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身服装数千美金，红后代的贪婪无法治愈 (图)

王震之子王军 看中国网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返回正版看中国网站。

王震的次子、72岁的王军在中国被视为高尔夫球的教父。他同时也是在香港上市公司的董事长。该公司共同控制一家提供金融业务、融资、物业投资等的公司和另外一家为中国警察、海关和银行提供后台技术服务的公司。 看中国网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返回正版看中国网站。

彭博社报道王军的女儿王京京在澳大利亚受教育，她在商业文件中提供的住家地址是一间位於香港的、价值700万美元的公寓，中信公司拥有部分产权。王京京的女儿，21岁的克莱儿（Clare），在社群媒体网站上钜细靡遗地记录着她的生活，从她曾经就读的瑞士住宿学校到机场的商务舱贵宾休息室。她在8月24日贴在网站上的“今日最美”（“look of the day”）的主题图片有迪奥（Lady Dior）手提包、一双华伦天奴（Valentino）金铆钉鞋和亚历山大麦昆（Alexander McQueen）手链。这些物品全部的价格约是5000美元，比一个普通北京工人半年的工资还多。

王家的财富可追溯至包含王震在内的“八老”的一场赌博。毛泽东1976年死后2年，他们在政权争夺中支持了邓小平。他们赌定中国需要向世界开放、提升民众生活水准以避免或危及共产党政权的社会动乱。

红后代子孙们“无法控制的贪婪”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也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八老”也给党的权威埋下了最大挑战的祸种。他们将国家的一些核心资产交付给自己的儿女，这让其中许多人变得非常富有。这促成了一个新的“太子党”精英阶层。这个新阶层激起了公众的愤怒，因为太子党们累积大量的财富、并经常利用关系获取各种机会和特权，而这些正是当初的共产主义革命所要推翻的。

为了揭示这一红色贵族的规模和来源，彭博社追踪了“八老”103位直系子孙和其配偶的财富。其结果让我们得以详细审视中国部分精英层，及他们的成员如何从国家繁荣中获利丰厚。

在20世纪80年代，元老们的儿女们被选去管理新的国家企业。到了90年代，他们将手伸进房地产业和国家急需的煤矿业和钢铁业。今天元老们的孙字辈在中国与世界经济日渐整合的背景下，摇身一变成为私募基金的大玩家。

邓小平的女婿贺平直到2010年才不再当保利集团的董事长，他持有该集团香港上市地产公司“保利置业”的2290万股（2008年4月29日）。

八老之一、前国家主席杨尚昆的女婿王小朝持有集团在上海上市的另一家地产公司“保利地产”价值约3200万美元的股份（至2012年6月底）。

王军自己则持有一家高尔夫投资公司约20%的股份，这间公司的一位大顾客恰恰是王军曾经担任董事长的中信。

为王家开脱的人说，2006年，王军因为到了中共规定的65岁的退休关口，正式离开服务了27年的中信集团。彭博所称的高尔夫管理公司，是一家非常小规模的公司，是中信集团众多国有产业的很小一部分，可能是为表示对老领导的尊重，王军仅仅在这家管理公司担任名誉上的董事长，基本不涉及这家公司的具体管理；代表国家创建长城计算机集团公司的王震第三子王之也早就退休了，只拿着国家给予的退休金和津贴安享晚年，他不能拿走任何股份和红利。

实际情况是这样吗？开发南泥湾的大手笔岂是一个普通退休干部能运作的了的？

“八老”的孙辈及其配偶们现在只有30、40岁，属於第三世代。他们成功地利用他们的家族联系和海外教育背景，进入私营企业工作。彭博社新闻追踪到，第三代31名成员中至少有11名运营自己的企业，或成为企业高管，大多数在金融或者科技产业。

有些第三代的“太子党”受僱於华尔街银行，包括花旗集团和摩根斯坦利。至少有6个人在私募基金和风险投资公司工作，这些公司有时雇请太子党是另有所图，它们希望利用太子党的关系赢得生意。

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中国经济教授巴里·诺顿（Barry Naughton）说：“中国共产党几乎可说是被这八人所领导的，他们统治合法性的原因是比其他人都更强硬、更狠毒。但现在他们正失去这一合法性，因为他们无法控制自己的贪婪和自私。”

中国的贫富悬殊状况是世界上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根据中国央行所支持的一项研究报告，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比分析家预测会达到社会动乱的标准还高出50%.与地方政府的贪腐和环境汙染相关的抗议事件、暴动和其他动乱层出不穷，在过去5年中增加了1倍，2010年每天就有近500件。诺顿表示：“中国的老百姓对这些太子党的勾当心知肚明，所以当他们想到改革时通常都非常悲观，因为这些既得利益群体的力量实在太大。”

13亿中国人中，有许多人的生活的确在国家控制的资本主义下有所提高。王军也在建立这些改善国家经济的企业中扮演了主要的角色。一些中国最富有的人也并非靠血缘关系致富。这些白手起家的富人包括新希望集团的刘永好以及玖龙造纸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茵。

而且，经济快速发展演变为分配不公，这在全球范围内并不少见。19世纪美国的强盗贵族和俄罗斯后共产党时期的垄断寡头是两个例子。但是，在中国，其领导人仍然拥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公众对机会不均等和精英特权的愤恨只会更盛。

来源:明镜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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