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开林彪死亡之谜（Solved: The Mystery of Lin Biaos Death）
二十多年前中国宣布毛泽东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在逃往苏联途中机毁人亡。
1971年9月13日晨，蒙古东部的天空十分平静，半个月亮把白光洒在起伏的大草原上，一缕缕的云在黑夜的天空中飘过。如往常一样，杜卡嘉汶·丹吉德玛（Dugarjavyn Dunjidmaa）守卫着一处炸药库，她凝视着一公里外产荧石矿的小城市贝尔赫（Bekh）的方向。突然，发动机的嗡嗡声使她昂首向天空中望去。在城的另一边，同样的声音也引起了女哨兵纳瓦卢桑吉·索若尔（Navaanluvsangivn.Soror）的注意。她回忆说：“我听到有像汽车发动机般的很大的噪音，奇怪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于是我提起枪跑了出去。”
很快飞机就进入了人们视野。回忆起二十二年前的事，丹吉德玛说：“我看到它坠落时尾部着火。”她现在仍住在贝尔赫她的毛毡帐篷里。索若尔也说她看到飞机上有三处着火，她冲回办公室，打电话报告了上级。丹吉德玛还说：“从我的位置可以追踪到那架飞机，直到它坠毁。”
这两个女人当时并不知道，她们正好见证了一段历史。那架失事的飞机来自中国，由于迄今为止还不清楚的原因，它坠毁于蒙古境内一百多公里处，机上人员全部罹难。自此以后，全世界的外交官与中国问题专家们一直在探讨机上的乘客到底是何方神圣。
数月后，中国政府宣布了一个令人奇怪的解释。北京方面说：死者中有林彪元帅，他是毛泽东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且被公认为是中国最杰出的军事指挥家。同机的还有叶群，她是林彪的妻子、政治局委员；还有他们的儿子林立果。这三人据说是带着他们的所有机密叛逃苏联──中国当时最大的敌人也是蒙古的保护国。
但这一解释是真实的吗？去年5月，我乘军用吉普车从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出发，去探寻究竟。六个多月之后，我对林彪事件的调查范围远远超出了飞机的失事地点。调查结束于台湾。但这之前我还绕道去了莫斯科、纽约、洛杉矶，然后回国。我尽力解决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林和他的妻子是否真是这次飞机失事中的罹难者。更吸引人的是，我发现收集到的证据说明冷漠而且谜一般的人物－－林彪是个复杂的人物，远不只是简单的毛泽东的激进的代表。他看上去有些像特洛伊木马，假如他继承了毛泽东的地位，他将准备转而效忠共产党最凶恶的敌人──台湾的国民党。如果这样，无疑会改变中国的历史。
要考察林同国民党人的关系，我们有必要追溯到1925年。那年他进入了广州附近著名的黄埔军校。这里的许多毕业生在以后的几十年中主导了中国的军事阶层。其中许多人追随了黄埔校长－－蒋介石，后来的国民党领袖及中华民国总统。另一些人则听命于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后来的中共总理周恩来。即使许多人自始至终都处于对立的阵营中，作为这一精英团体的黄埔毕业生们总有一种特殊的校友关系。台湾一位学者说：“那个时代，黄埔学生以救国为己任，不考虑个人得失，他们是很忠诚的。”
虽然林彪一直跟随着共产党，但他仍对蒋校长保有一种作为学生的尊敬。大陆一位历史学家回忆说：二战结束时，林彪陪同周恩来前往陪都重庆，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他们二人被请进一个房间，蒋介石坐在那里等他们。出于对前校长的尊重，那时已是一赫赫战将的林彪在会见中一直站着。
林彪与毛泽东矛盾的种子在较早的时候就种下了。林的第一次名声雀起是带领他的队伍于1937年在平型关成功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虽然他的胜利只在很小的程度上阻止了日军的前进，但却鼓舞了全国人民抵抗日寇的士气。毛泽东事后称赞了林彪的这次行动。但苏联一位很权威的中国问题专家德鲁森（L.P.Delusin）博士却认为：林彪这次行动事先没有得到毛的同意。当林彪1938年去莫斯科治疗战伤与肺结核时，毛把这次远行实际变成了一次政治流放。据说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共产国际代表，林彪到达苏联时贫病交加，且没有官方证明。德鲁森说：“当他会见共产国际官员时，他甚至没有靴子，一个中国人把自己的靴子借给他。这看上去像是毛泽东在故意贬低林彪。”
