既参加最高决策又担负统筹执行责任的关键角色，直是权倾一时的当红人物。
在毛旗帜鲜明的立场和语带威胁的施压下，“反冒进”变得臭不可闻，“大跃进”则成为新的时兴风潮。坐镇地方的“方面大员”引领风骚，位居中央之“内廷朝臣”则争相跟进，邓小平自不例外。其时，“大跃进”的乐观情绪和奋进心情已在邓小平的言论中流露。例如，1958年2月邓小平视察四川石油探勘局川南矿区时表示：“应该有个雄心壮志，超越国际先进水平。世界先进水平也不是高不可攀的。”他还提出：“草棚也可出科学，出先进水平”。到1958年春，邓小平已接受“大跃进”的思路，成为该运动的支持和倡议者。
三、邓小平参与发动与推展“大跃进”运动（1958年春─1958年冬）
1958年5月，中共召开“八大二次会议”，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肯定各地已出现的“大跃进”势头，正式启动了“大跃进”运动。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提出1958年的钢产量要比1957年增长一倍，并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掀起“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进而将“大跃进”运动推向高潮。在“大跃进”相关决议与政策相继成形、出台之过程中，邓小平所持立场和与闻程度，一直是后来中共官方相当隐讳之处，但是从一些侧面资料中仍可看出，邓小平对“大跃进”的决策和推动，甚为积极。
8月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大搞群众运动，“书记挂帅，全党全民办钢铁”，以完成1,070万吨的钢产指标。邓小平主张：“全国计划，集中统一，共同负责，全民保证”，以确保钢铁生产任务的完成。邓小平更特别指出，“给赫鲁晓夫打了包票的”，将炼钢目标达成与否置于关乎国家形象和国际影响的政治位阶来看待。同时，邓小平表示：公社本身是社会主义性质，为共产主义作准备；全民所有制逐步增加，公社一建立积累很大，积累可为全民所有；公社一定要有公社的内容，一定要有生产财富的物质基础。他指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形式是人民公社，“看来基本道路解决了”。
当“大跃进”即将步入高峰时，邓小平亦对情势深表信心，以为总算找到一条正确、快速的发展途径，大有一股作气、成就一番经世大业的企图和雄心。当年8月在北戴河，邓小平听取负责研发原子能事业的二机部领导宋任穷、刘杰汇报时即指出：“当国内粮食、钢铁和机械的生产问题获得解决”的条件下，今后加速发展原子能尖端科学和工业已成为可能。
在“大跃进”运动的初期，邓小平司掌中央书记处，循由党机制对下指挥、施压以及稽催，对运动的发展进程产生重大的推力和影响。例如：“八大二次会议”期间，当时河南省委内部出现以建设速度争议为表现的权力倾轧，在激进的吴芝圃和稳健的潘复生之间，邓小平代表中央出面支持激进派在河南的领导权和作为，向吴芝圃表示，“真理在你们这一边”。这无疑对本来已“左”得突出的河南“大跃进”运动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
在“大炼钢铁”方面，更可见邓小平推行之强势和殷切。当北戴河会议确定1958年钢产量高指标时，全年只剩三分之一时间，却还有三分之二的生产任务未完成。为达成计划目标，邓小平麾下之中央书记处屡次下达命令规定进度。例如：1958年9月5日，中央书记处电话会议强调，北戴河会议确定和下达的钢铁工业指针只能超额完成，不准完不成；不但一吨不能少，少一斤也不行。9月24日，中央书记处又召开电话会，要求要达到日产钢6万吨、铁10万吨。
邓小平还多次到各地动员、布达以及检查运动执行的状况。邓在“大跃进”推行的初期，从9月到11月，先后前赴东北工业基地和其曾主政之西南地区，马不停蹄地于各地煽动跃进热情、传播蜃楼美景。邓小平在巡视过程中的讲话洋溢着激昂的情绪，颇富鼓动性，并对人民公社语多好评。例如，在东北视察期间，9月17日邓小平听完黑龙江省委领导汇报后指出：你们潜力很大，好好用点劲，可以比现在设想的支持得更多更好。你们的成绩很大，包括许多工厂在内。好多厂很有干劲，虽然程度不同，但劲都鼓起来了。大家很热心，计划看起来也不算小，但是鉴于潜力很大，是否挖够了，不能说。我是外行，但内行人一看就说是还有潜力未挖。稍微调整一下，鼓一下劲，想点办法，还可以加大计划。邓在吉林省也以鼓劲、增产为号召，强调在工业领导工作上，要局部服从全局，大力支持重点，保证完成国家计划；在农业生产上，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力争高产，并合理利用土地，集中力量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10月中旬，邓小平先后视察天津、保定，曾特地视导当时在全国声名大噪的徐水县人民公社。在徐水停留期间，邓小平对于当地小麦创新的播种方式和丰产结果予以称许。有关公社办工业，如建立面粉厂、缝纫厂，邓大表欣赏，认为此做法“适应了大跃进解放劳动力的需要，改革了劳动组织，促进了全县家务劳动的集体化和社会化”。此外，邓对于“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努力学文化”的做法也甚感兴趣。
