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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经使人豁达，读史使人沉重；读哲学使人思考，读政治使人庄严；读地理使人知宽广，读闲书使人得乐趣。
近日偏对闲书感兴趣。人在哪个阶段读哪种书，与彼时的心情和环境有关。我读的闲书是明清古籍书。
捧起李渔的《闲情偶记》，常常能读出才情。他写女人的“肌肤”、“眉眼”、“手足”、“态度”，风艳活泼，妙趣横生。他写穿戴打扮中的“首饰”、“衣衫”、“鞋袜”，准确灵动，审美不凡。比如“妇人之衣，不贵精而贵洁，不贵丽而贵雅，不贵与家相称，而贵与貌相宜”。这真是一种生活追求的至高境界和标准了。
翻阅陈眉公的《小窗幽记》，常常能读出哲理。他写待人、接物、修身、养性，说透了人生的见解，贯通了生活的智慧，那寥寥数语是醒世者的点点心迹，仿佛荒漠夜中亮起的几星烛光，给漫行者以导引。他说交友要“先淡后浓，先疏后亲，先达后近”；他说人在环境中应该“闭门即是深山，读书随处净土”。
披检袁枚的《随园诗话》，常常能读出神韵。古人爱用诗词来总结生涯，表达情愫，悲喜各异，曲畅不一，但在袁枚见性见灵的点解中，自有一股深味回荡于斯。袁枚曾引用了陈古渔的两句诗：“却恐好书轻看过，折将余页待明朝。”我读《随园诗话》正是这种心绪。此书是诗海，每段皆珍珠也。
打开张岱的《陶庵梦忆》，常常能读出叹息。江南的茶楼酒肆、雅调美食、演戏斗鸡、放灯迎神，都在他的梦忆中缠绵浮现，文笔绮丽，描物摹情，状尽其致。他那有声有色的讲述中带着家国之叹、故园之憾、怜物之鸣、惋世之思。
读这些闲书，开眼界，怡性情，长见识。
二
写闲书的人，都不是等闲之辈。
也可能他们伏案操笔的时候，处于放闲的状况。但曾经的红尘磨练，宦海沉浮，早已丰富了他们的胆略才华。
李渔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戏曲家，祖业丰盈，一出生就享受着荣华富贵，没有衣食之忧。中年之后，又喜得聪明伶俐的乔、王姬，便组起了家庭戏班，常年巡回于各地演出，在达官贵族的府宅中饮酒欢娱，观舞同乐，是红极一时的班头。其演出档期排得满满的，要想插进去先睹为快，恐怕还需“开后门”。这李班头既有颇丰的收入，又极熟风花雪月之事，也算是出头露脸的人物了，他笔下的闲情可写的是经验之谈。
陈眉公是明代诗文作家、书画家，少年之时便是高材生，曾与董其昌、王衡齐名。他二十八岁时弃官离城，隐居于小昆山之阳，筑起草堂，静心著述，同时结交贤士。在显贵面前不卑贱，也不清高，态度拿捏得稳稳当当；在村学面前不狂傲，也不骄奢，还乐于助人；远近朋友有事便到府讨教，得到清醒的指拨；因此，人们称他为“山中宰相”。他笔下的那一扇小窗，开启着人的心窗。
袁枚是清代诗人，乾隆四年(西元1739年)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他曾任江宁、上元等地知县，政绩还不错。但三十三岁父亲亡故之年，便辞官养母，在江宁购置一处废园，改造成自己的“随园”。他的后半生都在“随园”度过，招收弟子，谈诗说文；游山玩水，洒脱自在。当然，为生活之计，他也为人撰写碑铭祭词之类的应用文字。据说当年《随园诗话》写出后，有不少人高价买去阅读，还有富人主动送资结交他这位名士。他才情横溢，不光诗文评论，连一份“随园食单”都写得不同凡响。
张岱是明末著名的散文家，出身仕宦之族，家学渊深。曾被授以职方主事之职，不久即辞去，托病不出，后避居浙江剡溪山中。他爱好广泛，审美情趣博雅。喜欢探访名胜，深谙园林造法；既懂音乐韵律，又善弹琴制曲；精通品茗之妙，茶道功夫深厚；是个多才多艺、鉴赏水准很高的文人。但是晚年穷困潦倒，落拓不羁，陶庵已成野居，梦忆的也只是往昔的华宴盛景，不过有个真实的基础在那儿。
闲书不好写，要以人生体验为底色，广博学识为架构，精妙文笔来涂彩，是作者综合素养的表现。
三
闲适是一种文化，是一种旷达，是一种浮华之后的淡定。
有人爱称自己是闲人，但此闲人与彼闲人不可同日而语。
表面或许相似，骨子里差别巨大。
宫女是闲，老太后也是闲，但闲得层次不一样。
读闲书也要有体会，没有感知则无法解趣。
《小窗幽记》中说：“人生待足何时足；未老得闲始是闲。”
会心者默默一笑。
来源:西安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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