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会议（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看中国2019年7月1日讯】编者按：7月1日是中共自定的所谓“建党日”，也被国际上被定为“退党（中共）日”。当下正是中共政权处于内忧外患之际，习近平近日还在政治局会议上称“动摇党的根基”的危险无处不在。2012年11月29日刊发于海外媒体《希望之声》的苏明的一篇旧文《腐败透顶的团伙突然意识到腐败亡党》，引起我们注意。当时正是中共十八大落幕不久，习近平正式上台。作者的分析如今读起来颇有参考价值。以下为全文：
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制度改革完全是两回事，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其实是个口号，是共党喊叫的口号，已经喊叫了不少年了，因为共党自己也清楚，极权的政体就是一种要监视和控制每一个公民的方方面面的政体。由于工作量是极端的庞大，所以这种政体所雇佣的工作人员就特别的多，加上这种政体只相信自己，从不相信任何人，通常就造成了一个庞大的政府，政府之下却没有社会。
政体内的工作人员素质如何，六十多年国人民众是知道的，不提也罢，除此之外，不学无术、不懂装懂、外行领导内行则是个普遍的现象，用共党的话说，那就是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六十多年共党喊叫政治体制改革不知多少遍了，其实这种改革的内容不过就是精简机构、裁去臃员、减少喝茶看报和聊天的时间、多干一点工作。
几次的精简机构的结果，是越精简机构反而是越庞大，所以这项改革也仅仅就是停留在口号上。到了所谓的改革开放的时代，政治体制改革的口号喊得更频繁了，内容也增加了，不仅仅是精简机构了，还增加了党政分家，政企分家，言外之意就是党不要什么都管，党只管党，行政管行政，工矿企业由工程技术人员来管，工会管工会，妇联管妇联，听上去不错，但阻力却是相当的大。
因为共党永远自以为是正确的，害怕放权以后一切失去控制，更怕大权旁落，导致被冷淡乃至垮台，尤其是八九六・四以后，党政分家，政企分家就再也不提了，只是偶尔喊喊精简机构了，这就是共党提出的政治体制的改革，误导了许多的民众，以为这就叫政治改革。
这三十多年，共党的贪腐抢劫积累了成堆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已经不是政治体制改革所能解决的了，有识之士们提出的政治改革是指政治制度的改革，内容是废除共党一党专政，开放党禁和报禁，实行多党竞争、全民大选、司法独立和军队国家化，简单的说就是宪政民主，就像美国和台湾的一样。
所以当我们提到大陆的政治改革的时候，首先必须搞清楚的是究竟是体制的改革，还是制度的改革，两种都叫做政治改革，但是性质却是完全不同的，期盼着十八大共党能进行政治改革的人不少，但是期盼的是什么样的改革，且不提政治制度的改革，就连巴望着政治体制改革的人都失望了。
原因很简单，已经成了过街老鼠的共党，即便是许诺了政治体制改革，充其量所能作的也只能是精简机构了，至于党政分家、政企分家那是万万做不到的，一句加强党的领导的话就回答了所有的问题。换句话说维稳也是死，放权则死的更快，至于不断加强党内的民主，更是个空喊了多年的口号。
且不提总书记的产生，即便是一个最小的支部书记，也不是党员们选出了的，仍是上方的委派，当村民们可以选举村长的时候，不少人认为这是政治改革，是民主的迹象出现了，然而事实却是民选出来的村长必须服从上方委任的村支部书记。
此次的十八大提出了个差额选举，又激动了不少的人，以为这是政治改革，恕不想一想根据共党一贯的做法，人选没有内定好，又怎么可能召开十八大。即便是实行了全体党员人手一票进行普选，选出来的常委也必然是事先内定了的人。
反思过去诸多事实，尤其是这次令绝大多数人失望、绝望了的十八大，无论我们情愿与否，都必须承认一个事实，那就是共党体制是一个极权的政体，实行的是极权主义的统治，与百年前的皇权专制统治不同的是，极权统治对国家、对人民所犯下的罪行更大、更广泛、更邪恶。希特勒是民选出来的，所以二战以后至今，德国人民仍在向周边的国家支付着战争的赔款。
但是在中国没有人选举过共党，共党上台不是天意、也不是天命，而是暴力的篡政，一代一代的党老板更不是皇权家族的血统承传。皇室的家族，民间还有一个龙生九种，种种不同的说法，就是说继承大位的皇帝也是好坏不同，有昏庸的也有中性的，也就是说民间百姓们至少还活着有个盼头，真的到了没有盼头的时候，也就该是改朝换代的时候了。
袁世凯做了洪宪皇帝的时候还自信的说过，至少能够传位二十代，然而八十三天后，就在全国一派讨袁的声讨声中下台了。经历过三十八年民主共和的中国大陆人民却没有任何在极权统治下生活的经历，然后时至今日，六十多年极权治下的悲惨经历，中国人是缓慢的渐进的，但是终于觉醒和明白了。
