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的女婿张清林，是“9.13”事件发生时就在北戴河现场的经历者。现在他说：“如果说还有谁值得我崇拜的话，那就是林彪——可是我原来对林彪没有什么感情。”
张清林称：“我首先辟一个谣。社会上有谣传，刚才高记者也问我：和豆豆关系怎么了？我和豆豆是生死之交，1974年我们被分别批斗以后，第一天晚上我们就申请结婚了，没过几个小时我们就被押送到开封43师农场，就劳动改造了。这个生死之交不可能轻易说散了就散了；另外林彪愿意托孤。这是我先辟的一个谣。”
张清林出身在一个普通的平民家庭，1949年之前住在一个镇上。1950年的一天晚上，看见部队从他家门口飞也似地跑过去，听到枪声和炮声。后来才知道这是四野的部队。20年后他到北京，认识了林豆豆后，才知道自己出身于国民党家庭，父亲抗日战争期间在国民党的兵工厂做技术工作，伯父是国民党的一个将领，“文化大革命”中被害死在一个山头上；1980年后平反，承认伯父是抗日英雄，他在四野衡宝战役中，没有听白崇禧的，听了程潜的，把部队解散了，自己就隐藏起来。“文革”中又被揪出来，惨死在野外。1971年3月份，张清林受广州军区卫生部委托，在31野战医院组织西南五省军队专家新医疗法经验交流和论文整理，有一天，广东军区政委任时仲突然通知他，叫他到北京。从此，他便卷进了政治漩涡……
张清林说：“父亲一直叫我不要介入政治，所以我业务技术意识很强。小学、初中、高中学习成绩平平，但大学非常优秀，我来北京时是主治军医。我对林彪没有像你们在座的当年那种军人的对林彪的感情，我那时确实没有。如果要说有一点的话，因为我被广州军区参谋部信任吧，参加了广州270多场制止武斗的抢救工作，在‘文革’当中，从某种意义上讲，我是从尸堆里爬出来了，看见死了很多人。”
张清林坦承：“来到北京以后，我骂‘文化大革命’，甚至骂过林彪，是在刚认识林豆豆的时侯。”他之所以骂“文革”骂林彪，是因为“文革”初他受到冲击，被批为“一把刀主义”、“单纯技术观点”、“新生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等，他表示：“但是我对林豆豆骂林彪的时候，不知道她是林彪的女儿，以为她只是《空军报》的记者。开始只是送中药，后来，总后勤部卫生部让我跟着她一起采访基辛格访华后下边的反应。到最后，我才知道她是林彪的女儿。以后，我也不敢再骂了，其实，‘骂’就是议论。”
1971年8月8日，张清林进入了毛家湾，在毛家湾呆了整整一个月。在这段时间，他白天都在毛家湾，晚上就回到他自己的宿舍：“当时我和豆豆认识的时候，我没有那种感觉，像现在一些书上写我是被‘选美’选上来了。因为像我这样的，选美不会选上我。普通话讲得也不好，长得也那么土里土气。豆豆愿意接受我，估计一个是我敢说实话；另外一个她不是想找一个丈夫，而是想找一个大夫——找一个大夫的目的是弄清楚她父亲得的什么病，想了解一下他父亲病到什么程度了。”让他感到震惊的是，林彪的保健大夫进毛家湾十年，都没有给林彪看过病，林彪也没有找过他。而且，他发现当时林彪的卡路里只有正常人的一半，有的时候一个月不大便，这是一般正常人都难以生存的！他对豆豆说了她爸爸的病，她感到很震惊。那么多专家、那么多人从来没有人跟她说过这样的话。她因此很信任张清林。
在毛家湾这段时间，他分析林彪患有精神忧郁症。据豆豆讲，林彪在家里边说“文化大革命”怎么怎么回事，在公开场合表态又是另外相反的观点。也就是说在家里是一个人，到外边是另外一个人。豆豆跟他说什么事的时候，有时候精神状态好，有的时候精神状态就不行，这些状态一言难尽……。
他说：“之后通过我所见到的、听到的，并且又亲身经历‘9.13’事件，在‘9.13’事件当中，我一直在豆豆身边，冲在最前面，抢枪的是我，第三次报告也是我。”张清林承认，在“9.13”事件前后，他见过不少高级领导、高级人物，包括周恩来、汪东兴、纪登奎等这些人，但是在他的印象当中，林彪是最慈祥、最善良、对物质和权力无欲到一个正常人都不如的状态的这么一个人。随着后来看的书越多，思考得越多，对林彪的印象在他的内心当中就越深刻。他说：“如果说还有谁值得我崇拜的话，那就是林彪。”
1971年夏天，林豆豆布置一个题目，对中美的关系怎么看，让他到部队采访，他写了一篇《以拉对拉、以打对打》。林豆豆把文章给林彪看。林彪说这文章写得好。林彪还说：“中美之间好端端的一个大好外交形势，被耽误了20年。”豆豆问：“抗美援朝，美国说美国打赢了，中国说中国打赢了，到底是谁赢了？”林彪说：“谁也没赢，斯大林赢了。中国上了斯大林的当。苏联通过朝鲜战争把中国推向了苏联的怀抱。现在中国跟美国接近，远则近之，近则远之，这是好事。”并且说：“苏联大国沙文主义，是中国的头号敌人。”张清林称，林彪从苏联回来以后，几乎没有说过斯大林半个好字。列宁他好像也不是太感兴趣。
