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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都知道很多文物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有的甚至是价值连城。很多人为了牟利盗古墓、挖祖坟，甚至是铤而走险走私贩卖包括制作各类赝品以假乱真骗人等，真是不惜九牛二虎之力在为此忙碌奔波。中国大陆的很多文物除了集中在故宫博物馆、展览馆、档案馆等地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在民间作为传家之宝一代一代的保存下来的。然而，一场旷世浩劫也波及到了这些世代相传的古玩、文物等珍藏品。今天就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中共中央首长是如何珍爱和“搜集”这些宝物的，看了让人震惊。
中央首长的秘密会馆“首长接待室”
在那个砸古庙、“破四旧”、对“地富反坏右”抄家的年代里，这些红卫兵小将们在“革委会”的领导下，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北京市被抄家或被迫交出了一大批古书、玉器、瓷器、字画等文物。但是，他们在打砸抢的过程中，也发现有些东西是很值钱的，也留下了一些上交到领导那里，有些东西各级领导也不敢私藏，于是层层上交，最后很多都集中到了北京中央文革领导小组。
当时他们拿走这些文物的时候，有的很“客气”地说是“按照中央指示和党的政策”，对北京市十八个区县的“红卫兵查抄战果”负责清理，登记造册后，再将这些文物、古书大部分集中在府学胡同36号院或孔庙内集中保管，日后对落实政策的物主视情况予以退还。
1967年成立北京市古书文物清理小组，后改为北京市文物管理处。1979年起，划归为北京市文物局管理。他们在北京设立的这个“文物管理处”，主要任务是对这些文物分门别类的登记造册，进行处理。这下立即吸引了很多中央首长们的眼球，看到这些旷世珍宝，他们的眼睛都绿了！于是经常光顾设在北京府学胡同36号的文物管理处。这里成了他们的文化沙龙、秘密会馆。
36号这个大院的整个建筑本身就是ㄧ个珍贵的文物。据悉，这里在明代曾是明思宗田贵妃之父田琬的宅第，建筑设计包括各类设施质量等都非常考究。清康熙年间为靖逆侯张勇的宅第，道光、咸丰年间，被清朝进士志和购得此宅，原称“天春园”，后来改名为“增旧园”。之后，同治帝遗孀敬懿、荣惠二太妃曾在此居住。后来，这座古迹豪宅被天主教神学院购得。1966年以前是北京市东城区党校所有。
由于到这里来的中央首长们像走马灯似的，于是根据“工作需要”，就在这里设立了“首长接待室”，
管理在这里集中的北京被抄家的古书、字画、文物、珍玩，包括稀世珍品和国宝级文物。这个“首长接待室”由进驻“军宣队”的“干部们”，“全心全意地为‘无产阶级司令部’服务”。当然其内部工作人员基本都是配备一些与中央首长有关系的人，专门从事“接待工作”。工作内容就是当首长来这里看文物时或“视察”“指导工作”时，他们负责做接待，并根据首长的需求，做一些特别“服务”。当然，这些首长来这里的主要目的就是大饱眼福全神盯着这些文物，有时甚至连管理文物的漂亮姑娘都视而不见了。
“首长接待室”里摆放和陈列的主要是各地抄家上交的古书字画、文物等稀世珍宝。由于不断有上交的，这些“首长”也就会定期或不定期地经常“光顾”这个北京市文物管理处，他们每“光顾”一次，这里的文物就会少一些。
北京东城区府学胡同36号，是一处豪华的四合院，由东西两组院落组成。中央首长经常“光顾”于此，这里的“工作环境”“工作人员”的“待遇”都是非常优越的。
常“光顾”的首长及文物的下落
据曾在那里工作过的人员回忆，经常“光顾”这里的首长主要有：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张春桥、吴法宪、叶群、温玉成等，这些人你来我往成了“文管处”的座上客。“首长接待室”装修得温馨舒适，内藏抄家来的古书字画、文物等稀世珍宝。
这些首长们定期或不定期地来到这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名为光顾，实则是抢掠侵吞大批的珍贵文物。在那段时间里，北京府学胡同36号院门前经常车水马龙热闹非凡。有一次，正好是首长来得最多的时候，首长们乘坐的“吉斯”、“吉姆”、“三排坐大红旗”等高级轿车一下来了9辆，从院子里停到院外胡同口。
据说，附近邻里间的人们盛传：别看这里挂着“北京市文物管理处”的牌子，但是里边是“文二办”也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二办公室）。人们甚至看到就连这个“文二办”的厨房大师傅喻庆福脸上都洋溢着骄傲的神情，每次到附近的宽街副食店买肉都不用排队，这是特权门，大家都习以为常，甚至是一些人都用神秘羡慕的眼光看着这位“文二办”的大师傅。
据时任工作人员的回忆，这些文物包括一些古书大多是价值连城的珍品。这些首长们来了之后，“毫不客气，什么都要”，“只要接待人员介绍是好的、老的，他们就打包带走”。但首长们不是白拿，因为江青发过话，要付钱的，文物处要象征式的收钱。
