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这一年里阎长贵经历了什么，看见了什么，他又是怎样从贵为江青秘书的身份一跌成为“阶下囚”的呢？
获得毛主席赞扬
阎长贵于1956年高中毕业后，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1961年被分配到《红旗》杂志社工作。但是阎长贵并没有做编辑，而是师从中国哲学史家关锋学习研究中上哲学史。刚大学毕业一年多的阎长贵，曾因一篇文章而声名鹊起，他根据华君武先生的漫画《无题》写了一篇《永不走路，永不摔跤》的文章。一篇习作，却给他带来了很大的荣誉，开座谈会时，文章被收录进《报刊评论选》。当时阎长贵对这篇习作受到如此高的礼遇一直心存疑问，直到“文化大革命”初期，戚本禹才告诉他：“毛主席称赞和表扬过你的《永不走路，永不摔跤》，并做了批示。”30年后他看到当年毛主席的批语：“印发各同志研究。犯了错误，只要认真改正，也就好了。”文章能得到毛主席的批语，这在当时可是很了不起的大事。这无疑对他以后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1963年秋，阎长贵进入《红旗》杂志社的“哲学反修”小写作小组，小组由关锋负责。批判修正主义的文章还没写出来，“四清”运动开始了，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至此阎长贵的学术研究被迫终止。1966年6月，阎长贵被戚本禹调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搞信访工作，一个月后又被调到中央文革小组简报组，住进了钓鱼台国宾馆，紧接着又被分配专门负责江青的群众来信。
成为江青的专职秘书
“文革”前，没有群众给江青写信，江青也没有专职秘书，但“文革”开始以后，江青担任了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就有一些群众给她写信了。一开始每天几十封，到1966年8月31日江青在天安门主持了毛主席第二次接见红卫兵的大会后，群众来信急剧增多，每天收到的信用麻袋装，七八个人都处理不过来，为此专门成立了江青办信组，阎长贵任组长。阎每天挑选七八封“重要”的信，在前面加上摘要送给江青，其余的绝大部分转给有关部门，揭发和批判江青的，则作为“反革命信件”转给公安部。
1966年底的一天，戚本禹对阎长贵说：“江青让我给她当秘书，我不行，太粗，我看你还比较细，你去吧。”一天晚上，戚本禹又正式对阎长贵说：“跟我走，现在你就去11楼！”当时江青住在钓鱼台11楼。其实选中阎长贵给江青当秘书并非这么简单，当时有好几个人选，但最后选定资历最浅、年纪最轻的阎长贵可能有这样几个因素：一是他出身好，社会关系简单，有一定办事能力，所写的文章得到过毛主席的赞扬；二是阎长贵当时和江青的女儿李讷接触比较多，很谈得来，李讷对阎的印象不错，她可能起了一定作用；第三，最关键的恐怕还是戚本禹的推荐，江青当时信任戚本禹超过信任姚文元，更不要说王力和关锋了。
1967年1月9日阎长贵正式当上了江青的秘书，至此江青才有了第一位专职秘书。尽管当秘书前阎经常见到江青，江青也都很客气，但是阎当了秘书以后，江青很长时间不见他，见了面也带理不理的。阎很纳闷，别人告诉他，这叫作试用阶段，20天以后，江青才找阎第一次谈话。起因是当时中共中央办公厅部分为两派，汪东兴支持一派，戚本禹支持一派，戚本禹派阎去“调查”然后写个报告。阎“调查”回来后，给江青和戚本禹写了一封信,内容当然是同情戚本禹支持的这一派。戚本禹看完信后说：“这事我不管！”阎马上辩道：“‘调查’是你让去的，你怎么不管呢？”戚本禹接着说：“你敢不敢把这封信送给江青？”阎当时年轻气盛，随口就说：“那有什么不敢的！”于是阎通过警卫员把信送给了了江青。第二天，江青把阎找去，对他说：“你的信我看了，但这件事你不要管了，从今以后你就在我这里工作，除了我派你去做的事，任何人派你都不再接受，你要对我负责，对党负责。”另外，还讲了一些做秘书的纪律。从此以后，阎开始每天直接给江青送文件，处事信件，做一些事务性工作。江青曾对阎说：“我完全是个政治化的了，除了工作，连今天是星期几都不知道。”所以，阎每天送文件时，都要附上一个纸条，上面写着今天是某月某日星期几。
“文革”以前，江青很少长时间住在北京，冬天一定要去南方。阎长贵说：“惟独1967年我给她当秘书这一年，江青一天也没离开过北京。”这一年是江青极力往上爬的一年，她全身心地投入到“文化大革命”中去。阎长贵在江青身边小心谨慎地工作着，江青一般没有为难过他。客观地说，江青还是有一定的能力的，无论是报告或是发言，绝大多数都亲自自拟提纲，不让秘书起草讲稿。阎长贵就从没有为她写过稿子。江青极自负，她不要秘书写稿子，可能是想显示自己，也可能受毛泽东的影响，“不要秘书代劳”。