10月下旬起，邓小平赴广西、云南、贵州、四川等地视察和指导工作，也不时出现过于理想而不切实际的主张和想法。邓小平在云南考察经济工作时，首重当地冶金工业，要求昆明钢铁厂按照规模生产进行规划建设，甚至具体提出昆钢生产规划：第一步规模不搞30万吨而搞50万吨；第二步搞1百万吨并勉励昆钢提高劳动生产率，不要成为落后的“副班长”（事实上该厂至1993年方破钢产百万）。在四川视察期间，邓小平途经德阳时，对该地工业建设做出指示外，关于城市规划，邓还主张，“要按共产主义的生活来设计布置街坊和住宅”，早点搞城市人民公社。
不过，邓小平经由实地走访与考察，对于“大跃进”运动的若干具体实行方法，或持保留立场，或表不以为然。譬如，在“大炼钢铁”上，邓小平对于“小高炉”炼出产品之品质表示怀疑，认为“要在大炉子上想办法，小炉子放卫星不算数”。邓小平在贵州期间，对于人民公社强迫命令的组织生活以及供给贫乏的公共食堂等问题，多方面地提出批评和指正。另外，邓对于农业生产中浮夸的问题也已有一定的警惕。虽然热中有冷，但邓小平鼓吹并强力推动了“大跃进”，却也是不争之事实。
四、纠偏与“降温”：邓小平“纠而不泄”的立场（1958年冬－1959年夏）
从1958年11月上旬的第一次郑州会议至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半期的9个月，被中共史家视为“大跃进”高峰后的“纠左”时期。邓小平在此进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当时，由于急促推广“人民公社”，造成了许多问题，特别是急于过渡到所谓的“共产主义”。经过第一次中共中央郑州会议、武昌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及“八届六中全会”的讨论，产生并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强调“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之间的界限，今后“人民公社”要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保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在该决议形成的过程中，邓小平和其它领导人受毛泽东委托，研究相关草案和包括“商品是否应该存在”等理论问题，并召集在北京的政治局与书记处成员开展多次学习与讨论。在“八届六中全会”上，邓小平作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的说明”，对“人民公社”的定位和优先任务做了说明：人民公社今天还不是共产主义的，连社会主义还没有建成，怎么就是共产主义呢？形式是共产主义的，内容不完全是共产主义的。要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线划清楚。在15、20年或更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的任务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逐步增加共产主义的因素，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并根据这个质的规定来制定目前阶段的方针政策，这样才会使我们既不犯保守主义的错误，又不犯冒险主义的错误。
1958年最后一季的“大炼钢铁运动”打乱了正常的经济建设秩序，浪费了巨大的人力和资源。北戴河会议原定1959年钢产量再提升到2,700至3千万吨的指标根本不可能实现了。1958年11月下旬的武昌会议中，毛提出“钢3千万吨，要不要那么多，能不能搞那么多”的疑问时，邓小平立即响应表示“值得考虑”，支持并坚定毛泽东降低指标的想法。紧接在后的“八届六中全会”期间，12月3日邓小平表示：党对抓工业的经验不足，全党抓工业也只几个月，要形成较完全的经验还需要若干年，因此需要实事求是。该会最终将钢产目标调整为1,800到2千万吨。1959年3月25日至4月5日，在上海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3月28日，邓小平提出要降低1959年的钢铁指标，强调“把计划定在确实可靠的基础上，宁肯超过，大家心情舒畅一点”。其意见为毛泽东和其它领导人所接受，促成钢铁产量的指标进一步下调至1,800万吨（其中1,650万吨好钢）。值得一提的是，4月5日，毛针对各行其是、分散主义的现象，强调权力集中在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我为正帅、邓小平为副帅”。这一谈话证实了“大跃进”以来邓小平就是此运动和政策之操盘手。
