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避讳，从先秦一直避到清末，不但要为历朝数百帝王讳，还得为州郡长官讳，为自己的先辈讳；不但姓名与帝王尊长相同得讳，地名、事件犯上了也得讳一下。避讳方法有缺笔、空字、改字等，真可谓源远流长，花样百出。这种避讳，不但给后人读史造成很多误会、增加很大麻烦，而且闹出了很多使人哭笑不得的“笑话”。
避帝王讳
一般的帝王，都是为自己的名字讳的，如汉高祖刘邦讳“邦”为“国”，汉武帝刘彻讳“彻”为“通”，汉光武帝刘秀讳“秀”为“茂”，唐高宗李治讳“治”为“理”等。但是有的帝王，避讳却别拘一格，如十六国时的前秦国主苻生，是个独眼龙，因此讳“不足”“不具”“少”“无”“缺”“伤”“残”“毁”“偏”“只”等字眼。手下人无意犯了讳，就要受到剁腿、破肚、拉肋、锯颈等种种酷刑。有一次他叫太医令程延合药时，问及所需人参的好恶与多少，程延回答：“虽小小不具，自可堪用。”这“不具”可是犯了大讳，苻生勃然大怒，先将程延的双眼凿出，再将他杀死（《晋书•苻生载记》）。
北周宣帝宇文赟认为“高”“大”二字乃帝王所专有，臣下百姓如何能妄加使用？于是命令国中，凡姓“高”者，改姓为“姜”，九族改称“高祖父”为“长祖父”，官称名位，凡有称为“上”或“大”者，一律以“长”代替。幸好周宣帝在位时间极短，这种避讳法未能推行多久，影响不大（《北史•周本纪下》）。
南朝萧齐时有个小官姓皇名太子，齐武帝萧赜说：“皇太子怎能用作人的姓名！”命将“太”字的一点移了出来。皇帝是金口御言，臣下如何敢违拗？于是那个小官的姓名就从“皇太子”变成了“皇犬子”（《南史•齐本纪下》）。
不但字同得讳，有时音同也得讳。大家知道，“依样画葫芦”的典故出自北宋的陶谷。其实，陶谷本姓唐，生于五代，由于得避后晋高祖石敬瑭的音讳，只得改姓为陶（《宋史•陶谷传》）。甚至连偏旁犯了讳，也得改过来。五代后唐时，唐明宗李嗣源改名李亶，于是有个叫杨檀的人，因“檀”字犯了偏旁讳，只得改名为杨光远（《旧五代史•晋书•杨光远传》《新五代史•杂传》）。
避州郡长官讳
不但皇帝的名要避讳，地方长官、朝廷诸臣的大名也得避讳。关汉卿写了个剧本，叫作《钱大尹智宠谢天香》，说的是北宋时杭州才子柳永与开封官府歌妓谢天香相恋，柳永临去赶考前，关照他的同窗好友、新任开封府尹钱可“好觑谢氏”。钱大尹认为柳永轻才好色，大为恼火，抢白了他一顿。柳永就作了首《定风波》的词，头一句是“自春来惨绿愁红，芳心事事可可。”原来钱可字可道，这个叠词“可可”就是有意犯他的名讳，加以讥刺的。柳永走后，钱大尹灵机一动，传来谢天香，要她演唱这首《定风波》，有意引她在犯了自己的名讳后，将她责打一顿。哪知谢天香警觉，临时将“可可”改为“已已”，而且将此词由“可”的“歌戈”韵改为“已”的“齐微”韵，从头至尾，不失韵脚，不差平仄，不乱宫商。钱大尹大为叹服，于是将谢天香从乐籍里除了名，巧妙地保护起来，待柳永考中状元回来后，成就了这段美满姻缘。
也许有人说，这是剧本，不足为证。那么，“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典故可谓家喻户晓了，它就是由宋朝的州官田登自讳“dēng”音而引起的（南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五）。
五代时有个宰相名叫冯道，对一个举子李导说：“老夫名道，其来久矣，加以累在相府，秀才不可谓不知，然亦名道，于礼可乎？”李导大声回答说：“相公是无寸底道字，小生乃有寸底导字，何谓不可也。”冯道这才无话可说（《旧五代史•周书•冯道传》注引《五代史补》）。
南北朝时，后梁国有个州官名叫宗如周。一天，有个百姓对他说：“某有屈滞，故来诉如州官。”宗如周怒道：“你是何等小人，胆敢直呼我名！”那人连忙谢罪说：“只言如州官作如州，不知如州官名如周。早知如州官名如周，不敢唤如州官作如州。”宗如周于是笑道：“叫你自责，反而见侮更深。”也不加罪，人们都佩服他宽宏大量（《周书•萧祭列传附宗如周列传》）。
