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温时代这篇揭露中共“吃人”的教育体制的文章，立论精辟，令人感慨万千！12年过去了，重新看此文，对比现行的中共教育体制，试问，现在的中共教育体制“不吃人”了吗？看得见教育的“希望”？
引子
从小学到大学的各个阶段，教育阵地只剩下“吃人”二字。（网络图片）
2004年8月，在辽宁省辽阳市小祁镇窦双树村，52岁的孙守军留下一封遗书和仅有的52元钱，喝下大半袋杀虫剂后死了，遗书上写着：“儿子孙大明考上了大学，我感到无比的高兴，但我再也拿不出五千多元钱供他读大学了，我有愧于儿子，……我死后叫几个人抬出去就行了，一切从简……”孙守军为儿子念完高中早已是油尽灯枯，家徒四壁，孙守军靠白天黑夜在铁路上卸火车皮挣20元钱供孙大明读书，因劳累过度患上多种疾病，为了能积点钱，他有时一天只啃两个干馒头……
吉林省梅河口市女孩夏文娟欲嫁求学。今年高考，以454分考入南京工程学院自动化数控系，她三岁丧母，两年前父亲又被人谋害，俊秀的夏文娟求助于媒体，她哀求说：“家里再没有值钱的东西，实在凑不起学费，如果有单身男子资助我，只要他本分，我会考虑嫁给他……”
2004年7月，19岁的刘朋波以636分的优异成绩考上了西安交通大学，但他的父亲刘改成却为凑不起9,000元的学费而一筹莫展：为了儿子读中学早已是倾家荡产，更何况他家里有高龄的老父和一个残疾的哥哥，妻子也在一场大病后丧失劳动能力。刘改成在打工中砸断一只脚，没有哪个组织或个人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父子俩商量后，决定一起捡破烂凑齐学费，父子俩不分白天黑夜地捡破烂，但是，两个月下来，也攒下1,000元多元钱……
2005年元月17日，《中国青年报》以〈3个壮劳力供不起一个大学生〉为题，发表了青海省政协委员王绚提交的提案，并代表民盟青海省委作大会发言。王绚在提案中指出：一个本科生4年最少花费2.8万元，相当于贫困县一个农民35年的纯收入。一个4口之家的西部农村贫困户家庭，即使有3个身强体壮的劳动力，一年的纯收入也供不起一个大学生。到外地就读的大学生每年最少花费1万元～1.5万元，其家庭经济状况更是苦不堪言。
现代教育，作为对经济振兴具有决定意义的强大杠杆，作为创造新的思想、文化、科学技术的源泉，居于特殊重要的位置。然而，中国的教育已被现有的教育制度所局限，从小学到大学的各个阶段，教书育人的本质已全面改变：教育资源被管理教育的权贵们占为己有，教育阵地只剩下“吃人”二字。下面，笔者分别进行论述。
农民的义务教育体现在哪里？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开口笑，书中自有颜如玉。”农民希望下一代多学文化，希望下一代出人头地。然而，一代一代人的期盼，又一代一代地盼来失望。中国农民和工人一直在这种周期性的期盼中。
歧视性的教学体制，是农村绝大多数孩子不能受到正常义务教育的第一个原因。——遥远崎岖的山路、低矮的危房、摇摇欲坠的课桌、喝生水、吃冷饭。这就是许多农村小学的现状。学校没有财政来源，民办教师一年的工资是城镇工办教师一月的工资。在四川、甘肃、内蒙古、陕西、青海等地的贫穷农村地区，学校买一张纸、一盒粉笔都靠学校“自筹”，都是学校找学生家长乱收费才得以维持。然而，贫困落后的农民家庭常常三五十元都掏不出来，孩子不能继续上学。据调查显示，现阶段农村学龄前孩子失学率已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在四川、湖北、河南、安徽、青海等人口密集的山村，学龄前儿童小学没有读完就辍学的孩子已达到50％，初级中学没有读完就辍学已达53％。八十年代，教师们对于升学率总结为：9──6──3，十个儿童只有九个上学，其中6个能读完小学，但只有3人达到合格的毕业标准。到了九十年代，情况更糟，中小学生流失日趋严重，大多数穷困的农村达到了“4──3──2──1”之说，初一入学4人，初二剩3人，初三剩2人，报考高中的毕业生仅有1人了。没有读完义务教育的孩子，几乎都是环境差、家庭穷。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民办小学已成为地方财政遗忘的角落。就是有能力给付财政拨款的农村小学，各级官员也是雁过拔毛，能够分配到农村小学的也就只有九牛一毛了。现有的体制没有能力解决农村孩子真正的义务教育问题。许多学习成绩优异的孩子，还没来得及展示锋芒和才能，就被现有的教育体制淘汰了；所以，才有太多的童工过早地走进了田间地头，走进了私营业主的工厂。