这些珍贵的文物中，林彪“购买”了北宋初的《放牧图》，苏轼的《松石图》等珍贵字画文物；陈伯达“购买”了宋拓的《道因碑》、《汉石经》等稀有文物。江青“购买”了《三保太监下西洋》等珍贵图书文物。康生“购买”了宋拓的《熹平石经》、黄庭坚草书的《腊梅三咏》仅支付5元、及《金瓶梅》等12080册善本及大批珍贵图书拓片、绘画、书法和名贵的印章，另有各种石质的砚台多达500方。
还有搞笑的是，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68年又兼任副总参谋长，1969年4月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林彪手下“四大金刚”之一的邱会作，在他儿子结婚时，竟然到文物管理处要钢琴。当时某领导打算把查抄的长期担任《人民日报》社长等中央主要宣传机构领导职务的邓拓家的钢琴给他（就在开会的礼堂放着）。邱会作老婆说：“太旧了，不要。”
后来不知道谁出的馊主意说：“天主教南堂的钢琴好，德国造的。”于是某官员真的去天主教南堂调拨那架钢琴。但由于天主教南堂属于宗教局管辖，此事只好作罢。
据时任工作人员回忆，江青不止一次地对文物处的工作人员说：“我们这些首长都是无产阶级出身……我们都没钱……作风正派，我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连喝杯水都要给钱的，你们呐，就象征性地多少收点儿。”
毛夫人发话了，谁敢不听？于是“军宣队”领导就心领神会地象征性收款。下面是江青“购买”的一份文物清单：
石章类：鸡血石、田黄石，几毛钱一块；
寿山石、青田石、芙蓉石等一毛钱一块。此外比较珍贵的文物如：乾隆自用珐琅彩金怀表1件，付款7元。
翡翠荷叶青蛙洗1件，付款1角。
乾隆自用和田三羊玉佩1件，付款1角。
明代吴天章款墨1锭，付款2分。
象牙杆狼毫笔1支，付款1分。
全套二十四史711册一套，付款10元（配金丝楠木匣）。
宋拓道因碑1本，付款8元。
这简直是疯狂的掠夺，而且比疯狂的掠夺还令人发指，因为这些首长们都是“作风正派”，是“购买”的，是“付了款”的。
此外，文物处还为了更好地服务于“无产阶级司令部”，给中央首长们提供方便，军宣队还特意在36号后院专门开辟一间小屋，让金石篆刻家傅大卣先生给首长们刻图章，在砚石上刻铭等。
江青曾饶有兴致地让傅大卣在一方白寿山石上刻了“制怒”二字；在一方虎皮青田上镌刻“君向潇湘我向秦”，在一方田黄章上刻上“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据资料记载，“制怒”二字，引自清代林则徐手书，告诫自己要控制自己内心的怒气，等待时机再求一逞。“君向潇湘我向秦”是唐代诗人郑谷《送别友人》七绝中的末一句，原意是离岐分手各自东西。“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这是唐朝李商隐题为《贾生》的七绝中后两句，而江青引用此句作为“闲章”有其政治目的。康生、陈伯达请傅大卣先生刻的闲章中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进思尽忠思退补过”、“知无涯无涯无极”等等。从这些闲章中可以看出，或许江青等人预料自己所作所为的罪行会暴露，因此每天都小心翼翼，“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感到自己末日可能就要降临。
还有一件江青买文物的故事，1974年，江青听说前些年陕西发现的“皇后之玺”是吕雉之物，连忙追问玉玺下落，得知吕后玉玺收藏在陕西省博物馆时，立即打了一个电话。接下来，陕西省博物馆派专人将玉玺送给了江青。如果江青后来不出事，这个“皇后之玺”会归还陕西省博物馆吗？吕雉的“皇后之玺”或许成为江青后人的“传家之宝”！
北京市文物管理处保存了大量文物和工艺品。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因此成为这个单位的常客，每去一次，总要“买”走大量文物，江青有时也派人去按需索购。
以江青为首的中央首长在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大肆掠夺盗窃人民的珍贵文物。康生虽然在闲章中刻有“大公无私”、“归公”。事实是如此吗？他们打着“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幌子，到处招摇撞骗。以大公无私为名，行贪得无厌之实。他们用毕“归公”了吗？没有，而全都公饱私囊占为己有了。
1980年，国家文物局曾在内部举办过一个“四人帮”等人的盗窃国家文物展。从数量到质量，康生第一，陈伯达第二，江青第三，姚文元第四。所谓“购买”文物，大多直接从故宫调出，或从北京市文物管理处直接拿走，或廉价购买。就这样，很多珍贵的历史文物就这样被人买走了。
据一份资料不完全统计，江青等人到“文管处”共计94次，掠走瓷器、玉器、笔墨纸砚、书画、金表等共计5738件，各种书籍、字画47275件。
可以看出，北京府学胡同36号文物处“首长接待室”成了中央首长的秘密会馆！他们掠夺的行径远超过土匪、强盗。
好，以上今天的中国内幕节目，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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