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她說要去羅浮山見原下鄉時的一位參謀長，我猶豫了一下，對她說，我有事，無法陪她去了。
三十多年前，我回國後沒幾年，在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高潮中，我帶著兩個妹妹隨同一大批歸僑知青下到在海南島的廣州軍區生產建設兵團。當地農場改為兵團後，來了一大批現役軍人。農場生活習慣和工作作風發生了翻天復地的變化，到處呈現出軍事化的味道。下鄉沒多久，我被抽調到師部寫報導，接著又借調到《兵團戰士報》工作。
那時，聽說我原來那個團的ＴＡＯ參謀長因小資作風嚴重，被師裡調去安排閑職思過。從另一個團調來了一位很厲害的羅ＬＵＯ參謀長來，據說他以脾氣凶暴遠近聞名。
有一次團部放電影，附近公社的插社青年也來看（當時除了知青大批下鄉以外，一些城鎮也將無業社會青年動員下鄉插隊插社），其中有一位潮汕插社青年因沒買票企圖混入電影場而與守門的發生爭執，被警衛班的戰士拉到辦公室訊問，參謀長過來對這個青年就一個巴掌，這個青年畢竟是大陸來海南的，多少也算是見過世面的人，於是大聲抗議：
「解放軍打人！」
「不錯！解放軍打壞人，不打好人！」參謀長也一邊應答，一邊又第二個巴掌打了過去。嚇到這青年不敢再還嘴了。
有一次也是團部放電影，參謀長站在司令部樓上看到武裝連進場時稀稀拉拉的不成隊形，氣到他發抖，跑到擴音機前把指導員喊來，命令他們排好隊伍跑步７公里多回到連部，再從連部跑步回來看電影，中間要翻過幾座山，累到大家個個哭喪著臉，那還有心情看電影了。
很快參謀長性格凶暴而且動不動就打人的消息傳到連小孩都知道了。團部小孩哭鬧的時候，大人如果勸不止時，只要大喊一聲：「再哭！參謀長來了！」於是小孩會驚嚇得立即止哭。
我與這位參謀長的遭遇是在１９７０年的夏天，當時我接受《兵團戰士報》的任務到二師另一個團採訪知青接受所謂再教育的事。突然有一天，我原來的團部打電話找到我，叫我火速回家，說我小妹妹有事。我遠在二百公里外偏僻的連隊裡，來不及細問就動身回團裡。到家一看，才知道是我妹妹在開荒大會戰的工地上無法適應那種生活，思想不通，精神錯亂，一見到我，立即指向遠方天上說：
「哥哥，你看輪船從雲裡開來了，來接我們出國……」
對她這個樣子，我沒有任何思想準備，呆在那裡不知如何是好。
老工人在一旁紛紛勸說我趕緊帶她回父母身邊，抓緊時間醫治。我一聽，晚飯都沒吃，立即跑到團部找司令部開通行證（那個年代沒有通行證是過不了海的）。
司令部的張參謀是地方幹部，知道知青的底細，本來如果單獨遇到他的話，什麼事都不會發生，可那晚偏偏遇上參謀長坐在一邊，他看到我要辦《兵團戰士通行證》過海回大陸，要我說明原因，我說了，他又問我是那個單位的，單位意見呢？我說我是借調到《兵團戰士報》的，出差在外，中途聽到妹妹出事才緊急趕回來，無法再回到兩百公里外的報社寫證明，希望特殊問題特殊處理。
「不批！」他一聽，來火了。
「不批？請講道理！」我看到他竟不講理，也火了。
