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会战，前后有三次之多，可见在第二期抗战中，长沙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实在超乎各地区之上。（网络图片）
长沙会战，前后有三次之多，可见在第二期抗战中，长沙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实在超乎各地区之上，否则敌人不会至再至三地吃败仗，而仍然必欲得之而甘心也。
敌人攻占长沙的目的，主要的是为打通粤汉路，前文已经述及。粤汉路打通，则北接平汉、平绥、北宁、中长各线；南接广九、湘黔各线，纵贯中国南北之大动脉即均入敌人的掌握。这一企图在战略上的价值极钜，故不惮再接再厉以为之，自是当然之理。
其次，湖南为中国一大米仓，年产稻谷一万二千余万石，自古有“两湖熟，天下足”之谚。第二期抗战以来，敌人固然要“以战养战”，我们更应努力于自力更生，以相对抗。委员长在南岳会议时揭示抗战要旨，注重生产，注重节约，用意所在，就是告诉我们经济生活的重要性。吃不饱饭，还有什么抗战之可言？所以长沙会战是敌人夺取我们米仓之战，也是我军保卫我们米仓之战。敌胜，即无异“以战养战”战略之成功；我胜，即无异敌人“以战养战”狡计之失败。一出一入之间，关系实在太大。
以上是三次长沙会战的主因。
再则，第一次长沙会战是在二十八年（一九三九）九十月间发动的，其时汪兆铭正加紧与敌阀勾结，准备于是年双十节日，沐猴而冠，傀儡登场。假如此时敌军一举而下长沙，一方面可以给汪记政权壮一壮声势，一方面也可以稳定一下日本国内厌战反战的人心，这是第一次长沙会战的副因。
第二次长沙会战是在三十年（一九四一）九十月间发动的。是年四月，日苏中立协议签字，六月德苏战争爆发。七月，日阀向法国维琪政府要求驻兵越南，一面又向东北增兵，做出可南进可北进的姿态。八月，日外相丰田贞次郎向美提出两国领袖会晤谈判中国问题的要求。在此种复杂微妙关系之下，为显示其兵力之强大，余勇之可贾，于是乃有第二次窜犯长沙的举动。在日阀的盘算中，这样做至少可以防止国军反攻武汉的企图。如果战事顺利竟将长沙拿下，则在对美谈判中更可取得较为有利的立场，迫使美国让步。这是第二次长沙会战的副因。
第三次长沙会战是在三十年（一九四一）年底至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年初发动的。此时日寇已经挑起太平洋大战，中国战场与太平洋战场事实上有其不可分的关系。日寇积极攻略香港之日，亦即集结兵力三次谋犯长沙之时，其为牵制我军兵力，不使有援港可能情事，显而易见。这是第三次长沙会战的副因。
以下再说一说三次长沙会战的经过概况：
第一次长沙会战虽是二十八年（一九三九）九十月间发动的，但在发动以前四五个月，我军在“有以待之”方面，已经开始着手。委员长于四月十五日即有手启之电谕指示：
如敌取长沙之动态已经暴露，则我军与其在长沙前方作强硬之抵抗，则不如先放弃长沙，于敌初入长沙立足未定之时，即起而予以致命之打击。反攻计划如能布置精密，运用得当，必可取得最大之胜利。如此则我军必须在岳麓山构筑坚强工事，并配有力炮兵，俾得射击敌舰与长沙城。惟须先行指定目标，测定距离，各部依照预定计划，同时并举，步炮协力，则必克奏肤功。希详审之。如果照此立案，则在前方对敌军及我军民有一适合于此战略之宣传，使敌人不虑，亦甚紧要。如何？盼覆。
长沙会战的战略部署，大致就是依照委员长这一指示办理的。此外，还有一种在事前四五个月即已开始准备的工作，就是破坏道路。我们规定有五条彻底破坏道路的办法：一、选定有水田之处，完全恢复水田。二、选定湖边，破坏成湖。三、选定山腹，破坏成绝壁。四、选定必经之处，破坏成不规则之深沟。五、选定一般路面，破坏成凸形，使其在路上及两侧均不能行车。这种破坏工作，可想而知是很艰钜的，然而我们做的确实是相当成功。
是年九月，敌犯长沙企图已经暴露，我军自应依照预定计划行事，不想这时统帅部却发生了极原则性的争议。白健生（崇禧）以次几位参谋本部人员，均不主张坚守。委员长因为众议如此，亦即勉从其议。其时我以在渝时多，九战区司令长官职务均由副长官薛伯陵（岳）代理，渠则反对轻易放弃阵地，抗辩甚力。
其时我以在渝时多，九战区司令长官职务均由副长官薛伯陵（岳）代理，渠则反对轻易放弃阵地，抗辩甚力。（网络图片）
九月中旬，敌军分三路进犯，一路由赣北西进，一路由鄂南南窜，一路则在湘北猛攻新墙河北正面，另以一部在洞庭湖东岸登陆，以为策应。赣北、鄂南两路敌，均被我军击败，唯湘北一路强渡新墙河成功，与洞庭湖东岸登陆敌得收夹击我军之效。时林蔚文转达副参谋总长白健生令于薛云：“如不遵令立撤汨罗守军，则今后长江以南地区有失，责有攸归。”薛不得已，乃下令撤退。于是敌军长驱直入，于二十九日，已窜至长沙附近之永安市、桥头驿等处，长沙已隐闻炮声。委员长得讯，命我偕同白健生星夜入湘，协助薛伯陵区处一切。动身之前，我曾提出长沙“守”与“不守”两案，奉批“不守”。我遂与白飞桂，旋即转往渌口（在株州南）晤薛，面达统帅意旨。薛仍以军人守土有责，不忍轻言撤退。健生坚持持久抗战，以保全实力为急务。伯陵愤然曰：“如此我上无以对中央，下无以对国人，从今不敢再穿军衣了！”我见二人相持不下，因谓：“汨罗不战，退长沙；长沙不战，退衡阳；衡阳不战，退桂林，如长此退却，广土亦有尽时，究在何地可以一战？我为二公计，不如且就当前敌我情势，研究我军有无一战之可能？”伯陵深信士气甚盛，可以一战，并谓除极少数部队失去联络外，余均英勇任战。