在莫斯科时，林彪为苏联领导人写了一份报告，说明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态度。“他对毛泽东的政策颇有微辞。”
德鲁森说，他看过这份报告。这有助于解释1940年以林彪之名出版的一篇自相矛盾的文章，它发表在共产国际宣传刊物《共产国际》上。美国的林彪问题专家托马斯·罗宾逊（Tomas W. Robinson）判断说，这篇文章的风格与内容脱胎于另一作者，而只是借用了林的名字。有趣的是，这一文章称赞蒋介石建立了抗日的全国统一阵线（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奇怪的是该文全未提及毛泽东。事实上，1936年的西安事变两位将领因蒋不愿与共产党联合抗日而绑架了蒋介石之后，蒋才极其勉强地与毛泽东联合。林彪日渐增长的对毛的觉醒导致了他的第一次与国民党人的秘密接触。在1945年末，林彪秘密要求与国民党情报机关接头。国民党人安排他们的情报局副局长郑介民与林会见。根据郑关于他们重庆会谈的报告，林彪表示愿意留在共产党内，并为国民党“在将来起一些作用”。
这一资料来自台北淡江大学政治与军事事务专家李子弋（Li Zi-yi）教授。他说郑林会见数年以后，蒋介石的最亲近的顾问之一陶希圣（陶死于1989年）告诉了他这件事。李说：“我相信陶，因为他看到了第一手资料，而且既然林彪已死，也没有必要编造此事。”
根据李的说法，林彪又一次批评了毛的领导风格，把他描述为几乎是个偏执狂。毛的“左手不相信右手”。林告诉郑：“当毛派某人去前线，他一定要派另一个人在后面监视他。”蒋对林提供的消息未采取任何行动。不久以后，内战开始，林被派往东北。他可能认为他的前校长不信任他──这一观点是高魁元（Kao Kwei-yuan），林的黄埔上下铺室友，后来的台湾国防部长告诉李的。李也从其他黄埔校友处得到这一消息。李子弋接着说：“因此，林要到他可以有所表示时──比如主掌权力时，他才会回来的。” 如果林对共产党领袖的指挥产生疑虑，他不会允许他们在战场上干涉他的军事行动。罗宾逊指出林是如何指挥他的军队在东北数个重大战役中打垮了国民党军队，从而得到了几近“战无不胜”的名声。但是1949年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林的事业道路却因政治状况与身体多病而受阻。他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近十年。但当1959年国防部长彭德怀因反对为工业化而搞的大跃进运动遭毛泽东清洗之后，林接替了彭的工作。
作为国防部长，林对在军队中树立对毛主义的偶像崇拜做了很大贡献。1961年，他教导人民解放军学习毛泽东思想。著名的毛语录“红宝书”事实上就是林的发明，并且还有林写的前言。因为这些行动与以后的讲话，林在国内外赢得了激进左派份子的名声。1966年毛放手发动文化大革命之后，林的地位由于他的权力对手被一个一个地排除而日益强固。到1969年时，这位元帅不仅是党的唯一副主席，而且是宪法规定的毛的接班人。他的支持者掌握几乎全部军方要职，占据政治局席位的一半。他所需要的只是等毛死后统治中国。
美国和欧洲的历史学者一般认为，林更愿意与莫斯科保有亲密的联系，而非是与华盛顿，如果中国不得不选择其一的话。然而，林的迅速崛起带给台湾国民党政府最高层的不是焦虑，而是兴奋。理由是：在文革爆发后不久，林在给国民党领导人的一封密信*(*1966年11月，林彪、陶铸密派黄埔四期同学萧正仪赴香港同国民党挂钩，萧正仪秘密会晤了旅港黄埔四期同学、曾任国军华南补给区中将司令的周游(按：此人在大陆易手时卷逃一笔军方钜款潜往香港坐享清福，以余不足观阁主笔名，在《春秋》等刊撰稿，俨然一方富豪)。密函内容如下：
铁兄：久未通信至念，回忆当年共砚黄埔，恍如隔世。兄天姿明敏，正应为国家效力，乃退闲塾处，殊为可惜，兹因文灼兄南行之便，特修寸楮致候，祈加指示。吾人处危疑之局，遇多疑猜忌之主，朝荣夕，诡变莫测，因思校长爱护学生无微不至，苟有自拔之机，或不责已往之错，肺腑之言准乞代陈为感，此颂道安。
学弟
尤铸同启
十一月一日