共党极权是无人性的，最残忍、最冷血的政权，这种政权既不占天时，更不占人和，当政的唯一理由那就是永远正确，为了永远正确，就必须强制人民洗脑，钳制人们的思想言论，不惜屠杀、镇压、抄家、拘禁人民，为的是掩盖历届党老板们所犯下的种种罪恶。
这种政权每存在一天，它所能做的全部的事情就是维持这个政权不倒，这种政权最大的敌人就是政权下的全体国人民众，它所全力对付的也是全体的国人民众，当民怨沸腾的时候，就是这种政权最恐惧的时候，所谓的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就是这样产生的。
政权危机了，于是就提出了所谓的经济改革，其实就是放松了计划经济的条条框框，允许人们自谋生路，于是票证取消了，这是胡萝卜。当人民反贪污要民主的时候，共党的大棒就使用上来了，这就是在告诉人们，共党这个极权体制是不能碰的，所谓的政治改革，或者是体制内或体制外的改革派，所能要求的不过就只能对这种体制的修修补补。
先决条件是必需要维持这个政权长治久安的大前提下的小修小补，目的是暂时缓和一下民愤。但是由于这种体制的极端僵化和腐败，即便是小修小补也不可能付诸实施，但是在宣传上必须是高调的，一段时间以后一切仍是依然故我。
温家宝喊叫过几次的政治改革，本人认为这是他有感而发的喊叫，他是行政的总管，在运作这套行政机器的过程中，他确实感到了共党如同一只无处不在的黑手，时时事事处处都在干扰阻碍甚至在破坏，于是他才喊出了政治改革，但是他却从来不提改革什么？
鉴于他是共党体制内的受益者，所以他所谓的政治改革绝对不是政治制度的改革，仍然是局限于体制内的改革，无非就是党政分家、政企分家，党不要管的太多，适当的放一些权力等等，这些都是属于体制内的讨价还价的改革。
温家宝也知道这种要求在党内是通不过的，再加上经济崩溃了，体制内和社会上种种的乱象横生，为了推卸责任和哗众取宠，喊出了语嫣不清的政治改革，其实质是政治体制的改革，目的仍然是保党、保政权，但是党已经成为了众矢之的，这种所谓的改革派，其实仍然是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上。
哭丧着脸下台的胡锦涛再次的强调了要加强党的领导的陈词滥调，而刚上台的习近平又发表了个对十八大的九个深刻理解的讲话，都表明了一个明确的信号，那就是即便是政治体制的改革，也必须是有利于加强党的领导，而不能有丝毫的消弱党的领导。体制的改革尚且使共党胆颤心惊，处处设防，又何谈政治制度的改革呢？真正的政治改革派是长期的、坚定的、前赴后继的、不怕牺牲的，在推动着政治制度的彻底的变革。
例如八九六・四为争取民主死难的烈士们；近十几二十年出现的大批的人权维权的人士们；勇于参加和支持当地民间自发的抗暴维权斗争的千百万勇士们；几千万的被共党搞成家破人亡，却又上访无路、告状无门的冤民们；因批评共党而身陷牢狱和流亡海外的志士们；近六亿的在贫困线上挣扎的庞大的人口，以及所有的良知道义尚存的理性的人士们，都完全清楚造成中国大陆一切人权灾难的祸首就是共党，没有人相信共党政治体制的改革可以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每次面对和平理性的抗争，共党派出的是全副武装的军警的镇压，从而逼迫着民间终于喊出了打倒共党、驱逐共匪的吼声。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每当民间发出了打倒驱逐的吼声的时候，就已经不是当政者可以通过自身体制的改革所能自保的了。人民要求的是变革，用现代的话说是政治制度的改变和革新，也就是说现有的政治体制和政治制度是不得民心的，是人民反感和痛恨的。
人们更清楚的是体制的彻底腐败，更是使得这种体制根本不可能进行自身体制的改革，腐败已经使得共党和占山为王的土匪们不能相比较了，土匪们啸聚山林，通常打出的旗号或者是个义字，或者是替天行道，或者就是均田地、均富贵，这些口号都有着切实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于是也就具有了可信性，这一点就比共党的云山雾罩的共产主义和特色社会主义实际了不知多少倍。
山寨里实行的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银的政策，从这里至少可以看出的是利益均沾、人人有份，并不存在黑箱作业和贪污腐败，这又是共党所不能比的，因为分赃是公开的，这就多少表现出一些公平或者是公正性，所以山寨里就不太可能出现因分赃不均而剑拔弩张，继而形成了林立的利益团伙，自相火并，所以山寨基本上能够形成一个整体，一致对外，行动一致。
十八大之前和之中，所传出的消息和给人们的印象无一不是内部是重重的矛盾，权争内讧的你死我活，共党内部的黑箱作业毫无公正和公开可言，加上贪婪的个人私欲的疯狂膨胀，形成了众多的利益之争的团伙。共党这个团伙再也不会是一个整体了，行动上也不可能是一致的了，内部尚且是你死我活的乱象横生。