“9.13”事件中，林豆豆叫他跟林彪身边警卫员保持联系。接到林彪内勤电话之后，他从56号楼，冲到8341大队部，去做第三次报告。第三次报告以后，就和豆豆被隔离在大队部。10月4日，就被8341部队押送坐火车到北京，被谢静宜带到玉泉山。刚坐下来，谢静宜就说：“这栋楼是汪东兴在这养病住的楼，刚走。对面是朱德那个老家伙住的。为了你们来，把他赶走了。”因此，在玉泉山这座院子里，就只有他和林豆豆两人。
张清林回忆称，跟他们接触的就一个人——谢静宜，她是独人单线，很神秘。还有一个8341部队副团长叫李钊，他在生活上管他们，但是跟他们很少接触，唯一能够接触，能说上话的，就一个谢静宜。谢静宜到底代表谁她也没有说，只是她就是中央派来的。然后，她传达了57号文件，让他们组织上、政治上、思想上，跟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揭发批判林彪。这个环境显然是一个搞“逼供信”的环境——不让任何人接触；第二点她告诉他们现在住的楼，是汪东兴的楼，意思说你们一写到任何事情，不能触及到她的姓，这等于是暗示了；第三点你们要开始揭发批判，如果写了“9.13”事件，你们不要加任何分析。……
张清林说：“谢静宜逼我们揭发林彪的罪行，林豆豆只好写了一些林彪对毛的一些不满的议论。林这个人也是矛盾的。他对毛建国以来一系列的做法不满意，另外一方面……他说主席这个旗帜还得举。林彪的悲剧就在于这个愚忠。”他称，另外一方面林彪又对抗美援朝，特别‘反右’、‘大跃进’以后，他对毛有很多不满意，甚至说过：“左戴花，右戴花，左撇子、右先攻”，“只关心个人名利、权威，不顾国计民生。”这些话他们都揭发了。
彭德怀被打倒以后，林彪有一句话：“谁说老实话谁就完蛋。”可是，这句话后来被谢静宜在梁效编的林彪的材料里边篡改成：“谁不说假话就办不成大事。”他说：“谢静宜篡改伪造我们写的材料，这是一个铁的证据。”
张清林表示：“在玉泉山她逼我们写的，还有后来写的揭发稿，我做一个说明，就是‘9.13’事件后，和‘四人帮’垮台前后，所有的揭发材料、批判材料，由于豆豆的身体不好，都是我代笔整理的。我因为是基层上来的，也没有什么经验，她身体也不好，甚至包括给江青写了一封信，豆豆是坚决不写的，是我出的馊主意，是我写的。当时为什么写？我非常担心她有可能被害死，从北戴河我就开始担心，所以我就一直守在她身边……”
阎长贵1967年1月至1968年1月任江青机要秘书，后被投入秦城监狱近8年。1979年被“平反”，次年调回中共党刊红旗杂志社。
近日，阎长贵在中国共识网发表文章《究竟谁利用谁——对<决议>中关于文革定义的评析》表示，把文革说成是被反革命集团利用只是政治的需要而已。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定义，中共《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对此，江青的第一任秘书阎长贵表示，在文化大革命中，不是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而是毛泽东利用林彪、江青。阎长贵说，所谓文化大革命“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这是叙述历史事实。毛泽东在1966年10月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文化大革命这个火是我放起来的！”所谓“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定性，一般没有争议，但所谓“被反革命集团利用”，其争论就多了。阎长贵对《决议》中认为，文革是“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的，表示强烈反对。他认为，在文革中不是毛泽东“被反革命集团利用”，而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利用了林彪、江青。
阎长贵在文章中引述文革研究者王年一教授的观点：“‘文革’的‘伟大战略措施’都是毛作出的，无一是林、江作出的。”林、江在文革中所做的坏事，“都是在毛的‘伟大战略部署’下作的。……江在打倒刘少奇的问题上做了不少手脚，但是打倒刘是毛下的决心，不能归罪于江。”吴法宪在其回忆录也认为：“‘文化大革命’中，在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相当一部份领导干部受迫害的问题上，毛泽东及周恩来应当负主要和直接的责任。毛泽东是决策者，而周恩来是主要执行者。其他的人，不要说我们几个人（指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就是包括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在内，对此都不是说了算的。”