接下來雙方開始發生激烈的爭吵，他大聲地訓我，說我不要以為知識青年肚裡有幾滴墨水就可以目中無人，等等，我記得當時心裏只為妹妹的事著急，別的一概置之度外，我也回敬他說不要以為自己當一個小官就可以不講理，不顧群眾死活。這下他更火暴了，我知道他此時此刻是強忍住不出手打人的。那晚，辦公室外圍了一大圈的人在看熱鬧。因為他們沒有看過敢與參謀長頂嘴的人。當時我雖在兵團報社上班，但關係仍是在團政治處，我看到主管政治處的楊副政委從外地回來，經過門口，我真希望他能幫一下我這下屬解圍，令我失望的是，他只探頭望了一下，看到參謀長在厲聲訓斥，不敢進來，趕緊避開了。
晚上９：３０下班，參謀長怒氣未消，還不斷地大聲訓斥我，機關的人也不敢先下班走。１０：３０電廠停電了，張參謀只好點起蠟燭讓參謀長繼續訓我。晚上１１點了，他看我不出聲了，就說：「明天團黨委開會，讓黨委來處理你！」
通行證開不到，在參謀長面前我強忍住不讓一滴淚流出。
回到宿舍，我抱著神智不清的小妹妹的頭大哭一場，小妹妹卻大聲獰笑，看到這情景，老工人們在一旁嘆息，有的婦女流出了眼淚。
第二天中午，組織科的鄭幹事從黨委會議室出來找我談話，告訴我參謀長在黨委會上講述我如何頂撞領導，目無紀律，要我留在團裡寫檢討。我很不服氣，說：
「這不是連辯解的機會也不給我了麼？」
鄭幹事是現役軍人，他不出聲，只是苦笑了一下。
於是我只好將妹妹送去團部醫院，天天陪著她，哄她服用「冬眠靈」，就這樣過了將近一個月。
兵團戰士報社發現我失蹤好長時間，向師政治部查問，師又向團部查問，才知道我在團裡發生的事情，使我得於結束這種變相隔離反省的狀態，讓我帶妹妹回廣州看病。但已無濟於事了，妹妹精神分裂的症狀已十分嚴重了，有時脫光衣服滿山跑。我媽媽看著好好一個花季少女變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悲痛欲絕，邊哭邊跟我說：「媽不放心你們兄妹呀，乾脆也搬到海南照顧你妹妹吧。」在當時，作為歸僑知青，用今天的話說，是弱勢一群和無助者，遇到問題只能自己設法去面對了。父母親就這樣從大陸遷到了海南。
這以後的幾年裡，我一直帶著妹妹輾轉各地醫院求醫，但始終未能治好。
當年與參謀長爭執的一幕成了一個惡夢深深地銘刻在我心裏。僅僅是為了一張通行證，為了帶妹妹回大陸治病的通行證。
１９７４年，兵團改制，農場劃歸農墾系統，現役軍人全部從海南撤退回大陸。
組建兵團時這些現役軍人都是帶家眷來的，但撤退時只能讓未成年的子女和一個成年子女隨遷。參謀長已參加工作的有兩個女兒，大女兒隨遷後，二女兒的調動就成了一個很棘手的問題。當時已有知青通過招工、病退、困退和招生等回城的政策，對兵團現役軍人的子女而言，只有招生的政策比較好套用。但在那個年頭，由於政治運動不斷，還沒有形成明目張膽搞關係走後門的風氣。當時我已在場政治處任副主任主管文教工作，招生問題歸我管理。於是參謀長的太太來找到我，要求讓她二姑娘能通過招生回城。還說到她老頭脾氣不好，得罪了許多人，現在大人走了，讓小女兒獨自留在海南，她放心不下。
當時我沒明確答覆她，我一個晚上睡不著覺，我想到這幾年來，為了瘋去的妹妹我承受了多大的壓力和痛苦，想到那年如果參謀長不刁難我，我能及時送妹妹回大陸，或許有可能不至於今天這樣悲慘結局。
現在，也輪到他為了自己女兒的命運找我來了。
幾年來的仇恨像一股怒火從心底升起。
