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她说要去罗浮山见原下乡时的一位参谋长，我犹豫了一下，对她说，我有事，无法陪她去了。
三十多年前，我回国后没几年，在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中，我带着两个妹妹随同一大批归侨知青下到在海南岛的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当地农场改为兵团后，来了一大批现役军人。农场生活习惯和工作作风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到处呈现出军事化的味道。下乡没多久，我被抽调到师部写报导，接着又借调到《兵团战士报》工作。
那时，听说我原来那个团的ＴＡＯ参谋长因小资作风严重，被师里调去安排闲职思过。从另一个团调来了一位很厉害的罗ＬＵＯ参谋长来，据说他以脾气凶暴远近闻名。
有一次团部放电影，附近公社的插社青年也来看（当时除了知青大批下乡以外，一些城镇也将无业社会青年动员下乡插队插社），其中有一位潮汕插社青年因没买票企图混入电影场而与守门的发生争执，被警卫班的战士拉到办公室讯问，参谋长过来对这个青年就一个巴掌，这个青年毕竟是大陆来海南的，多少也算是见过世面的人，于是大声抗议：
“解放军打人！”
“不错！解放军打坏人，不打好人！”参谋长也一边应答，一边又第二个巴掌打了过去。吓到这青年不敢再还嘴了。
有一次也是团部放电影，参谋长站在司令部楼上看到武装连进场时稀稀拉拉的不成队形，气到他发抖，跑到扩音机前把指导员喊来，命令他们排好队伍跑步７公里多回到连部，再从连部跑步回来看电影，中间要翻过几座山，累到大家个个哭丧着脸，那还有心情看电影了。
很快参谋长性格凶暴而且动不动就打人的消息传到连小孩都知道了。团部小孩哭闹的时候，大人如果劝不止时，只要大喊一声：“再哭！参谋长来了！”于是小孩会惊吓得立即止哭。
我与这位参谋长的遭遇是在１９７０年的夏天，当时我接受《兵团战士报》的任务到二师另一个团采访知青接受所谓再教育的事。突然有一天，我原来的团部打电话找到我，叫我火速回家，说我小妹妹有事。我远在二百公里外偏僻的连队里，来不及细问就动身回团里。到家一看，才知道是我妹妹在开荒大会战的工地上无法适应那种生活，思想不通，精神错乱，一见到我，立即指向远方天上说：
“哥哥，你看轮船从云里开来了，来接我们出国……”
对她这个样子，我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呆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
老工人在一旁纷纷劝说我赶紧带她回父母身边，抓紧时间医治。我一听，晚饭都没吃，立即跑到团部找司令部开通行证（那个年代没有通行证是过不了海的）。
司令部的张参谋是地方干部，知道知青的底细，本来如果单独遇到他的话，什么事都不会发生，可那晚偏偏遇上参谋长坐在一边，他看到我要办《兵团战士通行证》过海回大陆，要我说明原因，我说了，他又问我是那个单位的，单位意见呢？我说我是借调到《兵团战士报》的，出差在外，中途听到妹妹出事才紧急赶回来，无法再回到两百公里外的报社写证明，希望特殊问题特殊处理。
“不批！”他一听，来火了。
“不批？请讲道理！”我看到他竟不讲理，也火了。
接下来双方开始发生激烈的争吵，他大声地训我，说我不要以为知识青年肚里有几滴墨水就可以目中无人，等等，我记得当时心里只为妹妹的事着急，别的一概置之度外，我也回敬他说不要以为自己当一个小官就可以不讲理，不顾群众死活。这下他更火暴了，我知道他此时此刻是强忍住不出手打人的。那晚，办公室外围了一大圈的人在看热闹。因为他们没有看过敢与参谋长顶嘴的人。当时我虽在兵团报社上班，但关系仍是在团政治处，我看到主管政治处的杨副政委从外地回来，经过门口，我真希望他能帮一下我这下属解围，令我失望的是，他只探头望了一下，看到参谋长在厉声训斥，不敢进来，赶紧避开了。
晚上９：３０下班，参谋长怒气未消，还不断地大声训斥我，机关的人也不敢先下班走。１０：３０电厂停电了，张参谋只好点起蜡烛让参谋长继续训我。晚上１１点了，他看我不出声了，就说：“明天团党委开会，让党委来处理你！”
通行证开不到，在参谋长面前我强忍住不让一滴泪流出。
回到宿舍，我抱着神智不清的小妹妹的头大哭一场，小妹妹却大声狞笑，看到这情景，老工人们在一旁叹息，有的妇女流出了眼泪。
第二天中午，组织科的郑干事从党委会议室出来找我谈话，告诉我参谋长在党委会上讲述我如何顶撞领导，目无纪律，要我留在团里写检讨。我很不服气，说：
“这不是连辩解的机会也不给我了么？”
郑干事是现役军人，他不出声，只是苦笑了一下。
于是我只好将妹妹送去团部医院，天天陪着她，哄她服用“冬眠灵”，就这样过了将近一个月。