对农民的身分歧视，是农民孩子不能正常受到教育的又一个原因。同样的中国、同样的中国人，却被人为地分割为两个世界、两种人。城市市民的孩子享受着种种制度优惠，而农村农民的孩子却受尽剥夺和歧视。农民子女在外地就读，几乎全部要被强迫收取“借读费”。
为了生存，农民到外地打工。外出打工农民的孩子，在就读当地的学校时，几乎都要凭户口管制收取多出正常学生数百元，甚至过千元的“借读费”；否则，被拒之学校门外。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如何如何采取措施，取消了农民工子女的借读费，那只是“凤毛麟角”。在这种歧视性收费教育中，很多农民工只有放弃，使自己的孩子不能继续读书。
大多数的农村地区，农民的孩子不能受到正常的教育，除农民家庭贫穷的原因之外，最关键的原因是教育体制限制了农民孩子进行正常教育的机会，高喊“教育立国”的官僚体制与农村落后的基础教育设施不成比例。
花样百出的“选苗子”、办“英特班”
一面是农村穷困的孩子得不到正常的教育，另一方面，城镇的重点中学大办“重点班”、“英特班”来大肆招揽“苗子”，那些天文数字的“集资费”，是对学生家长兵不血刃的宰割，吃人的本质一步一步地暴露出来。
城镇初级中学“重点班”、“特长班”的悄然兴起，始于二十世纪末到现在仅六七年时间。由于有利可图，全国多数县城以上的重点中学“开辟”的重点班、英特班有如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有些地区的初级中学，十个年级班就办有半数的重点班、英特班。尽管教育部三令五申不准办这些班，但是，地方的教育部门总是能打通各种关节大量继续兴办。
所谓的“重点班”，就是学生家长交纳七千元到一万元的“集资费”的资金后，学校组织“最好”的教师、营建“最好”的环境，招揽交了钱的孩子就读；“英特班”也是如此，学生家长交纳八千元到三万元的“集资费”后，学校不仅制造最好的环境、组织最好的教师教学，而且聘请了外国人传授英语口语。且不说这些重点班、英特班是否真能“揠苗助长”，教出“超长规”的学生出来；仅这些办学的宗旨，已全面失去了义务教育的意义。既然有能力办出这些重点班、特长班出来，为什么作为义务教育的学校不能普及这种教育模式？说穿了一句话，如今的教育不是以教学为目的，吸纳学生家长的钱财才是目的。
“‘重点班’、‘英特班’可以学更多的知识……”、“中考更有把握”。这是学校巧妙的诱导。这些诱导就像一只无形的魔爪，迫使那些经济拮据的家庭交钱进“重点班”、“英特班”。他们不愿意“错失良机”，因为供不起孩子进重点班或英特班而“遗憾终生”。有钱有权的学生家长们，交上数千元、甚至两三万元的集资费不成问题；但是，多数普通工人、农民家庭、工薪家庭要在孩子正常的义务教育阶段就“慷慨解囊”，各地的教育部门实际上是将刀剑架在他们的脖子上，逼着学生的家长拿钱来。
然而，重点班也好，英特班也好，最后的结果令更多的家长大呼上当受骗：由于孩子的智力良莠不齐，一些智力差一些的孩子仍然不能如愿以偿地考上重点高中。
“封闭式”管理的本质
荒芜的农村成了教育部门遗忘的角落，城镇地区的学校又成了权贵们打着教育的幌子攫取钱财的好地方，正是教书育人的“人类灵魂工程师”们及学校管理者，瞪着大眼窥视着学生家长口袋里的钱财。
在城镇的小学和中学附近，以牟取暴利为目的的小商店、小餐馆、小网吧、小书店鳞次栉比，小商小贩理所当然地是想在学生身上擦一些油水。教育部门的官员也早就瞄准了孩子们的消费市场，自然不会让“肥水外流”，于是，各种形式不同的“封闭式”管理就应运而生了。学校里办起了食堂、餐馆、商店、书店、旅馆，学校的大门紧锁着，从吃到住全部是一条龙“服务”。通过这种“封闭管理”，严格控制学生，只让他们在学校里面吃、住和购物。