一个为了利益而腐败的烂透了的团伙突然意识到了腐败亡党。固然说一个不学无术的团伙能够把对腐败的认识提高到了这一步上是个奇迹，但是已经太晚了，不学无术使得共党们不懂得古人所说的防微杜渐，故而使腐败的恶习一泻千里，党内腐败的利益团伙，依然形成了各自的势力范围，并且还张牙舞爪的防备着其他团伙的入侵。
习近平仅代表的是太子党们的利益团伙，而李克强被说成是代表团派的利益团伙，但是鉴于胡锦涛在十八大上的最后的惨败，多少也说明了，所谓的团派的惨败。所以说李克强也仅仅是代表他自己了，除非他再去投靠某个团伙，否则的话他是谁也不代表的。
至于其他五个人都是在代表着自己所在的团伙的利益，仅仅在这七个人之间，就存在着利益的较量和冲突，一个自称是集体领导的体制，其核心的七个人都无法取得一致的主张，再加上自身的不干净，又如何能够团结一致去反对党内的腐败呢？何况党内的反腐并不属于体制改革的范畴。
十八大之前习近平说要保持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这句话就清楚的表明，这不是政治体制的改革，而是清党，是对党内进行整肃，也可以说成是由于共党恶行累累名声太坏，为了自保所要进行的一次内部的修整。话是这样说，但是腐败已经使得共党无法纯洁了，何况共党从来也没有先进过。
共党的出现只是在开着历史的倒车，假如万一习近平的清党和反腐搞成功了的话，只要共党仍然坚持一党专政，不开放党禁报禁，司法不独立，军队仍归党管的话，中国大陆的社会仍然是在倒退之中，与先进和文明仍将是越来越远。
政治改革的目的是要首先了解国人民众们想要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之下，至于打倒共党、驱逐共匪，推翻共党一党专政等等都不是中国人的终极目标，真正的目标是中国人想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打倒、驱逐、推翻，仅仅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的必要手段。
通过这个手段中国人才能真正获得作为人的尊严和自由，从而获得了自由的思想权、自由言论权，自由组党权、自由表决权，继而获得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然后人民再以主人的身份，运用对政府的监督权、否决权去限制政府的权力，绝对不能让政府的权力干涉和侵犯任何个人的权利和自由。这些就是远在美国、近在台湾正在运作的政治制度，也就是宪政民主的政治制度。
从历史发展的眼光去看，没有人会说这种制度是好的，将来会有好的制度，但是在现在的历史阶段上，我们只能说宪政民主制度是最不坏的政治制度，而极权、独裁、专制则是最坏的政治制度。二十多年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人民的革命就是要摆脱最坏的政治制度，建立起现历史阶段最不坏的政治制度。
去年和今年的中东、北非国家人民的革命也是如此，满脸流血大喊不要开枪的卡扎菲，还是被开枪打死了。但是打死他不是利比亚人民起来革命的目的，目的是要建立宪政民主的政治制度，打死卡扎菲是对他罪恶的清算，是达到目的的过程中的一个手段，一个插曲。当利比亚人民人手一票去选举自己的政府的时候才算达到了初步的目的，十年二十年后将更完善。
革命一词是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夫子说出来的，中国的好东西都让外国人接受了，并且给使用了，中国人反而忌讳革命了。孙中山先生搞革命，人民起来了，革命成功了，中华民国台湾就成了大陆人民都想要去看看的地方了。共党不搞革命，但却垄断了革命这个词，共党搞得是农民起义，篡政成功实质上是在把社会拉向大倒退。
共党标榜自己代表了革命，于是真正的革命者们反倒成了共党眼里的反革命了。共党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派，于是大批的正动的识时务者们又成了共党眼里的反动派了；共党是有意的把革命与反革命，正动与反动的意义、界限和标准全部的颠倒过来，目的就在于愚化民众。
六十多年共党的所作所为，中国人是用血肉和性命的代价，终于明白和觉悟了；而令人失望绝望的十八大，更是让中国人清楚了共党自身根本不可能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即便共党进行了政治体制的改革，也与中国人所期望的能够在政治制度的保障之下，过上有尊严的生活相差十万八千里。
中国大陆需要的是彻底的政治制度的改革，是为了中国人生存有保障、活得有尊严，这个要求高吗？其实一点也不高。每一个人天生就有他的权利和自由，谁敢虐待和钳制，那就去革他的命，这也是上天赋予每个人的权利。
责任编辑:司徒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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