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李安说他拍《卧虎藏龙》，是想让外国人看看华人特有的“侠文化”。随着《卧虎藏龙》夺得多项国际大奖，李慕白英姿焕发、神采奕奕的大侠形象果然潇洒走进西方。现代武侠小说中的大侠面貌或有不同，但正如李慕白，侠客有志一同的，都是“义之所在，虽死不辞”，如辞典说的，大侠是好义勇为，除暴安良，济弱扶倾，“古来侠者所以为侠，就是以明是非、知礼义、重骨气著称。”
侠，这个华人文化中傲绝千古，至今让人驰骋于无尽想像中的角色，究竟如何形成？具有哪些特质？什么样的人才配称做侠？
说起侠客鼻祖，一般总是由《史记》“游侠列传”中的郭解、朱家谈起。郭解之辈，“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阨困。”《史记》关于游侠的记载寥寥几段，却是最“纯正化”的中国大侠。
痞子大侠
尤其太史公将游侠与刺客分开立传，荆轲之流的刺客，为了报知遇之私恩行刺，只能说是“刺客”，与为公忘私的游侠全然不同。只是，前辈大侠果真都是摩顶放踵，兼爱天下？
“郭解、朱家是汉代游侠中的少数，”曾经深入研究侠文化的佛光大学校长龚鹏程解释，早期侠客绝非正义之辈，但历史家的责任是提供人们从不同角度欣赏人物，史记叙述每一种人物时，都会替他们寻找存在的价值，提到他们可取的部分，书中人物往往只是特例。比如名医扁鹊列传，正是当时大夫都无法拥有扁鹊妙手回春般的医术，同样的，侠客中，朱家、郭解犹有可称述之处，至于当时市井中许多所谓的游侠，作风等而下之，以时下的“痞子”称之亦不为过，史记也就不谈了。
“最早被称为游侠者，不过是盗匪与鱼肉民间的暴豪，”龚鹏程说，太史公的意思也是“侠是不对不好的，我勉强从中选几个例子作为表率。”
正因为游侠以武犯禁，汉朝统一后，为维持社会秩序，游侠一度被“全力扫荡”，所谓“汉既统一，诛族游侠”，但因应时代需求，侠客却没有消失。
其人虽已没，千古有余情
其实，古来大侠从不属于某个特定阶层，典籍上被称为侠的，面貌多样，侠的意义也很复杂。但人都有选择性记忆，类似郭解廓然忘私，行侠仗义的侠客虽少，但这少数一、二正面特质却深扣人性，何况人世不如意十常八九，恃强欺弱之事时有所闻，游侠打抱不平，杀人于市的特质也就特别受人激赏，每逢国势衰弱，侠义精神就更被标举推崇。
民初大学者顾颉刚曾经这样解读侠的消长：游侠以布衣之细，窃杀生之权，为大一统帝国的统治者所绝对不能容忍，汉代明摧暗残，游侠连同其代表的尚武精神，早就一蹶不振。但每到统一集权政府崩坏而农民蜂起时，还是有相类人物出现，只要制度不立，纲纪废弛，原有的阶层划分和道德规范失落，个人游离于社会组织与结构的可能性大增，游侠就得以纵横驰骋。
魏晋以降，不时改朝换代，兵荒马乱，游侠得以大展身手。但游侠仍不免龙蛇混杂，侠客到底是趁火打劫之流，或真是为国为民的忠勇之士，仍难定论，什么样的人被称为侠，也很难以少数几个特质说明。三国时代曹操曾被称为游侠少年，其实过的是“飞鹰走狗，游荡无度”的日子，等同于时下游手好闲的“FG囝仔”，直到投入义军扫荡黄巾之乱，篡夺汉室，才成就枭雄之名。
游侠的“正义”面貌直到唐代才逐渐被固定，大侠朝着正面一路发展，形象高大正义，与不称头的鼠辈已完全撇清。
豪侠时代
大唐盛世，气阔恢弘，汉番夹处，首都长安曾是国际大都会，社会风气重武轻文，不仅唐朝文人都以侠客自居，“豪侠”更是唐朝传奇小说三大表现题材之一。配合著时代节奏，文学中的侠客逐渐由并非时时光彩的配角，一跃而为第一男主角。“侠客在唐代逐渐正面化，是唐朝人有意识扭转汉代侠不轨于正义的形象，一变而成文武合一的英豪，”龚鹏程说。
配合著道教神仙思想注入传奇小说，中国豪侠的武功更不断精进，在类似吕洞宾精通法术的“剑仙”推波助澜之下，大侠行止神秘，拥有飞天、幻术本事，杀人则以割人首级为后快，而在完成报仇、报恩、济世救人等等大业后，侠客更飘然而去，不知所终，对人世不多留恋。
宋明之后，中国外患内乱更是频仍，政治黑暗，天灾人祸不断，自然少不了豪侠出头行义的故事。一部以绿林好汉为主角的《水浒传》，就被视为中国最伟大的侠义小说。为了改变社会种种不合理现象，梁山泊一百零八位好汉展开一段和官府对立的惊险好戏。水浒虽在元末明初由施耐庵整理成长篇小说，相关故事其实早在宋代已在民间广泛流传。
一箫一剑平生意
在国家败亡中，宋朝理学家为国家长治久安而提倡振兴儒学，但礼教的束缚，使得儒生给人迂腐之感，侠客具有的血气，则为文弱儒生注入阳刚气质，儒、侠合体，一箫一剑平生意，“箫代表文学艺术，剑代表不屈的性格，两者相得益彰，也变成中国人理想的人格形象，”淡江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林保淳表示，侠儒合一的人格形象在透过小说戏曲更慢慢具体化，后代武侠小说受此影响，头号主角遂总是文武合一的侠客。