兵团战士报社发现我失踪好长时间，向师政治部查问，师又向团部查问，才知道我在团里发生的事情，使我得于结束这种变相隔离反省的状态，让我带妹妹回广州看病。但已无济于事了，妹妹精神分裂的症状已十分严重了，有时脱光衣服满山跑。我妈妈看着好好一个花季少女变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悲痛欲绝，边哭边跟我说：“妈不放心你们兄妹呀，干脆也搬到海南照顾你妹妹吧。”在当时，作为归侨知青，用今天的话说，是弱势一群和无助者，遇到问题只能自己设法去面对了。父母亲就这样从大陆迁到了海南。
这以后的几年里，我一直带着妹妹辗转各地医院求医，但始终未能治好。
当年与参谋长争执的一幕成了一个恶梦深深地铭刻在我心里。仅仅是为了一张通行证，为了带妹妹回大陆治病的通行证。
１９７４年，兵团改制，农场划归农垦系统，现役军人全部从海南撤退回大陆。
组建兵团时这些现役军人都是带家眷来的，但撤退时只能让未成年的子女和一个成年子女随迁。参谋长已参加工作的有两个女儿，大女儿随迁后，二女儿的调动就成了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当时已有知青通过招工、病退、困退和招生等回城的政策，对兵团现役军人的子女而言，只有招生的政策比较好套用。但在那个年头，由于政治运动不断，还没有形成明目张胆搞关系走后门的风气。当时我已在场政治处任副主任主管文教工作，招生问题归我管理。于是参谋长的太太来找到我，要求让她二姑娘能通过招生回城。还说到她老头脾气不好，得罪了许多人，现在大人走了，让小女儿独自留在海南，她放心不下。
当时我没明确答复她，我一个晚上睡不着觉，我想到这几年来，为了疯去的妹妹我承受了多大的压力和痛苦，想到那年如果参谋长不刁难我，我能及时送妹妹回大陆，或许有可能不至于今天这样悲惨结局。
现在，也轮到他为了自己女儿的命运找我来了。
几年来的仇恨像一股怒火从心底升起。
当时，要报这个仇、解这个恨是不用费气力的，招生的规则程序很清楚：一是要有指标；二是要有基层群众推荐签名和生产队党支部批准；三是要过农场审查放人的关；最后才送招生工作组。那时的招生，实际上也是让广州知青多一条渠道回城。所以只要农场能通过，送到招生工作组的名单，只要是知青，基本上都是录取的。况且一些有背景的知青家庭已通过各种关系带名单来做农场的工作。后来，城里为了不引起农场的反感，也放一些机动名额让非知青的农场职工子弟报名，于是到后期就出现了各种后门交易的现象。这种现象的严重程度是根据各地主管这项工作者修养和具体单位的风气决定的。当时我所在的场由于主持工作的场长是比较正直的地方干部，加上负责具体工作的我又是一个知青，没有地方上的利益背景，所以受到的干扰还算比较小。
但场长还是专门为参谋长女儿的事找我商量，要我从情理角度多一些考虑，也由于全场都知道我同参谋长的关系恶劣，所以如果由我出面处理他女儿的事，恐怕是最好不过的了。
凭良心话，参谋长的二姑娘是一个品性很好的孩子，首先是她将随迁的名额主动让给了姐姐，说自己年龄还小，机会相对较多。她在连队工作踏实，没有优越感，工人对她评价都很好。因家庭亲人的不幸造成的痛苦，我是正在切身经历和体验着的。现在又可能因骨肉的分离造成另一个家庭的痛苦，甚至影响一个女孩子、一个比我妹妹还小的女孩一生命运！
我记得有这样一句话：“相信上帝的人应当在生活中体现他们的信仰，而不信上帝的人则应本着爱与正义的原则而活着。”爱和正义是人的本性，当每一个人都能体现出丰富的人性和生命关怀时，也就拥有超越仇恨和敌意的心理力量，心灵就会恢复健康，世界重新充满了活力和光彩，道路也因此变得更加开阔。
有时，人要超越仇恨，也是一瞬间的事！
我立即打电话叫姑娘所在的三八队指导员到我的办公室来，多分配一个机动名额给她那连队，要她在党支部讨论一下，看能否取得工人的推荐签名，让参谋长的二姑娘报名中专。
三八队指导员是退伍军人家属，内心非常理解和同情兵团军人的遭遇，回去召开支部会和群众大会后，果然把一个广州知青和参谋长的二姑娘推荐上来了。整个过程由于是严格按照推荐程序，就连姑娘本身也不知背后有人关心她的命运，直到她离开海南赴广州上学，我甚至一句话也没有同她以及她父母交谈过。农场知道这个过程和背景的人不多，估计后来也不会有人告诉过她。
一幌将近三十年的时间过去了，现在参谋长的二姑娘早在广州落户安家，先生是广州军区的干部，自己则在军区某宾馆当部门经理，家庭美满，生活安定。
我想起了还关闭在海南岛精神病院的妹妹，当年发病时还是１６岁不到的青春少女，三十多年来在精神病院里关到现在，已是快５０岁的疯女人时，心里一阵阵地绞痛。我也因此经常常陷入矛盾和痛苦的深渊，为这几十年荒唐的历史感到悲哀。
三十几年的时间是在艰难困苦中熬过去的。
这次朋友见了参谋长，回来告诉我：参谋长老了，讲话也没有气力了，耳朵听力也不好，但他还是问我的朋友我现在怎么了？我那小妹妹情况怎样了？
我听了后默然无语，突然觉得这几十年的经历，在宇宙时空中，仅仅是一个零的近似值，但就这个微小的历史过程，却还那么痛苦地烙印在我的心里。
其实是我不愿去见这位过去下乡时的团参谋长的，是因为我无法承受又去撕裂那荒唐年代给我留下的、已经淡去而又无法忘却的历史伤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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