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的一位工作人员甘阳先生最近发表了这样一篇文章，题目叫《中国道路：三十年与六十年》其特点是假设了一种论调，然后和唐吉歌德一样，向假想的敌人攻击，所以表面看甘先生总是对的。试看下面几个莫须有的论点：
甘阳先生说：把改革论述仅仅局限于“后79”，不仅人为地割裂了新中国前三十年（1949－1979）和后三十年（1979至今）的历史连续性，而且这种论述往往隐含着把二者完全对立起来的强烈倾向，这就是很多人在强调中国经济改革高度成功的时候，总是首先隐含着一个对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否定，似乎只有全面否定前三十年才能够解释后三十年中国的改革成功。
既然谈的是改革，自然要有一个分期，拐点和对比。难道我们今天上上下下讲的改革，不是改革毛泽东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经济路线而是改革国民党统治的政治经济路线？那叫革命不叫改革！
探讨过去奉行苏联的计划经济改变为今天的市场经济，必然要划分前30年和后30年，这才是改革论述。探讨中共建政60年的经济是另一码子事。甘先生非要混在一起，是糊涂还是战风车呢？
甘阳先生说：世界银行行长（前美国国防副部长）最近说，过去25年来全球脱贫所取得的成就中，约67%的成就应归功于中国，因为中国经济的增长使得4亿人摆脱了贫困。这种巨大成就是实实在在的，不容抹煞的。
这是哪位行长在什么场合说的？又是怎样说的？在30年前，中国人口约8亿，目前约12亿。如果有4亿人脱贫，说明中国有超过50%-33%的人口在前30年处于世界贫困线以下，至少占世界总人口的12%。中国今天没有完全脱贫，还有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例如山西砖窑的奴工），说明中国的贫困人口在前30年占世界总人口的15%以上，为此在全球脱贫中占个绝对多数有什么好庆祝的？
去年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市召开的国际农业经济学家协会年度会议上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授巴里•波普金报告说，现在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过胖人口（已达10亿）大于饥饿人口（只有8亿）。这是科技进步的成就，今天的中国也不例外，并没有特别的。
世界粮食计划署、粮农组织和国际农业发展基金4日在日内瓦举行的一个联合记者会上透露，全球目前有8.54亿饥饿人口，其中非洲的情形最为严重。非洲目前人口约41亿。即便目前全部饥饿人口来自非洲，不过是非洲总人口的20%。而中国在30年前饥饿人口的百分比远远高于此数！甘先生如何解释毛泽东这个成绩呢？我们当年可是被提醒要时时刻刻想着全世界三分之二的受苦受难的人哪！
甘阳先生说：另外一个传统则是共和国开国以来，毛泽东时代所形成的传统，这个传统的主要特点是强调平等，是一个追求平等和正义的传统。
这又是甘先生杜馔出来的传统。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原来皇帝治下官员分的7品，成了21甚至27级。直到现在还是等级森严，使中国历史上等级最多的社会。不同的级别在政治待遇，福利，退休，医疗，差旅上分得一清二楚。50 年代，看看小汽车后窗帘的关闭程度就可以知道是几级的官员。当时高级官员乘苏联的吉坶汽车，特级的乘苏联的吉斯，而毛泽东的吉斯的轮子是黑色护盖的，一点都错不得。在赤地万里的大饥荒时，高干是依靠特别供应生活的。这是什么平等？
在毛泽东批判所谓“资产阶级法权”，下令停发稿费的时候，毛泽东照样拿稿费，这是什么平等？在66年八月“破四旧”如火如荼时，毛泽东照样在中南海跳交际舞，而外面多少人因为有张跳舞的照片就被批斗游街。这是强调平等的传统？
这还是“小事”。再从国家制度上看，不但把老百姓平白无故分为三六九等，不经过任何法律认定就剥夺了相当一批人（绝不只5%）的劳动权利，居住权利和受教育的权利。他们”是“敌人”，是社会的贱民。生命和自由没有任何保障，而且是世袭的。
即便是所谓的人民内部，还划分了城市户口和农业户口。占人口90%的农民是三等公民。他们不许到城市来，他们离开原产地就是犯法，罪名是“流窜”，“盲流”。即便到今天，他们到城里工作了几年也还是“暂住”；为了“合法”地在城市工作，他们要付城里人不需要付的特别费用，而且可以被随时递解回乡。
按照马列主义，即便是封建社会的农民也是有离开土地的自由。但“新中国”的农民没有。即便到90年代，大社会学家费孝通还为这个制度发明了个“离土不离乡”的说法，无非是怕进城的农民跑了，赶着给他们打个下等阶级的烙印。按照马列主义，改变生产方式三年就改变了阶级成分，但到现在，在地盘上工作十年的工人还是“农民工”。这是什么平等传统？符合什么经济学说？请甘先生指教！
甘阳先生说：“和谐社会”这个概念本身毫无疑问是植根于中国儒家传统的，这与执政党以往强调的西方传统的“阶级斗争”概念有根本的不同；其次，“和谐社会”的实质目标亦即“共同富裕”则是毛时代社会主义传统的核心追求；
怪不得甘先生没有在美国支加哥大学拿到博士学位呢，原来他的论据全是无中生有。“阶级斗争”是马列主义的传统，什么时候成了西方的传统？和谐的英文按《金山词霸》翻译成Harmonious 。有协调一致的意思。但什么是和谐社会？舆论一律？新闻导向？隐瞒非典？禁止游行？封闭报社？还是做飞机给被奴役几年的窑工送几千元？到要想甘阳先生给和谐社会一个定义。