既然如此，我乃一面商之于健生，令伯陵反攻；一面将伯陵决心及当时情况报告委员长，请准因时因地制宜。十月二日，获准下令反攻，对深入之寇予以猛烈侧击，当地民众自动协助国军作战者亦极踊跃，敌遂狼狈北窜。
至十月六日，完全恢复战前之原态势，各路敌军死伤计四万余人，俘获亦伙。此次敌军使用兵力约在十万人以上。事前敌以西尾寿造为对华派遣军总司令、板垣征四郎为参谋长，扬言攻略西安、宜昌、长沙、衡阳、北海，完成其所谓“板垣战线”，以求解决“中国事件”，不料这一梦想，才开始就破灭了。
第二次长沙会战，敌军集结赣鄂兵力，亦达十万之众，由阿南惟畿指挥，于九月六日起开始蠢动。敌为掩护其主力之集中及展开，先以一部向我大雪山（岳阳东南）根据地攻击，经我军痛击，迄未得逞。九月七日，敌一部与海军配合，向洞庭湖营田以西各地活动，以保障其主力之右翼，其主力则越新墙河南犯。我守军杨森军团，予以猛烈截击后，以一部与敌保持接触，主力则转移至杨林街、关王桥向敌侧击。十九日，敌窜抵汨罗江北岸，由浯口、新市、归义等地渡河，我军节节抵抗，敌竟深入。
第一次长沙会战后，我即调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所遗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改由薛伯陵（岳）升任。第二次长沙会战之际，我正在恩施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任内。六、九两战区壤地相接，互为唇齿。九月中旬，新墙河以南战事方酣，我因向统帅部建议：五、六两战区应乘此机会，主动反攻宜昌，以为湘北策应。九月二十二日，委员长电话指示：敌此次湘北蠢动，有积极企图，长沙志在必得；五、六两战区积极动作，一举而下宜、沙；五战区自北南攻，六战区自西东攻。六战区奉令后，遂于二十七日开始行动，其经过情形将在下一章中叙述，此处暂且不表。
九月二十六日，敌军分路窜至捞刀河畔，以一部由渡头市向长沙东南迂回，又以一部由春华山迂回长沙之东，主力则从正面直扑长沙，企图加以包围。二十七日，敌伞兵一部窜入长沙城内，时我援军已先后赶至战场，乃将敌层层包围，予以猛击。是日宜昌方面，我军已开始进攻；江浙皖方面，我军亦向当面之敌采取行动。敌顾此失彼，无法转用兵力，长沙地区被围之敌，后路已被我军切断，恐慌万状，至十月三日，乃突围北窜。我追击部队衔尾追击，并沿途截击，毙伤敌甚众。十月八日，北窜敌渡过新墙河，始又恢复以前原态势。第二次长沙会战至此亦暂告结束。
三十年（一九四一）十二月，敌既挑起太平洋大战，为牵制我军策应盟军在广九、香港方面之作战，乃又对长沙作第三次之进犯。
敌此次集合兵力共约七万余人，于十二月二十四日起，在新墙河东西各约十余公里之间，分八路渡河南犯。
我军仍依在长沙外围决战之目的，除留一部与敌作正面周旋外，主力即向关王桥东南地区转移，并协同由平江到达杨林街附近地区之我军，向西南侧击南下之敌。三十一日，敌军窜抵捞刀河、浏阳河中间地区，以一部向浏阳河畔之金潭渡、仙人市推进；其主力则向右旋回，于三十一年（一九四二）一月一日起，向长沙猛扑。我守城部队沉着应战，同时我岳麓山炮兵适时以火力支持，予敌重创。至四日，我阵地屹立无恙，而敌军攻势已挫。我乃以十个军之兵力，分路向敌实行总反攻。敌伤亡甚钜，乃于四日夜开始向东北突围。我军沿途截击，敌遗尸遍野，狼狈不堪。其留置之掩护部队，亦大部被歼。至十五日夜，新墙河以南之残敌一一肃清，一切又恢复战役前原状。
第三次长沙大捷，适当盟军推举我委员长为二十六国联军在中国战区之最高统帅，捷音传出，举世欢腾。英美各大报纸均以显著地位刊载捷讯，伦敦泰晤士报社论至谓：“蒋委员长方任极为重要之中国战区同盟军最高统帅，即获长沙之捷，实为将来佳运之征兆”云。
长沙三捷，是抗战中的奇迹。我之所以胜，敌之所以败，先后如出一辙，谓非奇迹而何？委员长事前之战略指示，可谓算无遗策也矣。彻底破坏道路办法关系成败亦钜，因为敌人的优势装备在交通阻塞的情形之下无法运用，以致敌我在装备方面已无显著差别。装备既然拉平，在地利人和方面，敌则处于绝对劣势，
如此我三胜，敌三北，不亦宜乎？
来源:《陈诚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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