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4年09月11日讯】公元一千九百五十九年岁末的一天，在中国大地上是哀鸿遍野，饿殍千里。在云南东南部一个叫陆东煤矿的地方，大雪之后的冬天，寒风刺骨，一个叫陈学诗的右派要在这里被执行枪决，附近煤矿的右派被通知到现场观斩，藉以杀鸡让猴子看，警告右派只有老老实实地接受改造才是唯一出路，否则，像陈学诗一样死路一条。
一九五八年九月，整风反右运动刚结束，陈学诗即被公安机关逮捕法办，判处有期徒刑五年，送曲靖陆东煤矿服刑。陈学诗怀着蒙冤受屈、愤怒不满的心情，接受武装押解的强制劳动，在劳改队里他一边服刑，一边向管教人员倾诉自己的冤屈，他要求政府给他申诉的机会，对他的判决重新考虑，他的要求并不违法，因而管教人员对他无可奈何，认为他是难于管教的犯人，是一个“特殊犯人”。在劳改队里，劳动强度之大，人们是可以想像得到的，同时又吃不饱肚子。一天深夜，陈学诗忍受不了饥饿的痛苦，悄悄摸进管教人员食堂抓饭吃，吃饱肚子出来时，即被警卫人员发现，枪口对准他的脑袋喊：“不准动”，他怒吼道：“你这支烂枪为什么不对准美帝国主义而要对准我呢?”气愤之下，他一拳头把警卫打倒在地，其他警卫闻讯赶到现场包围了他，他被立即戴上手铐。那个警卫说：“这个犯人太非凡了，厨房门是锁得好好的，不知他是如何进去偷饭吃。”另一警卫听后，即用枪上的刺刀朝着他的大腿刺了一刀，也不替他治伤，要让他活受罪。随之，陈学诗被当作重刑犯送到曲靖专区监狱监禁起来。陈学诗大腿上的伤口已经生蛆，臭不可闻，他忍受着巨大的伤痛，没有瘫倒在地，从容地走向刑场，在寒风中结束了他年仅二十四岁的年轻生命，含恨离开人间。
人们要问陈学诗有什么冤屈，怎么一划成右派就被投入劳改？我们得回到反右派这罪恶运动之前。陈学诗，泸西县人，家居县城东门外，初中文化。一九四九年初，他得知组建华定周游击大队，便萌生了参加游击队的念头。他背着父母找到华定周大队长，抚摸着华大队长的十响枪，要求参加游击队为华大队长背手枪，在他苦苦要求下，华大队长只好同意收他参加游击大队开赴滇西，后整编入人民解放军某部。他参军时，年仅十余岁，因个头大，看上去并不算小。
一九五零年十一月，陈学诗参加志愿军开赴朝鲜。陈学诗在志愿军某部担任侦察排长。经历了残酷战争，生与死的考验。陈学诗长得英俊，身高一米七八，在部队对体育器械驾轻就熟，练就一手好功夫，他在人们的心目中，的确是一位可爱的人。
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五年期间，志愿军分期分批回国，进行休整和审干学习，部队党组织要求每个人必须向党交代清楚自己的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陈学诗是1949年前离开家乡的，他根本不知道土地改革时家庭划的是什么阶级，无法向党组织交代自己的家庭出身。因此，一九五五年他被复员回乡。回到泸西后，方知家庭划为工商业兼地主，房屋被没收，父母双亡，有一姐姐远嫁昆明。他举目无亲，无栖身之地，只好寄人篱下，他多次到县人民政府人事科，请求安排工作，但人事科迟迟不予安排。陈学诗对这种办事拖拉、不关心群众疾苦的官僚主义作风，深恶痛绝，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他痛斥了人事科长×××（县委书记的夫人）后，最终安排他到泸西师范附属小学担任小学教师。然而，陈学诗做梦也未曾想到骂了人事科长为自己埋下了祸根。
一九五七年八月，在泸西县中小学教师整风反右运动期间，陈学诗根据县委书记的动员报告精神，针对各级领导实际存在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作风，写出了不少的大字报，一些善良的人们为他胆颤心惊，捏着一把冷汗，而他却无所顾忌，认为自己的批评意见是善意的，是有理有据的，是响应县委领导号召，是光明磊落的。待鸣放得差不多转入反击右派阶段时，陈学诗是小学教师中第一个被点名接受批判的人。在小组会上批判他时，他公然提出：“小组会批判不过瘾，要批最好在大会上批。”当大会批判他时，会场气氛激烈，批判与反批判交替进行，他藐视一些无限上纲的空洞批判，把它当作耳边风，甚至将高跷的双脚蹬在桌子上，他自始至终拒不承认是右派，确实是一位坚持真理、不畏强权、不惧个人安危，铁骨铮铮的硬汉子。中秋节的下午，陈学诗在接受大会批判之后，吃完晚饭，为抒发思亲之情感，在宿舍里一个人边拉手风琴边唱歌，吸引了不少的听众，白天大伙围着批判他，晚上大伙又围着听他演唱，他表现得非常的自信和乐观。最后，陈学诗被戴上“阶级报复分子”和“极右分子”两顶吓人的大帽子。一因骂了人事科长被认定为“阶级报复分子”；二因在“整风反右”运动中拒不承认错误，“气焰嚣张”、“态度恶劣”，因而定为“极右分子”。总之，县委主管运动的负责人，认定他是顽固不化的“双料货”，必须加重处理。一个“最可爱的人”，一下子变成阶级敌人，无产阶级专政的囚犯，他无论如何是想不通的，泸西的广大教师在内心里为他鸣不平。
一九五七年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旨在置知识分子于死地的反右派运动，泸西县有六十一个右派遭此劫难，有十三个右派死在农场，被枪毙的陈学诗一人。一九七九年初，中共泸西县委统战部将幸存下来的右派分子接回泸西县听候安排工作，大伙被安排在县委招待所住下，经历二十一年的风风雨雨之后，人们满面皱纹，两鬓丝霜，有两位家居农村的难友，是披着蓑衣、腰系草绳来到招待所的。县委书记沈国安在接见改正右派时，看到大伙寒酸的情景，自然有所感慨，他在讲话中曾说：“陈学诗同志，是志愿军侦察兵的排长，在朝鲜战场上美帝国主义的枪弹没有把他射死，却被我们共产党的枪弹把他射死了。”这位县委书记，边讲边流泪，他的一席话讲得好，发人深思。
在改正错划“右派”的过程中，县委统战部虽然最后对陈学诗的错划“右派”的问题，也同样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然而，人们不禁要问，“改正”对长眠在曲靖东山红土坡的陈学诗来说，到底有什么意义？他九泉之下永不瞑目！陈学诗的枉死，是历史的悲剧，他有什么错？又有什么罪？难道骂了那位官僚主义者的人事科长就是阶级报复吗？他实际是被官僚主义报复致死的，公理何在？人权何在？陈学诗生的光荣，死的冤枉凄惨，我们幸存下来的人，想起了他，心里就十分难过，悲痛的泪水无法抑制而滚滚流下，他未能结婚留下后代，我们活着的人有责任把他被枪毙的情况如实地写出来，让后人知晓，从陈学诗的悲剧中去思考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那段“整风反右”运动的历史，让悲剧不再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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