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一年苦读，当我终于从剑桥毕业时，却不能回家与我日思夜想的亲人团聚。因为那时东伟因为坚持对法轮功的信仰，第二次被投入了劳教所。
在东伟被抓的随后几个月，我一直试图在国内寻求帮助，不管是法律的、非法律的、正规的、不正规的，但所有的努力都失败了。那时每和国内联系一次，过后我都要大哭一场。国内公安系统的轻贱法律、蛮不讲理、对别人家庭痛苦的漠视甚至幸灾乐祸，常常让我气愤而绝望。后来我终于发现，原来我的行为就像去求把家人掳走的狼，告诉狼自己的家人是多么善良，求它网开一面，别吃了他。而在狼的逻辑里吃哪个人可不是以这个人的好坏为标准的，是以狼的需要为标准的。
这一过程让我彻底丧失了对中共的任何幻想。其实经历了那么多，倒不是我对中共仍抱有幻想，而是我对那些政府体制内的工作人员仍抱有幻想。因为我原来也是他们中的一员，接触的也都是这些人，所以我知道这些人都有善良的一面，他们很多人甚至还有改良共产党的愿望。我想，那都是我的好同学，好朋友，怎么会不帮忙呢？何况我们又没做错什么。然而我终于明白，再好的人，在这个体制下也很难自主，即使有的人心里明辨是非，也很难在关键问题上做出正确的选择。连当年的总书记胡燿邦、赵紫阳都没能改变了中共，普通的工作人员纵使再有良好愿望，又能如何呢？反而会被它拉下水。
就信仰而言，是人的精神世界，是人对于生命、时空、宇宙的体验与内心思考，完全不是一个政党应该管理和能够管辖的范畴，共产党这么痛恨有信仰的人真的只是为了所谓的维护自己的统治吗？看了《九评共产党》后，我才恍然大悟，共产党可不是一个简单的政党，它是邪灵。所以有些人当你劝他退党时，他的反应会出奇的激烈，就是那个邪灵在起作用。一个朋友劝她丈夫退团，她丈夫平时对共产党也没什么好印象，结果那天差点把她从床上揣下来。过后问他为啥生气，他也说不出来啥。一个平时一直尊称我为嫂子的东伟的好朋友，在我劝他退党时，竟然几乎对我破口大骂。这些反常的现象应该使人更清醒了。只有去除了共产邪灵的影响，在没有任何威胁、高压的环境中，人的真本性才能显露出来。
我和东伟第一次被抓时，我们周围几乎所有的人都很气愤，觉的这么好的人被关进监狱，简直太不像话了。但这次东伟第二次被抓，虽然大多数友人还在帮我们，竟也听到了一些很出乎我意料的说法。一个朋友对我说：“我再也不相信你们平时老说的什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之类的话了。卜东伟可是大好人吧？他得什么好报了？这不又被抓进去了，我看是好人没好报！”
这使我意识到，这场对善良人的迫害不仅仅破坏了我的幸福家庭，而且在摧毁人心中的道德底线。如果人不再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岂不是什么事都做的出来？那对人来说不危险吗？
连东伟的父母也都觉得自己的孩子第二次被关进劳教所，简直丢死人了，谁也不敢告诉。我告诉已经八十岁的老公公：您的儿子因为修真、善、忍被劳教，不丢人！丢人的是抓好人的人！然而一向很喜欢我这个儿媳的公公竟然冲我大发雷霆：“你们觉的真善忍好，那就等我死了以后再炼！没死之前让我过两年安生日子吧！”高压恐怖改变着人性，让人对正邪、善恶、是非的选择漠不关心，只求能安全的活着。东伟被抓后，可怜的老人耳朵已经基本聋了，靠助听器才能听见一点声音，一只眼睛也失明了。
这一切使我意识到，这一次我决不能就这样任善良被邪恶欺压，我要尽我所有的力量去营救东伟，我一定要让天理在他这件事上显露出来，要使人们对正的力量充满信心。
七月初，剑桥耶苏学院有一个聚餐会。尽管美景如画，但我根本没一点心思，可已经答应和朋友一起去，所以就勉强去了。没想到那天有几位英国政府的官员参加，因为英国的首相大多出自牛津，而部长及以下的官员大多出自剑桥，所以经常有政府官员的校友回学校参加活动。经主持人介绍，知道其中有一位看起来典型英国绅士样子的人，是一位外交部的官员。我当时就想，能否请他帮忙营救东伟？可怎么去和他说呢？他会不会认为被抓起来的肯定都是坏人而不肯帮我？