阎长贵在文章中列举文革中毛泽东对江青的利用以及两人互相利用的事实。在文革中毛江的关系主要和基本是政治关系。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是毛泽东点燃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把火，这件事实际上是毛背着中央，利用江青到上海通过张春桥组织姚文元做的。这把火点得有些失利，受到他没想到的抵制；毛泽东又出新招，利用江青懂点文艺的本领，叫她去找林彪，所谓“请尊神”，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发表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很重要的一步棋——把江青送上政坛的关键一步棋，这样使江青在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也就是使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更好地为他所利用。
毛泽东对江青最大的利用是让江青任中央文革小组长。毛泽东为了发动和开展文化大革命成立了代替中共中央书记处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中央文革小组，并任命江青为该小组的第一副组长（并一度任代组长），实际上是叫江青掌控中央文革小组。
江青也不负毛泽东的“厚望”。江青作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先锋——急先锋，是他最直接、最密切而又始终如一的合作者和支持者。毛泽东关于文革的每一个重大战略部署，不论是如前面所说的组织批判《海瑞罢官》，还是起草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还有打倒刘少奇、打击林彪、“批林批孔”以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毛泽东都充分利用了江青，而江青也都是积极响应和千方百计地变着花样去做，所以毛泽东称赞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特别是批判刘少奇、批判林彪都立有大功。
而江青对毛泽东也是忠贞不二的。江青在特别法庭的辩护词《我的一点看法》中对着广大听众公开说：“……你们藉助国家名义，拚凑了一个特别法庭，给我罗织了一大堆罪名，这些罪名一条也不能成立。……现在你们逮捕我、审判我，就是要丑化毛泽东主席……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为了毛主席，我不怕你们打。在毛主席的政治棋盘上，虽然我不过是一个卒子，不过，我是过了河的卒子……”
江青说“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条狗”虽不雅，却是江青和毛泽东关系的真实写照。
毛泽东对这条“狗”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充分利用了的。而江青作为毛泽东的“狗”，她一方面常常“狗仗人势”，在文革中江青利用毛泽东的身份来抬高她自己的地位。同时，她又以其特殊身份迫害文艺界和其他界的这个或那个人。
阎长贵认为，在文革中，主要是毛泽东利用林彪，而不是林彪利用毛泽东。但从总体上和根本上讲，说林彪利用毛泽东及其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不能成立的。比如关于打倒罗瑞卿。这是文革还未正式开始时的事情。罗瑞卿是被拿来为文革祭旗的第一个高级干部。中共史书上还是这样说：是林彪的诬陷和诬告，是林彪要毛泽东除掉罗瑞卿，毛泽东答应和满足了林彪的要求。阎长贵认为，事实是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毛泽东批判彭德怀时，林彪本来没有出席会议，是毛泽东要求林彪上山出席会议，并安排林彪取代彭德怀任国防部长。林彪按毛的旨意上山，加入批判彭德怀之列。林彪担任国防部长后，提名罗瑞卿担任了解放军总参谋长。本来毛泽东有些犹疑，但林彪坚持，又经过周恩来做工作，毛泽东才同意了。从1963年起，林彪因身体不好需要休养，毛泽东指定贺龙主持军委工作，罗瑞卿与贺龙的关系就亲近、密切了，加上罗瑞卿作风“霸道”，和其他元帅、大将的关系很紧张，他们纷纷向林彪报告（也向毛泽东报告），林彪对罗瑞卿确有不满，批评过罗瑞卿，但罗瑞卿是他的手下爱将，是他提名担任总参谋长的，同时他也知道罗瑞卿是毛泽东信任和重用的人，人称是毛的“大警卫员”，因此林彪不会提出打倒罗瑞卿。要打倒罗瑞卿，只能是毛泽东的决策。
