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记述有一蟋蟀方首斗金鸡的故事。故事说，准蟀方首战胜了强敌，正振翅有声，以鸣得意。忽有金鸡闻声而至，猛然啄之。方首机警，跳出盈尺。鸡再逐，见方首已在爪下。现者汗背，寻之不果。但见金鸡伸颈摇冠，咯咯乱叫，不能自已，方见方首已跃上鸡冠，力叮不释，迫使金鸡败北。这故事自然是夸张的，但却写出了蟋蟀不畏强敌的精神。难怪其优胜者常常赢得人们给予的“铁枪”、“无畏”，乃至“大将军”，“威猛将军”、“虫王”等雅号美称了。凡目睹过斗蟋者皆知，蟋蟀之勇猛精神，实不减于雄禽猛兽。
斗蟋在各种斗戏中兴起为晚，而其于东方文化之影响，却最大、最普遍。乃至古代有“蟋蟀宰相”、“蟋蟀皇帝”，而今又有“蟋蟀协会”，成为古往今来，从宫廷到民间，千百万人所雅好的游艺活动之一。此种活动，究竟始于何时呢？
万金一喙——斗蟋之戏源于唐
蟋蟀，引起古人的注意和观察是很早的。在两千五百年前经孔子删定的《诗经》中，就有《蟋蟀》之篇。人们已观察到秋季转凉，蟋蟀入堂的规律，留下了“蟋蟀在堂”、“十月蟋蟀入我床下”之类的诗句。汉初成书的《尔雅》，释“蟋蟀”为“蛬”，亦写作“蛩”，音琼。蛩，指蝗虫一类昆虫。蟋蟀似蝗而小，汉魏人又细分之，称之为“吟蛩”，即善于吟叫的小蝗虫。魏晋时代，则常称之为“促织”，亦称之为“趋织”。其音皆与今俗称之名“蛐蛐儿”相近。其得名，乃缘之于其鸣叫之声。从训诂学角度考虑，“促织”、“趋织”、“蛐蛐”，皆为同音转化而来。
从“蟋蟀”之得名可知，这小小昆虫之所以引起人们的兴趣，起初并非因其好斗，而是由于它那悦耳的音乐般的鸣声。这小虫的鸣声，在不同境遇的古人心中，往往引起不同的感受。妇女们听到它，就想到秋气转凉，仿佛虫声是在促其赶紧织布，缝制寒衣了。故古代幽州地方有谚曰：“趋织鸣，懒妇惊”。深宫佳丽、异乡游子听到它，则不禁会感到，其声如泣如诉，切切凄凄，若孤雁哀鸣，若幼鹿失群。杜甫就曾感叹地唱道：“促织甚细微，哀音何动人！”
人们何时始畜养蟋蟀以听其声，已难以稽考。今日可见之著述、可资考证者，最早者为五代人王仁裕著《开元天宝遗事》。书中有《金笼蟋蟀》条曰：“每至秋时，宫中妇妾辈，皆以小金笼捉蟋蟀，闭于笼中，置之枕函畔，夜听其声。庶民之家皆效之也。”人们在玩赏蟋蟀过程中，终于发现两尾蟋蟀（即雄性者）具有好斗的特性，于是率先在宫禁中兴起斗蟋之戏。尔后，又发展成为赌博。宋人顾文荐《负曝杂录》中说：唐天宝间，长安人斗蟋成风，“镂象牙为笼而畜之，以万金之资付之一喙”。斗蟋之风，是否即始于此呢？顾氏又说：“其来远矣。”远到何时？他却未作详说。今天，也有些昆虫学家、文化史家，认为斗蟋蟀当始之于开元天宝以前，虽不见著述，于文献无征，也未必就没有。当时长安斗蟋之盛况，焉能在短期之内可以发展起来？因之可说，斗蟋迄今至少有一千二百多年历史了。
南宋，在斗蟋史上是著名的时代。此时斗蟋蟀已不限于京师，也不限于贵族。市民，乃至僧尼也雅好此戏。相传天台人道济，即喜嗜酒肉的有名和尚济颠僧，也曾为其被誉称为“铁枪”的蟋蟀之死而伤悼，为之安葬，并作悼词、祭文，以为纪念。甚至，嗜蟋者死后，亦将畜蟋用具随葬。镇江南宋古墓就曾出土过蟋蟀过笼多只。当时文坛画场，以促织为题之作，连篇迭踊，盛况空前，足观一代之风尚。美国大地自然博物馆，藏有一幅儿童斗蟋情景的中国画，即南宋之遗物。
就在此时，出了位有名的“蟋蟀宰相”，即南宋将亡之际的权相贾似道。此人曾以右丞相之职领兵救鄂州（今湖北武昌），但他畏敌如虎，踌躇不前，私向蒙军统帅忽必烈求和，答应称臣纳币，尔后诈称败敌凯旋。从此专权多年，封太师，平章军国重事。他不以军国为重，政无大小，都在其西湖葛岭的私宅裁决。襄阳被蒙军围攻数年，他隐题匿不报，又不派兵全力援救，却成天在葛岭私邱率闲堂与群妾踞地斗蟋蟀。其间狎客入，戏之曰“此军国重事邪？”他听到竟然一点也不脸红。朝廷的腐败，最终导致了南宋小朝廷的崩溃。
贾似道作为一代权相，斗蟋蟀误国，落得个千古骂名。然而，他作为斗蟋爱好者，却总结经验，编写了世界上第一部关于蟋蟀研究的专门著作——《促织经》，堪称中国昆虫学研究的开创者之一。贾氏《促织经》原著今已不传，现在见到的是明人周履靖的续增本。全书洋洋万言，详细地介绍了捕捉、收买、喂养、斗胜、医伤、治病、繁殖等方法。“论斗”一节，有“促织三拗”之说。拗者，不顺常情也。三拗是：“赢叫输不叫，一也；雌上雄背，二也；过蜑有力，三也。”蜑，即精囊。过蜑，精囊肥大。其观察可谓细致入微。尤其对蟋蟀交配习性的发现，更是发前人所未发，颇足称述。在今天，对于昆虫学史的研究，亦不失为一份难得的史料。