當時，要報這個仇、解這個恨是不用費氣力的，招生的規則程序很清楚：一是要有指標；二是要有基層群眾推薦簽名和生產隊黨支部批准；三是要過農場審查放人的關；最後才送招生工作組。那時的招生，實際上也是讓廣州知青多一條渠道回城。所以只要農場能通過，送到招生工作組的名單，只要是知青，基本上都是錄取的。況且一些有背景的知青家庭已通過各種關係帶名單來做農場的工作。後來，城裡為了不引起農場的反感，也放一些機動名額讓非知青的農場職工子弟報名，於是到後期就出現了各種後門交易的現象。這種現象的嚴重程度是根據各地主管這項工作者修養和具體單位的風氣決定的。當時我所在的場由於主持工作的場長是比較正直的地方幹部，加上負責具體工作的我又是一個知青，沒有地方上的利益背景，所以受到的干擾還算比較小。
但場長還是專門為參謀長女兒的事找我商量，要我從情理角度多一些考慮，也由於全場都知道我同參謀長的關係惡劣，所以如果由我出面處理他女兒的事，恐怕是最好不過的了。
憑良心話，參謀長的二姑娘是一個品性很好的孩子，首先是她將隨遷的名額主動讓給了姐姐，說自己年齡還小，機會相對較多。她在連隊工作踏實，沒有優越感，工人對她評價都很好。因家庭親人的不幸造成的痛苦，我是正在切身經歷和體驗著的。現在又可能因骨肉的分離造成另一個家庭的痛苦，甚至影響一個女孩子、一個比我妹妹還小的女孩一生命運！
我記得有這樣一句話：「相信上帝的人應當在生活中體現他們的信仰，而不信上帝的人則應本著愛與正義的原則而活著。」愛和正義是人的本性，當每一個人都能體現出豐富的人性和生命關懷時，也就擁有超越仇恨和敵意的心理力量，心靈就會恢復健康，世界重新充滿了活力和光彩，道路也因此變得更加開闊。
有時，人要超越仇恨，也是一瞬間的事！
我立即打電話叫姑娘所在的三八隊指導員到我的辦公室來，多分配一個機動名額給她那連隊，要她在黨支部討論一下，看能否取得工人的推薦簽名，讓參謀長的二姑娘報名中專。
三八隊指導員是退伍軍人家屬，內心非常理解和同情兵團軍人的遭遇，回去召開支部會和群眾大會後，果然把一個廣州知青和參謀長的二姑娘推薦上來了。整個過程由於是嚴格按照推薦程序，就連姑娘本身也不知背後有人關心她的命運，直到她離開海南赴廣州上學，我甚至一句話也沒有同她以及她父母交談過。農場知道這個過程和背景的人不多，估計後來也不會有人告訴過她。
一幌將近三十年的時間過去了，現在參謀長的二姑娘早在廣州落戶安家，先生是廣州軍區的幹部，自己則在軍區某賓館當部門經理，家庭美滿，生活安定。
我想起了還關閉在海南島精神病院的妹妹，當年發病時還是１６歲不到的青春少女，三十多年來在精神病院裡關到現在，已是快５０歲的瘋女人時，心裏一陣陣地絞痛。我也因此經常常陷入矛盾和痛苦的深淵，為這幾十年荒唐的歷史感到悲哀。
三十幾年的時間是在艱難困苦中熬過去的。
這次朋友見了參謀長，回來告訴我：參謀長老了，講話也沒有氣力了，耳朵聽力也不好，但他還是問我的朋友我現在怎麼了？我那小妹妹情況怎樣了？
我聽了後默然無語，突然覺得這幾十年的經歷，在宇宙時空中，僅僅是一個零的近似值，但就這個微小的歷史過程，卻還那麼痛苦地烙印在我的心裏。
其實是我不願去見這位過去下鄉時的團參謀長的，是因為我無法承受又去撕裂那荒唐年代給我留下的、已經淡去而又無法忘卻的歷史傷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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