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9月的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曾弥漫着牛市的乐观与亢奋。相比之下，我当时对股市的谨慎观点显得落落寡合，成了热烈会场中一头不受欢迎的熊。一年后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五年后的今天，美国股市总体上基本回到危机前的峰值。但上证综合指数在2007年底攀升到 6092点的高位后，一路下跌，目前仅为2086点，相当全球金融危机前峰值的三分之一，除了略好于欧洲银行股指数与西班牙股市，是全球表现最差的主要资产类别之一。
为什么在危机初期时流行的共识性判断和预期与后来股市的实际表现之间有如此大的差异？我认为三大因素可予以解释。
第一，美国虽是全球金融危机的震源地，但美国经济表现出了较强的自我矫正能力。在过去五年中，美国银行体系、非金融企业与家庭部门都进行了剧烈的平衡和修复，变卖资产、减少债务、补充资本，大大降低了系统性风险。但中国许多观察家坚持认为美国已元气大伤，对其前景过度悲观，低估了美国的自我调整与恢复能力。
与此同时，政府与学界对于中国自身根深蒂固的结构与经济失衡问题却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与反思，在“中国模式优越论”的自我陶醉下，丧失了深化体制改革的动力和压力。结果，中国经济虽因短期性政策刺激一度逆势而上，表现出了双位数增长，但在政府主导投资驱动的模式下，深层结构矛盾不断加剧，出现了资源严重错配，包括钢铁、光伏在内的大多数行业产能过剩，效率低下，私人资本受到严重挤压，中小企业经营环境日趋恶化，公司盈利前景转趋暗淡，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不稳健，银行不良资产率上升的局面。经济基本面的变化趋势与风险水平的相对升降，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两国股市在过去五年的表现差异。
第二，美国深受金融危机打击，复苏进程较为缓慢，但宏观经济政策响应之快，调整幅度之大，实属历史罕见。除了一揽子经济复苏振兴计划，美国经济得到了强有力的联储货币政策支持。从2008年9月雷曼事件后迅速推出的QEⅠ，到2010年的QEⅡ，以及现在的QEⅢ，再加上美国基准利率在2008年雷曼事件后从危机前的5.25%大幅降至0.25%，并定期公开声明将维持低息政策，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令投资者形成了较清晰的政策预期，显著地减少了政策不确定性对于金融市场的负面影响。
中国在这短短四五年间，宏观政策几度大起大落。 2009年实行了过度的财政刺激和信贷刺激，不到一年就不得不调控通胀与房地产，实行了一百八十度的急转弯，又加剧了经济增长的减速。到2012年二季度，面对四面告急的经济形势，政府不得不再度出台新一轮的政策放松与刺激，但房地产仍继续受打压。至于政府在未来是否继续放松政策，采取哪些措施，以及何时做出政策调整，公众仍一头雾水，专家学者们也只能妄加猜测。宏观政策的不透明，相互矛盾与不可预测的跳跃式变化，加大了中国经济周期的波动幅度，为企业、消费者和投资者增添了极大的政策不确定性，从而客观上增加了投资中国股市的风险溢价。
第三，中国股市存在市场过度监管、IPO 发行制度及二级市场交易结构、投资构成基础等方面的缺陷，影响了股市表现。但是这些微观层次的原因在2008年前就早已存在，并不能解释中国股市最近五年持续低迷不振的现象。
我认为，宏观政策的不确定性、经济增长的下行风险和结构改革的缺位是动摇投资者信心导致股市表现极度失望的主要原因。虽然按照历史估值水平衡量，中国股票相对便宜，但是如果未来政府公信力、政策基本面、真实GDP增长与企业盈利基本面不能持续地好转，投资者信心与市场表现也将难以显著改善。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来源:财新《新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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