由于“大跃进”造成了大范围的饥馑和农业衰败，1959年5月19日，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时强调：直接影响我国建设规模和七亿人口生活的真正东西是农业。要讲政治影响，究竟是工业完不成1,800万吨钢影响大，还是农业问题引起市场供应紧张影响大？我看，还是农业问题影响大。国内外反映多的也是这个问题。这一脚踩不稳，会天下大乱。
5月28日，邓小平在书记处会议更表示，要“眼见四面、耳听八方”，不然盲目追求大炼钢铁高指标只会丧失民心：从北京、武昌、上海会议始终站在
1,800万吨钢中突不出来，问题越来越严重。工业方面来个解放思想，1,800万吨钢既然办不到，索性来个精神解放。全面安排，解决工农、轻重关系，眼睛只看到1,800万吨，就会把全面丢掉，包括丢掉人心。后来，中共将1959年钢产量指标从3千万吨下调到1,300万吨（1959年夏的庐山会议又降至1,200万吨）。
邓小平在这段“纠左”时期的努力，主要是站在“纠而不泄”的立场，希望“大跃进”运动和政策持续而健康地发展。
五、“大跃进”的失败及其后之高层政治斗争（1959年夏之后）
1959年夏的庐山会议上，由于彭德怀批评了“大跃进”方针，毛泽东自觉颜面大损，于是“龙颜大怒”，把会议原定的“纠左”议程突转为“反右倾”，彭德怀等讲实话的高级干部则被打成了“彭黄张周反党集团”，中共政治局常委在会上纷纷表态批判彭等人。会后掀起了另一波“大跃进”，其结果是全国性范围经济失调，先前业已受创的经济和社会再度面临紧绷，农业崩溃，粮荒和饥馑进一步加剧。邓小平因为腿伤请假而未参加庐山会议，但也撰文影射、批判彭德怀，并高调地肯定、拥护“大跃进”的一系列政策和做法。
当时，毛泽东为驳斥“右倾机会主义份子”彭德怀等人所表现的意气用事，以及在国际上因苏联领导人睥睨轻视而产生的面子问题，实乃支撑庐山会议后第二回合“大跃进”的主要动力。事实上，历经先前全国上下的将士用命，“大跃进”本身已属强弩之末、欲振乏力，而运动和相关政策的危害与负面效应更一一浮现，使得邓小平和其它负责日常工作的领导人应接不暇。
诸上种种的困难和限制，促使邓小平支持将国家经济进行全盘的治理、调整。“大跃进”运动之后，邓小平在主持制定“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协同刘少奇成功召开旨在总结“大跃进”经验教训的“七千人大会”、与周恩来、陈云等一起挽救濒临崩溃的经济等方面，皆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和作用。
在此过程中，邓小平对“大跃进”的离弃，特别是在此问题上与毛泽东的分野和对立亦愈益分明。中共高层内部围绕“大跃进”运动和相关后果的歧见，在严峻的经济困难下暂时潜伏未发。等到形势暂时获得舒缓后，领导人之间的分歧又浮出台面。先前毛泽东尚在考虑或仅视作应急办法的一些调整举措，重新遭毛认定为错误而予以批判。1962年8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邓小平赞成的“包产到户”以及他推动的甄别平反工作，被毛泽东严厉批判为“单乾风”、“翻案风”。迫于毛泽东的压力，邓小平虽只能检讨并撤回主张，但从中可反映出邓、毛二人之间已由“大跃进”前期的形影不离，发展到运动之后的殊异。
邓小平在“大跃进”中的角色与作为，特别是在酝酿、发动和推展的阶段，并不似中共官方所描述的消极对待、位处边缘；相反，邓小平对此运动和政策有一定的认同感和接受度，毛泽东在相关决策和实行上更借重邓小平的热情与才干。只是鉴于“大跃进”脱离实际、罔顾现实的企图和做法，带来的是混乱、倒退以及前所未见的人为饥荒，邓小平与乌托邦的绮梦愈行愈远，从“三面红旗”的执旗者到逐渐地偃旗息鼓，甚至发展为“打着红旗反红旗”、走起“右倾”的回头路。
涉及邓小平在“大跃进”期间功过是非的敏感问题，惟有依邓对中共党史上诸多问题所主张的“宜粗不宜细”的方针，含糊带过。另外，基于“上有过，下必讳之”的政治文化和传统，褒而不贬、文过饰非、渲染失实亦不足为奇。结果，邓小平在“大跃进”时期的前半段历史，特别是从政策开始酝酿持续到运动呈现缓步迟滞这段期间，就变得益加模糊简约、甚而面目全非。一味地修饰邓在“大跃进”中曾有的极“左”经历，而偏重其在整治困难上之功劳的处理方式，只会徒然造成“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观感，对于研究邓小平历史和还原“大跃进”真相，更是一种不必要的人为遗憾。
（有删节）
责任编辑:杨天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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