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大地震己过去了二十九年，可是人们至今刚对这一大灾害的过程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
一九八六年出版的钱钢撰写的《唐山大地震》，主要写了地震之后发生的事；不久前发表的张庆洲的长篇调查《唐山警世录》，对地震前的预报问题进行了调查。《中国新闻周刊》最近刊登李扬的文章《唐山：被捂着的地震预报》披露了事情的经过，现摘登如下。
“震撼世界的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震前曾被准确地预测出来了。”
唐山作家张庆洲经过长时间调查，最近向世人披露了这一令人震惊的消息。《报告文学》杂志社推出张庆洲的长篇调查《唐山警世录》，揭开了鲜为人知的一幕又一幕……
“地震前，地震监测网覆盖了整个唐山地区。”张庆洲援引1986年《地震报》统计数据说，1976年上半年，唐山地区群测点中的骨干点就达85个。
“各种异常都已经十分明显了，光监测地震用的微安表就不知道烧了多少块。”张庆洲说，据他调查，绝大多数监测点都发现了不同程度的临震异常，至少十几个点向上级单位发出了短期临震预报。
张庆洲把几十盘录音带往桌子上一摊，对记者说，“这是几十位当事人的采访录音，里面讲的是一个20多年前的秘密。”
当年唐山地震监测网的工作人员中，张庆洲说他印象最深的，是开滦马家沟矿地震台的马希融。这位担任过河北省第六、七、八届人大常委的七旬老者，曾两次发出了临震预报。
从1976年5月28日开始，马希融发现，一直平稳的地电阻率值出现了急速下降的现象。他一边加紧观测计算，一边注意观察地下水和动物变化。为慎重起见，马希融还与其他地震台站进行沟通，最后确认监测结果无误。7月6日，马希融正式向国家地震局、河北省地震局、开滦矿务局地震办公室，发出短期将发生强震的紧急预报。
7月14日，国家地震局派来两位分析预报室负责地电的专家。他们检查了设备、线路，没有发现任何问题，之后指出，地电阻率值下降是干扰引起的。
《唐山警世录》记录了马希融与国家地震局专家那天的对话。
专家：如果按照你的意见，唐山不就在地震中毁了吗？
马希融：我是这个看法。
专家：如果真是大震，发生前将有很多小震。
马希融：如果先发生大震，后发生小震群呢？
专家：世界上还没有这样的震例。
马希融：昌黎后土桥是专业地震台，为什么近两个月来曲线形态和我台那么一致？
专家：后土桥地震台内外线很乱，现在也不承认是异常了。
马希融：那您看我们地震台呢？
专家：很好。以后我给你寄一些资料来，你好好学习学习吧。
7月26日、27日，地电阻率再次急剧下降。思虑再三，27日18时，马希融拿起电话，向开滦矿务局地震办公室发出强震临震预报：“地电阻率的急剧变化，反映了地壳介质变异，由微破裂急转大破裂，比海城7.3级还要大的地震将随时可能发生。”此时距唐山大地震发生仅有9个小时。
地震前的最后一个傍晚，与马希融一样焦急的还有北京地震队的耿庆国。
那晚耿庆国正在三里屯的岳母家。家里人说屋外晾的衣服爬满了蚂蚁。耿庆国低头一看，地上一层潮。为预报此次地震已奔走多日的耿庆国立刻做出判断，这是地下水往上涨，要地震！他马上跑到三里屯派出所，借用那里的电话跟地震队进行了最后的沟通。
耿庆国向记者回忆起29年前的那段经历，情绪依然非常激动。
7月以来，北京市地震队监测的各种异常已经非常明显了。7月14日，北京市地震队紧急给国家地震局打电话，提出震情紧急，请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立即安排时间听取汇报。国家地震局说，先到天津、唐山等地了解情况，21日再听汇报。
“可到了21日，国家局没来人。不能再拖了，北京队业务组副组长张国民就直接给主管华北震情的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副主任梅世蓉打了电话，请求立即听取汇报，但梅世蓉把汇报时间推迟到了26日。”耿庆国说。
“26日那天，国家局来了15个人，梅世蓉没到。国家局的同志听取了整整一天的汇报后，传达了梅世蓉的意见。”耿庆国回忆说，当时梅世蓉的意见是“四川北部为搞防震已经闹得不可收拾，京津唐地区再乱一下可怎么得了？北京是首都，预报要慎重！