林彪字尤肋，故信尾署名尤；铸是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副总理、中央文革小组顾问陶铸。林陶二人早年均为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一九四九年冬率十八军缔造金门古宁头大捷，后升任参谋总长与国防部长的高魁元是林彪同队同学。同年高魁元身材魁梧站在排头，林彪身材瘦小站在排尾。周游字铁梅，故林彪在这封密函中称他为铁兄。双方的表字只有彼此知道，虽然此信不是林彪亲笔，但周游认为不可能是虚构的。信中“文灼兄”乃是萧正仪的别号。
周游穿针引线同国军参谋本部特种军事情报室驻香港特派员取得了联系，将此密函上呈特情室主任张式琦，张即向国防部长蒋经国请示。蒋表示要研究后再说，张式琦就决定同萧正仪这条线保持联系。为了取信于对方，张式琦将原函奉还，另由周游署名覆函，交由萧正仪带回大陆面交林彪。萧正仪返大陆前曾与周游约定此后彼此联络的方式。萧取道广州，乘粤汉铁路先到武汉，再到上海。他在上海曾函告周游，称尤、铸二人未改初衷。不幸，此后萧正仪成了断线风筝，同周游失去了联系。)中表示出对蒋介石的拥戴。
张式琦退休后定居美国洛杉矶。他历任参谋本部特情室主任、国防部情报局局长达十二年，考绩为特优。台湾军情机关运用渔民搜集大陆情报始自张将军，在滇、缅、港澳以至美国各地建立情报基地都是他的显赫业绩。他对记者回忆道：国民党回复的核心内容有三点：“第一，我们向他表示他是受欢迎的。第二，我们愿意帮助他保住他的特殊地位。且（最后），我们想逐渐发展这一关系。我们想尽最快的速度给林回信，因那时陶铸已经被打倒了。”事实上，陶1967年1月倒台，据报两年后在医院死于未经治疗的癌症。 就张式琦所知，从大陆来的消息停止了。但国民党仍然相信他们在中共政权最高层里潜伏着一个盟友。
“在1966年到1971年间我们确信林已决定反对毛”张说，“那封信后，所有涉及到林彪的活动都被密切的关注。所有他的（激进）讲话，所有他干的事情都为了一个目的──赢得毛的信任。”
萧正义从上海寄信之后就消失了，周由也于1968年死于香港。另一位元确认此资讯交往这件秘闻的人是高龙（Kao Long）上校，他是国防部情报局驻英国属地香港的主要负责人，现居住在台北。高说他帮助证实了原信并传送了回信。“我们把此事看得十分重要”高龙说，这一秘密过程非常复杂，因为“每一部分都紧紧相连。因为保安措施严密，此事不可能轻易传出去。”高说对于台北回复内容，他只知有限的一部分。但他认为信中一定告诉林彪，国民党会原谅他卷入共产党的活动。高回忆那封信时说：“最重要的事是反对毛，并非反共。”
但是在1966年，林似乎与毛正在度着蜜月一般。为什么他还要冒种种危险写一封可能身败名裂的信？一个可能的答案是因为权倾一时的陶铸被打倒，陶是中共在南方的负责人，也是林的盟友。这表明了在动荡的文化大革命中，没有谁的地位是稳固的。早在1966年初毛写信给他的妻子江青，表达了他对林一篇关于政变的讲话的不满，毛怀疑林的忠诚。虽然那封信直到很久以后才发表，中国官方已经承认此信曾由周恩来转交给陶铸去复印。如果是这样，陶一定会提醒林。
红卫兵制造的无情破坏以及遍及全国的混乱也许已震惊了林。作为一个强烈的爱国者，他带着使中国统一与强大的梦想参加革命，毛的倒行逆施使他感到愤怒。林此时也许已决定取毛而代之的时机已经到了。 李子弋教授说蒋介石毕生最大的遗憾是未能利用林彪──蒋总统对此曾向陶希圣多次提及。1993年10月在美国发行的中文报纸《世界日报》（the World Journal）出现一篇有趣的文章，做蒋介石的私人医生达四十年之久的熊丸（Hsiung Wan）在文章中说：“我唯一一次见到蒋总统流泪是在他听到林彪的死讯时。” 在台湾，我找到熊要求他确认其真实性。他立刻回答说：“我否认。我从未说过此话。我不认为总统会为任何共产党人流泪。”但熊告诉我《世界日报》记者张嘉驰（Chang Jia-chi）采访过他，此人是他儿子的朋友。我给他们打电话，打到美国亚拉巴马州伯明罕张的家中，张对此进行了激烈辩护，说她绝非编造：“这仍然是一个敏感的题目。”她还说自己曾给熊寄去了文章复印件，并收到了熊的致谢信，熊承认他确实收到了文章，但说他“并未非常仔细地阅读”。
未提及我在美国方面的调查，我问李子弋有关蒋流泪这件事，他立刻回答说：“他绝对流泪了。陶希圣告诉我(蒋)哭了，因为他深感遗憾。那就是在1971 年。这给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国民党的老将无疑会对他们身经百战的最高领袖为一个人而哭泣感到不满，更不要说是为一个共产党的元帅了。但是蒋可能是意识到他返回大陆的最后一点希望随着林彪之死而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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