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日前在湖南开始二审的一起买官案，却颠覆了人们的这一“合理想象”。买官者――长沙市中院原副院长唐吉凯“出身正规”：复旦大学法律系科班出身，事发前仍在攻读博士，曾短暂留学美国；他业务精湛：任职期间，探索出了破解“执行难”的“长沙模式”。特别是主审“湖南最大女贪官蒋艳萍案”，表现出了“审判大案要案的丰富经验和很强的庭审驾驭能力”，是业界公认的“明星法官”。就是这样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竟多次向省高院主要领导行贿，成为可耻的买官者。事发后，许多人感到惋惜、痛心，惊诧于优秀人才怎么也买官！
其实，认为买官者都是无能和投机之辈，本身就是误解。虽然没有人统计过，但这些年揭露出的买官者，确有相当一部分原是很有才干的，在任上做了不少实事，有的为官“口碑”也不错。把他们“堕落”的原因完全归咎于个人，无益于惩前毖后。尤其是对那些本不应、不必买官的人，为什么也成为买官者，更要认真分析，汲取教益。
“有好的制度，坏人不敢做坏事；没有好的制度，好人也会做坏事”，是人们早已熟知的名言。说到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已经有了较大改进，但仍存在缺陷，说到“坏人”不敢做坏事的情形，比较难以考察。至于一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不到“盖棺”之时，不好定论。像唐吉凯，未行贿之时，同事一般认为他是“好人”、“有能力”，出了行贿的事，恐怕难说了。但无论如何，从唐吉凯这一案例，可以看清我们现行制度存在的某些弊端。
这个主要弊端是什么呢？是用人上的不透明。
首先，我们不肯承认一个常识：想当更大的官，是当官者正当的追求。任何职业，都有其内在动力。况且，没有舞台又怎么施展才华？如果一个从政的人，却认为更大的职权对他没有吸引力，不是虚伪，就有可能缺乏追求、尸位素餐。关键是我们的制度设计，怎样去引导人们凭本事升官。恰恰在这一点上，我们的制度还有缺陷。有时过多地强调要做事不要做官，但做事与做官，本来就应有必然联系，要让人们有机会正当而明确地表达出来。唐吉凯出事后，他的同事也承认，这位“明星法官”在法律上有追求也有理解，是想在法律上做出成绩的，但却批评他“急于求成”。正是在这种环境下，他希望升迁的愿望，不是表达在按程序推举院长的竞争场合，而是在上级领导的客厅里，用10万元现金作“见面礼”，把一个正当追求变成了买官丑行，这本身就是一个悲剧。
其次，在不少地方，选人用人的尺子不够严格和透明。一方面往往是考核归考核，提拔归提拔，一个人的业绩与升迁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明星法官”并不能保证你会升官，用不用你，都有许多不透明的“理由”。另一方面，用尺子的过程透明度也很差，比如就是一个民意测评的结果是否公开唱票、当场公布，不同地方、不同时期，都有不同的做法。这容易使一些人对制度失去信心。有什么样的气候，就有什么样的花草。如果在一个公平、公开的制度环境下，唐吉凯没有理由对自己未来的美好前程过于担心。但因为用人尺子的还不够科学、透明，才使一些有能力但意志薄弱的人，选择了干事与买官的“两头下注”，最终毁了前程，也毁了事业。
不难看出，要避免“明星法官”买官这样的悲剧，关键是选人用人要增加透明度。我们不妨肯定要官不是坏事，要让大家公开、透明地凭实绩“要”官，有机会公开竞争，让优秀人才能脱颖而出。同时用人的尺度要透明。再完善的考核评价体系，如果不能将考评结果及时公开、严格使用，会让人疑窦丛生，另寻他途。干部选拔任用，不仅要选出合适的人，更要摸索出科学地选人用人、避免用人腐败的措施和办法。从长远角度讲，后者的意义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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