“国家地震分析预报室是一个决策部门，大震迫在眉睫，但我们过不了那道关。”耿庆国说，“按照当时的地震水平，虽然报不准7月28日，但7月底8月初的时间段是可以报出的；虽然报不准7.8级，但5级以上是可以报出的；虽然报不准唐山这个确切位置，但是京津唐一带是可以报出的。事实上唐山地震前6个小时就出现了地声、地光，如果给老百姓打个招呼，减轻人员伤亡是可能的。”
听取北京市地震队汇报的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京津组组长汪成民，也高度关注着华北震情的发展。汪成民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以他为代表的国家地震局一批年轻同志坚持认为唐山、滦县一带会有大震，但他们的意见始终得不到重视。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汪成民做了一次“越轨”行为，也正是这次“越轨”行为使距唐山市仅115公里的河北省青龙县躲过了这场塌天大祸。
7月14日，全国地震群测群防工作经验交流会在唐山召开。汪成民要求在大会上做震情发言。当时主持会议的国家地震局副局长查志远没同意，让他在晚间座谈时说，但强调不能代表地震局。就这样，汪成民利用17日、18日晚间座谈时间，通报了“7月22日到8月5日，唐山、滦县一带可能发生5级以上地震”的震情。“我当时就想造舆论，把震情往下捅。”
青龙县科委主管地震工作的王春青听到汪成民的震情通报后，火速赶回县里。县领导冉广岐拍板，7月25日，青龙县向县三级干部800多人作了震情报告，要求必须在26日之前将震情通知到每一个人。当晚，近百名干部十万火急地奔向各自所在的公社。
唐山大地震20周年前夕，1996年4月11日，新华社刊发消息：中国河北省青龙县的县城距唐山市仅115公里，但这个县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中无一人死亡。最近青龙县被联合国有关机构列为“科学研究与行政管理相结合取得成效”的典型。
张庆洲展开这场艰苦调查的直接动力来自一个神秘电话。
1996年，张庆洲描写唐山地震的长篇小说《震城》出版。此后不久，他接到一个电话。对方用沙哑的男低音对他说，唐山大地震事前曾被预报出来。这个神秘致电者没有留下自己的姓名，但却给张庆洲提供了进一步调查此事的线索——你可以去找唐山市地震办公室的杨友宸。
“寻求真相是人的本能。”此后，张庆洲从探访杨友宸开始，一步步接近事件的核心。
杨友宸告诉张庆洲，1968年，唐山市防震工作上马时就他一个人。上任后他就着手建立地震监测网。几年之内，他在唐山市区内先后建立了40多个监测点，各个监测点每天向他报数据。他当时虽然没有被任命，但却是唐山市地震办公室的实际负责人。
这些监测点绝非凑数。各厂矿监测台站的负责人，大都是地质院校的本科生。学校监测台站的负责人，大都是教物理化学的老师，也是大学毕业生。他们不仅懂业务，而且极为负责。除马希融，山海关一中的吕兴亚老师、乐亭城关中学（“文革”中称乐亭红卫中学）侯世钧老师等一批监测者都发出了相当准确的临震预报。
张庆洲对记者说，杨友宸从1968年起抓地震预报，在唐山铺了一张巨大的地震监测网，从不敢眨一下眼。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眼看就要抓到这次大地震了，可不知什么原因，组织上却突然通知杨友宸去干校劳动。在大地震即将爆发的当口，杨友宸被迫离开了至关重要的地震预测岗位，只剩下两个业务不熟的人值班。
张庆洲分析指出，杨友宸是这个监测网的关键人物。他所采访的众多当事人都表示，杨友宸不仅极为负责，而且敢说话。如果当时杨友宸在唐山，面对如此众多的临震预报，一定会跑去找市长，找书记，地震预报一定被他嚷嚷出去了。几乎每个唐山地震监测点的人提到这事都扼腕叹息。
地震预测遭到的漠视，使唐山人付出了血的代价，也给张庆洲一家造成了灾难和痛苦。1976年7月28日，张庆洲的大姐在地震中遇难。当时，大姐一只脚被楼板卡住了，余震不断。为获一线生机，大姐夫几乎是被大姐逼着，从废墟中扒出一把锯，在没有任何麻醉条件下把脚锯了下来。后来大姐因失血过多而死。那些日子，唐山人相互见面头一句话就问：“你家死了几口？”
正是这种撕心裂肺、永远无法弥合的痛苦，使张庆洲在调查遇到阻力的时候坚持了下来。
“如果说，杨友宸被临时调离使唐山的群防群测工作遭到致命打击的话，那么，在中央一级地震专业部门发生的地震方位的‘东西之争’，就成为漏报地震更加重要的因素了。”张庆洲如是说。