毛泽东就是不许国民富起来，说“富了就要变修”，所以前30 年商品经济发展不起来。笔者亲耳听过传达，几个工人搞地下修车厂，赚了4 千多元被判处死刑。那不是在文革，是在刘少奇最红的1962年！
也许甘先生是后生，不知道当年“长途贩运”等同“投机倒把”，而“投机倒把”等同强奸抢劫。其实投机倒把不过是互通有无的生意。甘先生不知道这些就要好好读书。
甘阳先生说：我们今天或许很有必要重新思考毛泽东当年提出的区分“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的重要思想。中国改革过程目前存在的种种矛盾张力和冲突，大多数仍然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而不宜轻易把它们看成是你死我活的 “敌我矛盾”。
甘先生先表白自己推崇平等传统，接着又要推崇毛的两种矛盾，只能说他是自我矛盾。所谓人民是违法宪法的非常模糊的名词。一个人只要不犯法并被法律剥夺某些政治权利，他就是和其他公民一样的国民。他即便犯了法，被罚了款，坐了牢，也未必就是敌人。请问甘先生，过失杀人的人是什么敌人？因抢救无力导致石油钻井平台倒塌，被追究刑事责任而坐牢的官员是敌人还是人民？现在入狱几年的党员还可以保留党籍，到哪里找敌我矛盾？
一个国家在正常时期是没有敌人的，但有犯罪分子。毛泽东和甘阳先生所说的矛盾，无论是“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全是指的社会矛盾，和一般犯罪无关。除非政府官员与民为敌，那来的敌我矛盾？毛泽东与胡风为敌，整肃了一个社会阶层，是“敌我矛盾”；毛泽东搞阳谋，把知识分子有计划地打成右派，非法剥夺他们的各种权利，是以知识分子为敌，当然是“敌我矛盾”；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把守法的百姓，官员，同事，部下批斗，监禁，大肆毁坏文化古迹，和全中国人民为敌，那才是不折不扣的敌我矛盾。现在还有么？甘先生是思维没与时俱进，还是也有人分九等的共鸣？
甘阳先生说：我在不久前曾经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含义实际就是“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因为首先，中华的意思就是中华文明，而中华文明的主干是儒家为主来包容道家佛教和其他文化因素的；其次，“人民共和国” 的意思表明这共和国不是资本的共和国，而是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者为主体的全体人民的共和国，这是社会主义的共和国，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实质就是“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国改革的最深刻意义，就是要深入发掘“儒家社会主义”的深刻内涵，这将是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的最大课题（参见本文附录：“关于中国的软实力”）。
甘先生这位非博士开始讲昏话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做了一番文字游戏就成为“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原来中华就是儒家。照这个游戏，陈水扁搞台独是分裂中华，因为他说话行事有儒家的影子。可达赖要搞藏独就怪不得他了，他是信喇嘛教的，不懂儒家。甘先生还说“人民”就不是“资本”，是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者的国家。那么我们如何对付今天的“民营企业家”呢？统统叫他们加入共产党，就当了“其他劳动者”？拒不入党者，不是敌人就是二等国民？甘先生六四后跑到资本共和国，混不下去，又到了一国两制的资本制地区，却叫我们憧憬一个“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他不是骗子又是什么？
甘阳先生说：为什么中国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改革后取得了比较大的成功，而前苏联东欧当年的经济改革却不成功从而导致全盘的社会解体？我们今天必须重新提出这个老问题，亦即在原社会主义国家中，为什么中国的经济改革反而能比前苏联东欧国家更成功？
甘先生又在假设，苏联东欧何时“全盘的社会解体”？俄国今天是中国的战略伙伴，难道中国外交那么蠢，找了个社会全盘解体的战友？东欧不少国家已正式加入欧盟，难道西方那么大公无私，把社会解体的国家养了起来？
甘阳先生说：毛泽东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确实对当时的中国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但这种破坏同时是一种“创造性破坏”，这就是破坏了中国变成苏联式计划经济的方向，创造了中国经济体制在改革前就已经不是苏联式的中央计划经济结构，从而为邓小平时代的经济改革奠定了根本基础。