所谓的“封闭式”管理的学校里，没有竞争，没有监督，学校宰你没商量，不仅价格昂贵，而且普遍充斥假冒伪劣产品和短斤少两。在大多数的中小学食堂里，学生的伙食像猪食一样差，盐水白菜、盐水萝卜，根本看不到一丝丝油。单纯幼稚的学生处处挨宰，有的学生在学校里读几年书，面黄肌瘦，身体素质普遍下降。
在全国城镇的大多数学校，几乎无一例外地实行了“封闭式”管理，特别是住读的学生，几乎都只能在学生的食堂就餐，在学校的商店购物，家长们怨声载道，学生们无可奈何，因为体制是这样，全国都是这样，吃人的教育处处显露出狰狞的面目。
万能的分数
“分数第一”的观念压得中小学生喘不过气来，“分数至上”是全体中小学办学的理念。因为只有考上了高分，才不会被淘汰。现有的教育体制，给予学生求学“成才”的机会太少了。同时，只要考了高分，从教师到校长才会得奖金、升工资、评先进，名利双收。
据《中国青年报》报导，因为期中考试成绩不理想，西宁市某中学5名女中学生吞服大量舒乐安定片后集体上山轻生，幸亏及时发现抢救生还。此事引起家长、社会的关注。因考试成绩不佳而集体轻生，在近十年来频频发生。从这些事例不难看出，现在的中国教育体制不仅是吃人的体制，而且可以说是杀人的体制。
中学生因为学习成绩不理想而自杀，那么大学生呢？近年来，高校里学生因为成绩不理想而自杀的事件时有发生。据了解，清华大学每个学期的半期考试和期末考试以后，主楼上都会有几个学生“勇敢”地飞身跃下。
考试成绩居然比生命还要重要，这样的考试比起封建时代的科举制度来，有什么进步呢？“人”本身是最重要的，而分数是外在的。分数所能够说明的，也许仅仅是一个学生的无足轻重的某个方面而已。这不仅是她们自身心理素质较差，更重要的是外部环境的压力。一旦考试成绩下降，老师、家长和亲戚朋友邻居对学生的看法立即发生了变化。
责怪孩子是不对的，孩子是牺牲品，是我们的不正常的教育体制的牺牲品。人们在震惊之余是否认识到，是我们的教育堕落到这样的地步──教育不仅不能启发人的心智、促进人自身的解放，反而成为杀人的工具。经济至上、金钱至上的教育体制和学校教育中智育至上的倾向，极大地削弱了教育“树人”、“育人”的教化作用，学生在人格、个性和知识、技能方面的残缺、孱弱和片面畸型有增无减。
高中，难以跨进的门槛
九年的“义务教育”结束后，工人、农民的孩子们想读高中已是一种奢望，成为许多贫穷家庭孩子遥远的梦。在许多贫困地区，读高中难于上大学。首先，地方教育部门办高中班“容纳”有限，据统计，各地“容纳”高中生不到应届初中生的一半，也就是说，还有一半的初中生，即使都想读高中，当今的高中学校也“容纳”不下，是现有的教育体制将一半以上的学生排斥在高级中学的大门之外。在其他贫穷县市，情况还要严重一些。四川省巴东县今年的应届初中生7,093人，县教育局下达到各所高中的招生总数为2,250人，还有4,800人没有机会上高中。
其次，想进高中，如果不是中考时分数出类拔萃者的话，就得交纳“调节费”。教育部门有意地设置了分数档。一分之差就是数百元，甚至是数千元费用，真可谓一分值千金。中考的分数是学校与家长之间的法码，分数不高的，学校就要逼着家长在天平另一头不断地加银子，教育部门有意将不出钱的计划内指标缩小，将计划外的指标扩大，以此在学生家长身上索取更多的钱财。各地虽然情况不同，但计划外想进高中的学生，最低也得两三千元以上，如果想进县城以上的重点高中，最高达五万元，最低也得一万元人民币。乡镇最差的高中学校也要二千多元的“调节费”。因此，“调节生”指标是所有高中学校的摇钱树。
一对工人或是农民夫妻省吃俭用的全部积蓄，在自己的孩子读初中以前就耗费光了，根本不够供养自己的一个孩子进入高中的大门，要想供孩子读高中，几乎都要找亲朋好友借贷。
即使正常的考取高中的学生，学生的家长也要被扒几层皮才能供养孩子读完高中。因为即使进了高中的门槛，也就像是进了“销金窟”一般，学校里，从官员到教师，对学生狮子大开口，各种五花八门的收费令人咋舌。昨天才交了校服费，今天又要交保险费，明天要交资料费。家长们上了教育部门的“贼船”，除了忍气吞声挨宰之外，别无选择。学生的家长，被扒皮抽筋般地投入重金，才能使孩子读完高中。
责任编辑:辰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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