聚会进行中，这位外交部的官员突然朝我这个方向走过来。当经过我的时候，我用尽全身力量叫了一声他的名字，某某先生，但声音听起来还是很小。他却听见了，停下来，关切的看着我。我说：“I need your help.(我需要你的帮助)”他笑了，十分优雅的答道：“My pleasure.（乐意效劳）”我开门见山：“我丈夫在北京被抓了！”他吓了一跳：“为什么？”“因为法轮功……”听到法轮功这三个字，他立刻恍然大悟的点点头。我想进一步解释，他却安慰的拍了拍我的肩头，告诉我：“我全明白，你不用多说了。”从他的表情，我知道了他完全明白法轮功在中国是如何被迫害的。
从这天开始，我开始了对东伟的海外营救之旅，开始在国外讲他的故事，寻求善良人的帮助，正义力量的支持。七月底，我离开英国，来到了东伟工作单位总部所在的城市旧金山，与亚洲基金会的负责人见了面，请求帮助。在这里，我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开始在媒体上呼吁更多的关注和支持。并在旧金山中国城征集签名，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东伟的安危。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已经记不清我走过多少地方，发过多少邮件，向多少国家的官员和议员求助过了。从他们同情、关切的反应中，我越来越坚信：东伟因为坚信真、善、忍而坐牢，不是一件难以启齿的事，丢脸的是抓好人的坏人！
国际大赦组织在二零零六年八月二十九日发布的新闻公告中，将东伟列为了良心犯，并提出全球营救。九月七日，欧洲议会全体通过了对《欧洲与中国》报告的修正案，其中也提出要求中国当局释放东伟。联合国也将东伟列为了紧急营救案例。德国外交部、瑞士外交部给我写信表示过支持，其他各个国家的议员、非政府组织也有很多对我表示过支持和帮助。美国国会的那三座大楼里，很多议员的办公室都留下过我的足迹。今年，已经有多位美国议员写信要求释放东伟。我目前居住的美国加州已经有一些城市通过了决议案，谴责迫害，要求释放东伟，还有更多的城市正在考虑通过这样的决议案。
美国国会举办的中国宗教自由听证会上使用了东伟的案例
在这一营救的过程中，我也常常落泪，却不再是悲伤而绝望的泪水了，而是欣慰和感动的泪水。我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You husband is a lucky guy. （你丈夫是一个幸运的人）”我想他们是在鼓励我继续做一个坚韧的好妻子。我常常回答：“Yes, he is very lucky.（是的，他很幸运）”因为他得到了这么多素不相识人的帮助，让我一次次感动于人性的光芒。
就算是一个普通的朋友遭此不幸，我也不能袖手旁观，何况是自己生死与共的丈夫。只要他一天不获自由，我就一天不会放弃营救的努力。我会向所有我能接触到的人讲东伟的故事，直到他堂堂正正回来的那一天。我知道还有很多和我一样也在经受同样不幸的人，所以我在营救东伟的同时会让更多的人了解这场迫害的真相，尽早结束这场迫害。
就像《九评》中所说：“虽然中共表面上拥有国家一切资源和暴力机器，但是如果我们每个人能够相信真理的力量，坚守我们的道德，中共邪灵将失去存身之处，一切资源都将有可能瞬间回到正义的手中，那也就是我们民族重生的时刻。”
(今年三十八岁的卜东伟是总部设在旧金山的美国亚洲基金会北京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他因修炼法轮功于二零零六年五月十九日被从家中抓捕。后被非法判处劳动教养两年半，现关押在北京团河劳教所，已经整一年。卜东伟的妻子娄宏伟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自丈夫被抓后，娄宏伟多方呼吁营救，现已得到欧盟、国际大赦等机构及美国、英国、德国等多国议员的声援和帮助。)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