这大约是甘先生活学活用毛主席语录“坏事变好事”。由此推论，袁世凯当皇帝是第一功，日本侵华是第二功，蒋介石则立了第三功。轮到毛泽东只能是第四功了。六四的屠杀（或者暴乱）是第五功。啊弥佗佛！
甘阳先生说：毛泽东搞破坏的故事是人所共知的：1958年大跃进毛泽东把中国88％的工厂的管理权全部移出中央部委的管辖范围，而把它们转交给各级地方政府管理，把财权、企业权统统给地方，不但各省、各地区、而且各县都有自成一套的工业，这就是毛泽东所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主张，要求每一个县都可以自己发展工业。1961年以后刘少奇把所有的工厂都收回中央管辖，但毛泽东1964年以后又开始把所有的经济下放给地方，提出要“虚君共和”，反对一切由中央管辖。
毛泽东对分权是这样总结的“一统就死，一死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他之所以要把经济下放，是他的小农经济思想。在他“五七”批示中讲得很清楚。他要建的是小而全的自给自足的社会。毛泽东当然不是计划经济的倡导者，他是要把社会拉回几千年，回到秦朝，行秦制。所以才有至今还存在的户口制度。这个制度不光是政治制度，还是中国基本的经济制度，严重地制约了中国向现代化国家转型。这样的破坏根本没有任何好的因素。日本统治台湾几十年，是不是请甘先生来给评功摆好？
甘阳先生说：由于毛泽东从“大跃进”开始力图把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引入到乡村，不断把中国的企业和经济下放到社会基层，使得中国的乡土社会不是外在于中国的工业化过程之外的。在毛时代，交通、水电以及至少小学教育和赤脚医生的进入乡村，都是中国乡镇企业在七十年代后可以大规模发展的根本性基础。八十年代中国乡镇企业的运作方式也几乎完全是“大跃进”式的，所谓“村村冒烟”本身就是“大跃进”的传统。
据说谎言说多了就是真理。大跃进的传统是什么？是今天官员弄虚作假，不顾国民生死大搞政绩的传统。是不听干部胡指挥就扒房子砸饭锅的传统。没有受过任何医疗教育的青年（不少是无知识青年），就因为他们是城市来的，就可以为农民治病，是愚弄农民。中国在毛泽东时代有几亿文盲，大学不说，农村小学，中学至今没有象样的校园。当时广大农村根本没有公路和水电。甘先生最好查查中国国内出的统计资料再来说话。
按照甘先生的逻辑，我们今天应当为大灾荒饿死的几千万同胞立个碑，由甘先生带领我们在碑前宣誓：你们是为了我们改革开放牺牲的，没有你们的死，就没有我们的改革，你们死得其所，重于泰山，安息吧！
甘阳先生说：苏联道路是高度依赖技术专家来贯彻中央计划经济指令的道路，而“延安道路”则是一切首先发动群众依赖群众的道路。走苏联道路就要强调技术专家，就要强调知识分子政策，而走“延安道路”则要首先强调人民群众，要强调所谓“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
看来甘阳先生应当被称为甘阳同志了，而且是老革命老同志了。笔者是在提倡“又红又专”的时代长大的。那时候读书好，老实不会吹牛的同学是被贬低的对象。只要思想“红”，出身“好”，学习不好也可以入团，为上大学打下基础。到了1965年，我们全猜出来高考语文作文题目：“论又红又专”。这个口号和文革时毛说的：“抓革命促生产”一样，真的只是前面的，后面是骗人的，不过是说明毛泽东胡搞他也心虚。
文革前包括雷锋在内树立了一大批英雄模范：向秀丽，欧阳海，。。。。。鲜有一个懂业务的。照今天的观点看雷锋死于安全事故，他是被汽车撞倒的电线杆砸死的，没有任何安全设备；欧阳海救火车前的骡子，可以说完全没有必要；向秀丽用身体救金属钠的火，说明工厂没有为工人安全做了任何防御。他们的死是制度害的，是可以避免的，是不应当作为“又红又专”来吹捧的，他们但分专一点也不会这样失去了宝贵的生命。
至于什么是“延安道路“，建议甘先生看看《红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一书再说话吧。
在很多年前，笔者就被迫和甘先生打过笔战。那次甘先生硬把笔者当成沈昌文先生，破口大骂。笔者就指出甘先生是两面派。许多年过去了，甘先生到是没变， 还是两面派。
一方面，甘先生在资本主义发达地区享受资本主义给他的好处；一方面甘先生告戒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同胞要感谢毛主席。甘先生没有是非观念，他是毛泽东思想教育出来的狼崽。
六四时，甘先生本是旁观者，到了最后的时期却押错了牌，成了动乱分子；借机跑到美国读书；偷渡时带上的是毕业证书，美国大学录取书。由于他的思维方法是毛泽东式的，既假立辩论观点（这当然好驳），没有获得学位，从此又成了反美的左派。为了讨好中共，他千方百计从自由派中脱出来。他在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里极力表白自己是一贯正确的。现在他竟然写了《中国道路》， 目的无非是说明中国共产党是一贯正确的，是留美学者得出结论，多么有说服力呀！
可悲的是甘阳的道路就是这条中国道路。他的辩论手法是毛泽东的，他的忘恩负义是红卫兵的，他的人品是共产党员的，他的表现是有代表性的。所以笔者用了一个晚上，写就此文驳一驳甘阳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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