时代创造英雄，明朝遭倭寇、女真蹂躏，社会崇武之风大起，连文人也投入军旅、从事武学研究，戚继光、俞大猷都是允文允武的儒将，许多大儒都有具体的武学造诣与重要武术著作，“这是中国武术、武学重大发展的关键期，比如最早提到内家拳的是黄宗羲，”曾有多年习武经验的龚鹏程表示，包括太极拳、少林拳被深入研究阐发成书，都在明末清初，中国武术因此有了重大突破，进一步为后世武侠小说提供了深厚的武学基础。
剑道天心
但在侠、儒合一典范的要求下，中国大侠内涵又起了变化，肝胆相照的水浒传梁山好汉算不算豪侠，在历代也引起诸多争议。“杀人不眨眼的梁山英雄，在伦理上太难定位，到底他们代表强梁道德，或者代表反对强梁的道德？但这种表现伦理上的困境与冲突，也成为后世中国武侠文学最主要的特色，”龚鹏程指出。
“早在《史记》之前，中国就在武学中加入王道思想，武学的最高道德规矩，就是去除霸道，”林保淳也说，对于中国侠义之士，恕道比功夫重要，武学颠峰不代表道德颠峰，中国大侠必须成就伦理与德行，又要讲道义、又要严防礼教，又要顾及百性、忠于国家，诸多重担一压，大侠也很难潇洒走一回。
这样的观点影响了武侠小说侠客的塑造，“我们的侠客基本上在表现仁心，因此不论作家怎么写侠客，可能在小德上有疏失，但在面临重要关键，在大的抉择上是绝对坚持的，”林保淳道破大侠的“宿命”。
矛盾与冲突
《卧虎藏龙》电影热卖后，原著小说趁势重出江湖，市面上人手一册，争睹主角李慕白真面目。相较于电影中的李慕白，原作以相当多篇幅描述李大侠挣扎在礼教与情感之间，在侠友孟思昭去世多时，尽管俞秀莲钟情于他，李慕白却反反复复，一方面担心自己成了贪色忘义的小人，自认万万不能娶好友之妻，一方面却又朝思暮想，无一刻忘怀俞秀莲，显得婆婆妈妈，温温吞吞，“迂腐的让人受不了，”一位武侠小说迷如此反应。更有人认为，实在看不出李慕白具有快意恩仇的大侠风范。
但类似李慕白如此进退两难的大侠，却是现代大侠的“主流”。“中国武侠文学写得好的都会触及到侠客的这种内在矛盾，就是一方面侠客自由自在，仗剑行侠，想杀人就杀人，但天长地久以来的各种伦理要求，又让他不能痛快杀人、不能干脆行事，”龚鹏程表示，武侠小说往往就在处理大侠内在伦理上的挣扎与冲突。
大侠既困在伦理问题上，血性无法完全迸发，原始生命力量与气魄不足，往往就不如小说中爱憎分明、不顾伦理的角色来得生动。以当代武侠大家金庸笔下主角为例，张无忌、令狐冲、杨过，都不时挣扎于正、邪之间，摇摆不定，“他们身旁敢爱敢恨的女性如赵敏、任盈盈、小龙女，角色都比他们来得精彩，”龚鹏程以为。
大侠恋爱了
不过，现代武侠小说笔下的侠客之所以情感生活多采多姿，写过多部武侠小说的作家荻宜不讳言，早年武侠小说在报章连载因而篇幅越写越长，加油添醋，大侠也就少有千山独行、衣袂飘飘的孤绝感与白昼悲歌、深宵弹剑的悲壮气。
“尤其清末之后，武侠小说大量加入情爱情节，让主角徘徊在情爱之中，”曾经研究女侠角色变化的林保淳表示，女性在武侠文学中出现甚早，份量不亚于男性。但早期女性剑客也都侠义冷然，少作女儿姿态。唐传奇中的聂隐娘就因为见官僚戏弄孩儿不忍诛杀，因此遭女尼斥责，要她“以后遇此辈，先断其所爱，然后决之”，唐代深受佛道信仰影响，小说人物不仅能断人所爱，也能断己所爱。直到清朝《儿女英雄传》里的十三妹，个性也都还亢直特异，侠气峥嵘。
民初武侠名家顾明道写《荒江女侠》后，女侠行走江湖的故事纷纷重现，但这回女侠却慢慢改变了江湖体质。尤其受鸳鸯蝴蝶派文风影响，武侠小说写女性主角一定谈到他们的感情世界，“女性感情要有着落，连带男侠内心也开始被细细描述；不仅女性特质注入男性侠客身上，大侠发现爱情也是他们生命中的一部份，”林保淳表示，王度庐笔下包括《卧虎藏龙》在内的《鹤铁五部曲》，更被视为民初描述大侠徘徊于情爱最精彩的一系列著作。
“王度庐奠立了武侠小说中侠骨与柔情两大支柱的功用，从这一点看，不论王度庐小说的成就如何，在武侠小说发展上，他确实开创了一个新的面貌，”林保淳认为，王度庐笔下的主角，绝非超人英雄，也往往不像侠客，而是缺乏果断的多情书生，江湖气少，文人气多，缺点更多。但李慕白的“人性化”，却得到当时广大读者认同。甚至导演李安也说，在许多武侠小说中，他谈不上喜欢或欣赏哪位大侠，但自己选择改编《卧虎藏龙》，则是一定程度认同李慕白的人生困境。
原来，作为人人景仰的大侠，其实一如才气纵横的失意文士，甚至人人都经常处于人生不如意中。或许，大侠的风采侠义，正是人们在平凡人生中的奢侈想像，真正的大侠，也只有在大银幕与故纸堆中去寻……
来源:台湾光华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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