实际上，毛泽东打倒罗瑞卿是他利用军队的派系（或曰“山头”）矛盾，以及林彪、叶剑英、聂荣臻等老帅和罗瑞卿的矛盾，而作为打倒刘少奇的一个前哨战。
另外，现在中共党史书上还在说，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是在林彪的“完全支持”下召开的，最后形成了一个座谈会《纪要》。这个座谈会及其《纪要》是“江青与林彪相互勾结、相互利用”的产物。事实是毛泽东指示江青到苏州去找林彪“请尊神”（“尊神”者，军队也），是她要召开一个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请求林彪支持。江青打着毛泽东的旗号，林彪不能不支持。1966年3月22日林彪在给军委常委的信中，巧妙而又十分明确地说：“送去江青同志3月19日的信和她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请阅。”
毛泽东为什么指示江青去请“尊神”，正如江青所说，只有请了“尊神”，“才吓得他们屁滚尿流”，“他们怕人民解放军”。当时情况是，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没有打响，没有像毛泽东所想像的那样“一呼百应”，而是受到许多学者的非议，特别是受到一些中央领导人（如彭真、陆定一等）的顽强抵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要江青去找林彪，要把林彪及其代表的军队拉上文革的战车。毛泽东还在《纪要》的标题加上“林彪同志委托”六个字，拉林彪支持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纪要》的炮制和出笼，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步骤。
再一个例子是，是林彪要打倒刘少奇吗？阎长贵认为，绝对不是，是毛泽东写了打倒刘少奇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在这个过程中，是毛泽东主动利用林彪，依靠军队打倒刘少奇，而决不是相反。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上，林彪被捧上第二位，成为接班人。当年林彪本来是请假不出席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当时林彪不在北京，在大连休养，毛泽东一定要请林彪到会，让人一次又一次地打电话，因为毛泽东要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通过“法定程序”换接班人，他需要林彪的一票，来换下刘少奇。阎长贵认为，毛泽东就是要让林彪在这个位置上为他所用。林彪也正是在接班人的位置上，从积极支持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到消极、到应付以致到准备“九大”时希望迅速结束文化大革命，再到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林彪讲话批评文革的极左代表张春桥。张春桥等人“四面楚歌”，江青携张春桥、姚文元到毛泽东处哭告“御状”。毛泽东“龙颜大怒”，认为反对张春桥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
在“枪杆子”和“笔杆子”大斗争中，毛泽东坚定地站在“笔杆子”一边，从此林彪和毛泽东分道扬镳，最后酿成——或者说“逼出”震惊中外的“9.13事件”。
阎长贵列举事实指，在文革中，主要是毛泽东利用林彪，而不是林彪利用毛泽东。连林彪之死都成了毛泽东利用的对象。李德生回忆，对林彪出逃摔死，毛泽东说：“这是最理想的结果！”邱会作也在回忆录中称，毛泽东曾说过林彪（出逃摔死）帮了他一个大忙。
阎长贵认为，纵观从文革开始到林彪折戟沉沙的“9.13事件”，一桩桩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哪一桩不在毛泽东的掌控之中，林彪只不过是他所利用的工具罢了。“文革定义”说林彪利用毛泽东及其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基本没有什么根据；而所以要这样做，显然是一种政治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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