不但小民百姓要避达官贵人的名讳，有时候连皇帝也得避大臣的名讳。有一次梁武帝萧衍请大臣吃饼，他直呼大臣蔡撙的大名。蔡撙置若罔闻。梁武帝一连喊了几声，蔡撙还是只顾低头吃饼，毫无反应。梁武帝改唤了一声“蔡尚书”，蔡撙这才连忙扔下筷子，捧起笏板，恭恭敬敬地回答：“尔。”梁武帝问：“卿向何聋，今何聪？”蔡撙说：“臣预为右戚，职在纳言，陛下不应以名垂唤。”梁武帝颇为惭愧（《南史•蔡廓传》）。
也有一种是老百姓出自对某人的敬爱，主动为其避讳的。西晋出镇襄阳的大将羊祜，生前勤政爱民，死后当地人们为他避讳，居室都称门不称户，并改“户曹”为“辞曹”，以表达人们对他的崇敬、爱慕之情（《晋书•羊祜传》）。
避长辈讳
对于儿子来说，父亲的大名是一定要避讳的。东晋时大将苏峻造反，晋廷准备任命大臣王舒为会稽内史，以作外援。哪知王舒因父名王会，说是应该避讳，不肯前往。朝中诸臣都认为字同音异，于礼无嫌。王舒却固执地认为音虽异而字相同，请求换个地方。最后，晋廷只得将郡名改成了“郐稽”，王舒无话可说，这才勉强就任（《晋书•王舒传》）。
南北朝时，北魏李道固出使南齐，宴会上，李道固问别人：“张融是不是原来宋国长史张畅的儿子？”在座的张融觉得受了侮辱，连忙皱着眉头回答：“先君不幸，名达六夷。”（《南史•张邵传》）
同辈友人之间，可以互称其字，以示亲热，如关羽、张飞、赵云之间互称“云长”“益德”“子龙”等。如果是对着朋友的下辈，哪怕是几岁的小孩子，也不能这么无礼了。三国时魏国有个常林，年方七岁，父亲常伯先的朋友来问：“伯先在否？汝何不拜！”常林答道：“虽当下客，临子字父，何拜之有！”于是小常林以聪明懂事而获得了人们的称赞（三国志•魏书•常林传》）。
唐代大诗人李贺才华横溢，十九岁便考中了进士。可是有人揭发说：李贺的父亲名叫李“晋”肃，李贺怎能不顾冒犯父讳，而去考“进”士呢？于是李贺不但金榜除名，而且被断绝了此后的仕进之途，致使他正值二十七岁的豆蔻年华便郁郁而终。为此，大文学家韩愈愤愤地替李贺呼吁说：“父名晋肃，儿子就不准考进士；如果父亲名仁，难道还不准儿子做人么？”
避讳之奇
更有一种奇特的避讳，据说孔老夫子路过盗泉，口渴了。但是“圣人”的举止怎能与“盗”字联系起来呢？无论如何得讳一下。于是他宁愿忍受口干舌燥的煎熬，也不去喝盗泉里的水（战国•尸佼《尸子》）。
无独有偶，北齐有个名叫邢峙的儒生，因熟读经书而被征入齐宫教授皇太子。有一次厨子在端给皇太子的菜肴中，有一味叫“邪蒿”。邢峙连忙命令将此菜撤掉，理由是：“此菜有不正之名，非殿下宜食。”邢峙的这一讳果然英明，齐文宣帝高洋知道后不仅大加赞赏，而且对他又封官，又赐财，真是受用不尽（《北史•儒林传上》）。
当然，也有少数较为开明的帝王将相，对自己的名字避讳得不那么严格的。汉宣帝原名刘病已，因这个“病”是常用字，老百姓触讳犯罪者颇多，故将自己的名字改成较为冷僻的“询”字，并传旨赦免了以前所有的触讳者（《汉书•宣帝纪》）。
唐太宗李世民登位之初，曾下令：依礼，二名不偏讳，但凡官号、人名、公私文籍，有“世民”二字不连续者，都不须避讳（《旧唐书•太宗本纪上》）。话虽如此，但臣民也许是出自对皇上的敬畏，也许是溺于千年的旧习，往往主动避讳，改“世”为“代”、改“民”为“人”的情况屡见不鲜，所幸的是不致因触犯“圣讳”而被治罪了。当时，有个人名叫刘恭，他脖子上的皱纹形似“胜”字，并自言“当胜天下”。这还了得，不是大逆不道吗？于是被关入长安狱中。唐太宗知道后说：“他如果是天命所归，我又怎能阻挡；如果没有天命，这‘胜’纹又有何用！”于是下令将刘恭释放了（《资治通鉴•唐纪九》）。可是唐太宗刚一死，唐高宗就开始为其父避讳了，凡是官名触犯“世”或“民”者，都得重改（《资治通鉴•唐纪十五》）。
“民部”改为“户部”则一直沿用到清朝。
南宋名将韩世忠告诫家人说：“我名叫世忠，你们不必讳言‘忠’字；如讳而不言，就是忘了忠君报国之念啊。”（《宋史•韩世忠传》）
汉宣帝、唐太宗等虽然贤明，但毕竟是封建社会的帝王，不可能根本触动封建礼教，因此，这封建避讳便绵绵不绝地延续了二千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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