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新权威主义——从一厢情愿到自欺欺人

今年五月，美国著名哲学家德沃金(Ronald Dworkin)应邀访问中国，回美后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题目是“在北京认真对待权利”(“Take Rights Seriously in Beijing”)。这个题目使人联想起他那本名著《认真对待权利》(《Take Rights Seriously》)。

德沃金写到他在中国的讲演以及和学生学者的交流。他发现，很多中国学生和学者都表示出对自由民主的向往，然而，其中不少人又表示，他们认同现阶段当局采取的严厉的政治控制，尤其是对有组织的抗议和独立的政治活动的控制，认为那是保证实现长远的民主目标所必需。他们说，自由民主的目标可以在不太遥远的未来实现，然而，这种目标将如何实现，他们却并没有什么清楚的概念。

德沃金并非中国问题专家，可是他从这次访问中发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德沃金在文章最后写道，虽然中国政府已经放弃了毛泽东时代那种极端的意识形态的极权主义，但是今天的中国人应当担心的是一种更老式的，也许是更持久的压迫形式：那就是由一些什么“主义”都不信，但掌握了巨大权力，并决心用一切手段维护其权力的人所施行的统治。

德沃金的洞察力令人钦佩。不过这也许不需要什么过人的洞察力，只需要足够的诚实。不难看出，德沃金提到的那些中国学生学者的观点就是所谓“新权威主义”(或曰“新保守主义”)。问题是，时至今日，我们的新权威主义者们难道真的还不明白，他们的那套观点，如果说在早先还只是一厢情愿的话，那么到今天只能是自欺欺人了吗？他们声称他们在原则上认同自由民主，然而他们在实际上却支持专制，容忍甚至支持对自由民主的残酷镇压，与此同时，他们还宣布中国正在向民主稳步迈进。

我们知道，新权威主义是在1988年由几位中青年学者提出来的。其主张可以概括为“先现代化后民主化”。不过早在1987年反自由化运动中，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陈俊生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说，“最近中国学者越来越注意到台湾和南朝鲜经验，他们没有民主化，也已实现了现代化。”

在1989年，纽约的《华侨日报》发表了赵紫阳和邓小平的一段对话：

赵：国际上有一种新权威主义理论，现在国内理论界正在讨论。这个理论的要点是：在落后国家实现现代化要有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权威的强人作为推动力，而不能采用西方民主。

邓：我就是这个主张，具体的提法可以再斟酌，再考虑。 又有一说，邓的回答是：我就是这个主张，但是只做不说。

注意：陈俊生在文章中提到台湾和南朝鲜的经验“没有民主化也实现了现代化”，从而暗示中国也可以采用同样的办法，但只是暗示，陈俊生并没有明确宣布要采用没有民主化而实现现代化的道路，更没有明确表示要先现代化后民主化，也就是说，陈俊生并没有对民主化作出承诺。

至于赵紫阳和邓小平的对话就更有趣了。首先，这段对话不是公开发表在国内报刊上，而是发表在海外的中文报刊上－－通常，这是当局中某些人有意向外透露的。这种曲折迂回做法的妙处在于，一方面，当局释放出某种信息，给那些喜欢揣测中共领导人心理动机的人留下广阔的想象空间；另一方面，又可以避免产生直接后果，可以不承担责任。

其次，更重要的是，在这段对话中，赵紫阳和邓小平也都没有对民主作出任何承诺。他们所讲的“新权威主义”并不包含“先现代化后民主化”的内容，而只是“没有民主化的现代化”。

不难看出，新权威主义者提出自己的主张为中共现行政策辩护，自以为和当局志同道合，其实只是一厢情愿。中共只是利用新权威主义，中共从来没有接受新权威主义。中共从来没有对民主作出承诺，它从来没有表示过要“先现代化后民主化”，它要的是“没有民主化的现代化”或“只现代化不民主化”。不过在现实政治中，新权威主义既然同意在现阶段维持专制，正好适应了中共的现实需要。在中共自己的意识形态彻底破产的今天，当局正好乐得借过新权威主义为己所用。但这并不仅仅是中共的问题，它同时也是新权威主义自身的问题。

新权威主义扮演的角色是颇为奇特的。它是中共官方的非官方辩护人。新权威主义是在为中共官方辩护，但是它采用的是非官方概念系统，它并非中共官方自己的理论。

新权威主义声称它是以自由民主为目标。这就好比是开出了一张支票，上面写着“给中国人民自由民主”。可是，这张支票至少有以下三个问题：

首先，这张支票没有写明兑现的日期。

当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公开说明了实行宪政的日期(先是说九年，后又缩短为四年)。国民党在推行军政、训政和宪政三段论时，也明确规定了各阶段的大体时间(训政期先定为六年，后来因战事有所延长)。而新权威主义却始终不讲明实行民主的具体日期。这意味着他们可以把权威统治任意延长，把民主目标任意推后。

第二、这张支票也没有写明兑现的步骤。

民主化既然是一个过程，那么，作为一种对民主的严肃庄重而非自欺欺人的承诺，新权威主义就该给人们提供一套民主化时间表或曰进度表。清政府九年预备立宪清单对每一年应该展开何种工作完成何种进度都有具体的规定，国民党的训政纲领也详细规定了由县而省而国的逐步自治以及其他计划。有进度表，我们才便于检查督促，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判断我们究竟是在渐进，还是在渐退，抑或只是原地踏步。新权威主义拒绝提供进度表，这就为延迟以至阻止民主化大开方便之门。

第三、更重要的是，在新权威主义开出的这张支票上并并没有中共当局的签字盖章，因此它根本就没有任何效力。

清政府和国民党承认要实行宪政或民主，那是见之于他们的正式法令和文件的，如今的中共当局，却压根也没公开宣布过要实行自由民主。相反，中共当局倒是不厌其烦地一再重申它坚决反对和平演变，反对言论自由，反对自由竞选，反对分权制衡。不错，中共有时也讲到民主，讲到要逐步扩大和发展民主，但是，它讲的是它自己那一套“新词”(New Speak)，讲的是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其内涵，朝好处说，是含糊，模棱两可；朝坏处说则是黑白颠倒。换句话，新权威主义代中共政府给了我们一张民主支票，但这张支票中共当局自己从来没有承认过(倒是多次否认过)，它只不过是新权威主义者自己从私人的拍纸簿上撕下的一张“白条子”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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