据汪成民回忆，1975年1月，在国家地震局召开的一年一度的全国地震趋势会商会上，专家对我国东部1975年、1976年地震形势分析出现了严重分歧。分析预报室的权威们认为，中国东部自1969年渤海地震后，地震活动已趋减弱，问题不大了。今后一两年，主要危险在中国西部，战略上要转向川滇一带，抓8级大震。以汪成民为代表的一些青年专家则反对忽视东部的看法。1976年5月，云南发生了7.4级地震，结果使权威们更加坚定地认为原先估计的“主要危险区在西部”是正确的。从此，工作重心转向了西部。
“深入唐山大地震这个事件的内部，像进入了一个磁场，在错综复杂的矿脉之中，每走一步都会感到前所未有的震撼与隐痛。”张庆洲说。
“事实上，这个调查报告是2000年写完的。”张庆洲捧着20多万字的《唐山警世录》说，“压了5年啊！”
张庆洲告诉记者，2000年时，北京曾有一家大出版社要出这本书，刚进入印刷程序，责任编辑打来电话说，不出了，因为有人提出要把此书送国家地震局审一下，审的结果是没通过。
“唐山大地震过去快30年了，该让老百姓知道真相了。”张庆洲停顿了足足半分钟后说，“我做这件事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实事求是地给后人留下一份真实记录，使唐山的大灾难不再重演。”
随着时间的推移，张庆洲的努力终于得到了一些领导的理解和支持。2004年，时任国家地震局局长的宋瑞祥看到《唐山警世录》书稿，欣然为之作序。唐山大地震漏报的真相终于公之于众。
张庆洲的调查是从1998年开始的，历时两年。调查难度之大，是张庆洲始料未及的。“无论是当年成功预报了地震的人，还是由于某种原因漏报地震的人，都不愿意开口。这也是事实真相20多年无法揭开的一个原因。”
张庆洲说，为了说服梅世蓉接受采访，他已经数不清打了多少个长途电话，每个电话结束后都发现自己的烟灰缸里多了好几个烟头。就连当年创造了无一人死亡奇迹的青龙县长冉广岐，也是三顾茅庐才访问到的。
“当时冉广岐问，你有介绍信吗？有公章吗？我还是组织的人呢。”张庆洲不解，组织的人怎么了？“地委有话，不让说。唐山砸了个烂酸梨，青龙却无一人死亡。国家地震局交待不过去，这个事就压下了。”冉广岐后来向张庆洲这样解释自己多次拒绝采访的原因。
汪成民向记者透露，1976年8月20日，河北省科委曾发出一份《地震群测群防简报》，首次披露了青龙成功预防了唐山大地震的事实。但没过多久，简报就被回收了。
汪成民还说，青龙经验最初为公众知晓，要感谢联合国的科尔博士。这位联合国女官员，1995年10月在北京参加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时获悉青龙县的奇迹。经中国政府批准，次年，她亲自带队赴青龙调查。从此，青龙奇迹不胫而走，被各国媒体广为报道。
“真相的揭开是需要过程的。”张庆洲透露，至今，很多唐山人都不知道事实真相。一些人通过小道消息打听他的调查结果，有的还托人辗转购买登载《唐山警世录》的那期《报告文学》杂志。
在采访张庆洲的这些日子里，《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参观了唐山抗震纪念馆。事情过去了近30年，总该看到灾难的全过程了。出乎意料的是，9个展厅有8个展厅展示的是“新唐山建设成就”。只有1个展厅与地震题材有关。至于地震预报情况，只有缩在角落里的4幅小图画。画的是鸡不上窝、黄鼠狼搬家等图案。“参观这个纪念馆的人从这4幅描绘了动物异常的画面上，怎能看出当年唐山有着一张巨大的地震监测网？”张庆洲反问道。
就在张庆洲《唐山警世录》问世的同时，钱钢的那本于1986年出版的《唐山大地震》再版。
这本广为人知的书的新版本，收录了钱钢2003年的一篇讲演稿。他说，很多人问他，为什么唐山大地震10年之后才写这本书。钱钢直言，在1976年那个历史条件下，出这本书是不可能的。在唐山大地震时，地震的消息和人员伤亡数字都是秘密。地震的现场，如果有人带一部照相机，立刻会被警察抓起来，相机也会被没收。
“29年过去，唐山大地震终于在公众面前呈现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全貌。”正在写回忆录的汪成民对《中国新闻周刊》感慨道。
《唐山警世录》问世不久，2005年9月12日，国家保密局宣布，自今年8月起，因自然灾害导致死亡人员的总数及相关资料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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