“蟋蟀皇帝”——斗蟋文学名著见之于明清
明清两代历时五百四十三年，斗蟋之风经久不衰，尤以明宣德年间为盛。其时出了位酷好促织之戏的皇帝，岁岁有征，民不堪扰。皇帝曾教令苏州知府采办促织。 “今所进促织数少，又多细小不堪的。已敕他每（们）……要一千个，……不要误了。”搜觅千头上好蟋蟀，谈何容易！一敕至府，健夫小儿，常“群聚草间，侧耳往来，面貌兀兀，若有所失”，“至于溷厕之中，一闻其声，踊身疾趋如馋猫。”（明袁宏道《畜促织》）。为进贡一头蟋蟀而倾家荡产，家破人亡的不在少数。可谓中国蟋蟀史上的“血泪篇”。
清代文学家蒲松龄曾将这一血泪篇章写成一短篇小说，名《促织》。内容说的是明宣德年间，里胥奉上司之命向一穷困潦倒的读书人成名索要蟋蟀，成名到处捕捉不得。就在他惶惶不可终日，“忧闷欲死”之时，终于得到一头佳品，谁知刚刚到手，却被顽皮的儿子捏死了。儿子惧怕父亲责骂，投井自尽。虽被救起，却长眠不醒，其魂魄已化作一只轻捷善斗的蟋蟀。其父得之，献给皇帝，得了重赏。这段生生死死的故事，入木三分地揭示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堪称一着“蟋蟀佳作”。近人将此故事改编为电影上映，直题其名日“蟋蟀皇帝”，真乃画龙点睛，一语破的。
贾似道的《促织经》问世以后，明清两代有关蟋蟀的专著又相继出过多部。除前已提及的《促织经》和《畜促织》之外，还有明代刘侗著的《促织志》，清代更有金文锦的《促织经》，石莲的《蟋蟀秘要》，朱翠庭辑的《蟋蟀谱》，金六（音伊）厂删定的《促织经》和朱从延纂辑、林德垓、庄乐耕重订的《蚟孙鉴》等。汉代楚人称蟋蟀曰蚟孙。王孙或即蝗孙，这些著作，大都以贾似道的《促织经》为基础，增益而成。
近代，李文翀于1930年出版了《蟋蟀谱》一书，同年，李石孙、徐元礼等又编辑出版了一部集大成之作《蟋蟀谱》，全书十二卷，为盆图一卷，卷首一卷，谱十卷。此书卷帙虽繁，内容仍未突破前人窠臼，故亦可视为明清文献之余绪。
蟋蟀协会——“蟋蟀文化”的复起
纵观历史，北京斗蟋之风习，可谓源远流长，在明清文献中即屡见记述。明袁氏《畜促织》中说：“京师人至七、八月，家家皆养促织。”清人潘荣陛的《帝京岁时纪胜》中记载：“都人好畜蟋蟀，秋日贮以精瓷盆盂，赌斗角胜，有价值数十金者，为市易之。”
清朝的王公贵族，是在入关后才始嗜斗蟋之戏的。每年秋季，京师就架设起宽大的棚场，开局赌博。牵头的是织造府，因蟋蟀有促织之名，也就隶属于它们的管辖范围之内了，织造府为此发表告示规条，兴师动众，一时北京城成了以蟋蟀胜负而相角逐的一座赌城。
北京平民百姓的斗蟋，与之不同，多属游乐性质。据老人们回忆，早年规定以二十四罐为一桌，即一组。斗前先比较双方蟋蟀的体型大小，如同今日之拳击比赛，非同一等级的不相斗，大小相当的才能放入盆中一决雌雄。多数以月饼、花糕、水果为赌注，胜利一方的主人及围观者均可大饱口福，以求一乐。
在日伪侵占北京时期，北平庙会上都有出售蟋蟀的市场，摊贩少则几十，多则数百，人来人往，熙熙攘攘。一入秋来，京郊草丛废墟中，觅蟋者成群结伙，或为三五少年，或为两三白头，其兴致之浓，不亚于嗜猎垂钓。然而比起往昔，这情景只不过是斗蟋传统的残风余韵罢了。
斗蟋之戏，约源于唐，著于宋，而盛于明清。至近代，由于外敌入侵，内祸连绵，人民涂炭，自顾不及，何暇于蟋。故至1949年前夕，斗蟋之俗已渐近绝迹。近几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文化娱乐活动的多样化，民间斗蟋之风复起，上海已出现上万人参与的蟋蟀市场，天津等一些城市已建立起了蟋蟀协会，组织斗蟋大赛，大有盛况空前之势！斗蟋已不是少数人的赌博手段，它已和钓鱼、养鸟、种花一样，成为广大人民彼此交往、陶冶性情的文化生活，或可称之为具有东方特色的“蟋蟀文化”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