惹祸上身
江青最终不信任阎长贵，导火线是一封信。一天，江青按铃一时没找到阎，后来阎得知后跑去，江青大发脾气：“我用不起你这个大知识分子，你现在在我这里，我承担了多大压力啊！你还懵懵懂懂，别人说你什么我都不信，为什么别人说我你都信。”阎对她的这番话摸不着门儿，但“别人说你什么我都不信”这句话阎心里清楚。那是1967年8月关锋倒台后，因与关锋的师生关系，阎受到了一些攻击，有人贴他的大字报说：关锋是反革命，他的学生阎长贵也是反革命。阎长贵在江青同志身边工作我们不放心等等。阎把这些情况原原本本地报告给江青，江青说：“跟关锋在一起的人、关锋的学生不一定都是坏人。”
1967年底的一天，江青把阎长贵叫去，戚本禹、姚文元也在场，她将一封信摔在桌子上，对阎说：“你为什么把这封信送给我？目的是什么？你无知，无知就是犯错误，就要犯罪。你不知道我到延安后就没动过窝儿！”阎被吓蒙了，看了一下那封信，那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一位女演员写给江青的信。女演员在信中说，她解放前的名字叫过江青，现在受到冲击。信很长，阎没有看完，但他误以为女演员和江青有什么私人关系，觉得不好处理，就写了个便条请示江青。这下捅了马蜂窝！江青一生的痛处就是30年代曾做过演员，只要知道她底细的人，“文革”当中无一不遭迫害。对江青来说，阎长贵也在劫难逃。
事有凑巧，当时比阎稍晚些时候和阎共同给江青当秘书的杨银禄因父亲病危欲回家探望，收到电报时江青已经睡觉，阎不敢打搅她，请示了汪东兴，汪同意杨回家看望父亲。杨回来后阎领他去见江青，江青大发雷霆；“他来了，你还来干什么？”就在这天晚上，陈伯达、汪东兴找阎谈话，陈伯达说：“你还是回去搞文字工作吧！”汪东兴说要例行手续审查一下，阎被带到钓鱼台北门警卫连的一间房子里，暂时关起来。这一天正好是1968年1月9日。后来阎说：“我给江青当秘书整整一年，一天不多，一天不少。”当时阎没把事情想得那么严重，随身只带了几本书。
成为阶下囚
三天后，陈伯达和姚文元来了，陈伯达问阎：“干什么呢？”阎说：“看书。”陈伯达冷冷地道：“你还看什么书哇！王、关、戚安插在首长身边的钉子。”这时阎感到事情严重了。又过了一个星期的晚上，陈伯达、谢富治、杨成武、姚文元一起找阎谈话。这是怎样一种阵势？后来阎长贵笑着谈起这件事：“我这个22级的小干部竟然惊动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当时仅次于周恩来总理的第4号人物）、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还有揭开“文革”序幕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始作俑者。这里所显示的就是江青当时的“气派”和“威风”。阎真真切切地感到：江青身边无上事！第二天，阎就被关进秦城监狱，成了真正的阶下囚。阎长贵为自己的一时疏忽付出了参重的代价。
投进监狱两年多，没有传讯没有提审，没有书报没有纸笔，他像被世人遗忘了。阎成了完全与世隔绝的人。阎盼望提审，是因为可以与人说话，他甚至找茬儿和看守吵架，为的就是张口说话。阎的脑子里无时无刻不在想问题，越想越不通，为了强迫自己不去想，就每天坐在床头前数暖气罩上的网眼儿，一遍又一遍，循环往复，一旦停止数数儿，又开始思考，这种痛苦使他备受煎熬。当时阎的念头就是，只要让我出去，干什么都行。
两年多以后，即1790年春才有了第一次提审，随后的情况稍有改善，可以读《毛选》和看报纸。几年下来，《毛选》中的每篇文章他都读了几十遍，其中《论持久战》读了有上百遍。
1975年5月阎被宣布释放，并被直接送到湖南西洞庭农场劳动，等待结论。1975年10月上级宣布了给阎长贵的结论：妄图用假材料陷害中央负责同志（当然指的是江青）。留党察看一年。阎劳动了一年多，被调到农场中学当教师，一年后调到农场宣传部当理论干事。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阎长贵于1979年9月得到了彻底平反。1980年3月阎长贵回到了北京，回到了他离开14年的《红旗》杂志社，重新做起了编辑。
（摘自《文学故事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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