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周前的一个下午，这个河南省信阳市某局的科员，在办公室拨通了那个已经打了多次的号码，怒不可遏地冲着话筒大喊：“你敢欺骗市政府？再不给我及时改正，看有关部门怎么处理你！”言罢，他二话没说，便挂断了电话。
不到一分钟，电话铃响起。对方忙不迭地赔不是：“对不起啊，市领导！麻烦你再让你哥哥来一趟，我保证这次让你满意，好吗？”
果然，不到半天，王皿的哥哥王超（化名）便打来电话，已经拖了10多年的“麻烦”，解决了。
“还是当官好啊！”电话里，王超说。
“是啊，如果我不在市里当官，他根本就不会搭理我。如果我不吓吓他，事情也根本别想办下来。”一周后的8月13日早上,王皿在电话里向记者总结起了“成功经验”，“不摆点谱，别人就觉得你肯定没什么本事，你就得被欺负！”
这场不寻常的“摆谱”，还得从十多年前说起。
1992年，王超超生二胎，被乡计划生育办公室罚了8000元。王家家境贫困，乡里干部便拉走了家中的粮食和猪牛，连一台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也不放过。王皿至今依然清晰地记得，一个乡干部仰起脸笑道：“屋子破烂，窗子倒不错，值两个钱！”于是，连两扇铝合金窗子也被拆掉。
多年过去，王家因为这个超生的二胎，始终无法过上“像样日子”。家里赚的钱，被乡里干部一次次“罚没”，却连张收据也没留下，就连王皿上高中每年80元的学费，都是借来的。
1998年，为了避免罚款，王超大举借债，花了800元钱，请主管计划生育的副乡长，在副乡长亲戚家开的饭馆里吃了一顿饭，这才终于过上了几年安生日子。
不料最近，乡里新改选了领导，又要王超一次性拿出1万元的“超生社会抚养费”。已经当上市里公务员的王皿，当即向哥哥表态：“我一定给你摆平此事！”
可究竟怎么“摆平”，王皿也“心里没底”。他拨通了新任副乡长的电话，客气地自报家门，叙述了发生的一切。最后，他很和气地说：“你们这种做法是不太合适的，你说是不是，乡长？”
“我了解一下。如果你说的属实，我不会再向你哥哥收一分钱了。”对方显然也很客气，王皿赶紧说谢谢。
可过了几天，该副乡长却迟迟没有动静，再打手机，便是接通后挂断。王皿无奈，只得拨通其办公室电话。对方态度依旧十分客气，请王皿让哥哥来一趟，办个结清手续。
“还罚款吗？”王皿不放心地问。“不罚了，市领导，你放心吧。”
可实际上，王皿从来不是什么“领导”。尽管在市里工作已经两年，但他自言只是一个“搞文秘的”，“手里没有半点实权”，平日里，人前人后“都做谦虚谨慎状”。他的业余爱好是阅读和写作，每年都能在报纸上发表数十篇文章。
但是，在农民眼里，这个34岁的大专毕业生，是村里走出的唯一一个“大官”。乡亲们经常央求王皿替自己办事——农机驾驶证到期了，求他去换本新的；退耕还林的树苗发下来是死的，求他去换些活的；谁家被人欺负了，也来求他去和派出所说几句好话。
“为什么他们不愿意通过正常程序处理呢？”有人不解地问过。
“不可能。”王皿叹口气，“农村就是个人情社会，比的就是谁有权势，面子大。”
于是，为了完成乡亲们的“小事”，这个没能力“摆谱”的小科员，每次总要耗尽脑汁，说尽好话，来支撑他那薄薄的“面子”。甚至，有农村亲戚到城里来找他时，他只能找借口躲起来。因为，就凭每个月一千出头的工资，他实在无力负担这些人的食宿。
“我觉得自己文人气重，有点理想主义。”电话里，王皿的声音显得很激动，“我也不想和官场风气同流合污，只是，人总有被逼急的时候啊。”
果然，接下来的事让他火冒三丈。副乡长只给王超开出了一张100元的收据，这也意味着，从1992年来，乡里只收到了王家100元钱的罚款。这离政策规定的罚款数，还“差得大老远哩”。
一再被“忽悠”的王皿，终于失去了耐心。在“酝酿了老半天情绪”后，他拨通副乡长的电话，完成了他当公务员6年来的第一次“摆谱”。于是，便有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如今，尽管已经尝到甜头，但王皿依然表示，这种事以后“能少干就少干”。毕竟，摆这种谱，“心里太虚了”，“如果人家不搭理你，你还是没辙啊”。
可怎么从根子上解决问题呢？王皿也已经有了答案：“想办法上进吧。我如果在实权部门，摆不摆谱就无所谓了，还不一句话的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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