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本文整理者多次采访当年在北戴河林彪驻地的警卫人员刘吉纯。
刘吉纯，山东牟平人，现年75岁。1966年初，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向周报告，请示调人加强林彪处的保卫工作。当时，刘吉纯正在军委办公厅服务处工作，被组织选派到林彪办公室，编制挂在八三四一部队，为警卫科副科长。
关于“九·一三”的若干情节，这些年来已频繁地见诸书报、期刊。然而，刘吉纯说，有许多书报、期刊关于事件的报道，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涉及到他本人的文字，往往也不准确，不知这些都是怎么编造出来的。他郑重申明，他的相关回忆，以本文为准。
1971年夏天，我随同林彪、叶群及“林办”工作人员从北京到北戴河驻地。我的任务同往常一样，是协同八三四一部队做好林、叶的安全保卫工作。
9月7日上午，林立果、林立衡等从北京飞往北戴河，是我派车去山海关机场接的。午饭后，我刚休息，八三四一部队二大队长姜作寿来到房间，对我说，张清林(林立衡的未婚夫)和杨森(空军保卫部副处长、林立衡随从人员)有事找你。我随他到大队值班室，张、杨两人已在那里等我。我问有什么事，他们说，不知豆豆(林立衡)被老虎(林立果)弄到哪里去了，你快去把主任(叶群)、老虎抓起来。听了这没头没脑的话，我大吃一惊：什么事这么严重，况且我怎么敢抓他们。我说，先别着急，去看看再说。我立即赶到林立果住处外面，看到他的车停在那里。我到96楼找李文普(林彪随身警卫员)，他是“林办”在北戴河的负责人。我向他报告了张、杨讲的情况。他说，你不要听他们的，没有那么回事。回到房间，我翻来覆去地想，到底出了什么事。由于事关重大，也不敢同别人讲。
晚上，林立衡要我到她那里去，问我，他们(张、杨)对你说了些什么？我把张、杨讲的情况告诉了她。她问，你和别人说了没有？我没敢说和李文普讲过。我问，到底出了什么事？她说，主任、老虎在外面做了坏事，被上边知道了。他们怕挨整，在北京待不住了，想挟持首长(林彪)到外地去。我说，怎么办，是否去报告？她问，向谁报告？我说，只有向汪东兴、张耀祠、杨德中报告。她说，汪在庐山也受到了批评，现在对谁都不要讲。首长国庆节还要上天安门。现在离国庆节还有二十多天，等几天再说吧。当时我同她商定，她在里面、我在外面观察动静。
9月8日，林立果、刘沛丰离开北戴河。
9月10日，我和林立衡碰了一次头，两人都未发现新的情况，只听说准备去大连。
9月12日，午饭后，叶群叫我去。我到她办公室时，李文普已在那里。叶群问我，现在部队情况怎样？我说，很好。她说，没什么，随便问问。我见她一脸严肃地看着我，我说，没有事，我可以走了吗？她点点头，我就回去了。当时我很纳闷，她为什么忽然问起部队情况，是否对部队不放心？下午，叶群吩咐工作人员为林立衡、张清林操办订婚活动，并放风说要做去大连的准备。晚饭后，我们在院里纳凉，忽然听到空中有一架大飞机飞往山海关方向。这时，叶群打来电话说，老虎专程从北京来这里祝贺豆豆和张清林订婚，你快去机场接他。出来后，我很生气，飞机都该降落了才让派车去接。我只好找司机驾一辆“吉姆”同去机场。过秦皇岛不远，看到前方有车过来，我叫司机把车停靠在路中间。这时对面的车也开过来了，里面正是林立果和刘沛丰。我说，主任叫我来接你们，因为通知晚了，所以才到这里。林立果什么话都没说，与刘沛丰各提一个小箱子，改驾“吉姆”车走了。我同司机上了他们从机场借来的吉普车返回驻地。
回到驻地后，我一直没有见到林立果，怀疑他来北戴河一定有别的事情，不像是为林立衡订婚而来。我见到李文普，问，怎么看不到老虎，他的房子准备好了没有？我和李文普一同看过林立果的房间之后，回到96楼院子里。我见李文普不说话，便说，我觉得老虎回来有点不对劲，是不是要出事呀？李文普说，等上飞机后再说。我说，上了飞机可就晚了，工作人员中就咱俩有枪，是不是从部队挑选几个人上去？他没表态。
过了一会儿，叶群给秘书办公室打来电话，是李秘书接的，她派我去大连看房子。我问，怎么去？叶群说，坐火车去。我说，夜里没有开往大连的火车。叶群改口说，机场不是有架小飞机吗？我想了一下，说我不想去。她说不去就算了。当时我感到很蹊跷，因为夜间乘火车去大连，第二天晚上才能到达，而他们第二天上午乘飞机，一个小时就可以到大连了。况且，大连的房子，林彪多次住过，不用做什么准备，先给那边打个电话就行了。我想，叶群是否要把我支走？
当晚10点半左右，林立衡对我和李文普说，主任、老虎要挟持首长到广州去，在广州呆不住就去香港。她想要报告去，李文普说怕林、叶找他，他不去。我见李文普不去，便和林立衡一起去部队值班室。那时部队干部战士早已休息，我把林立衡带到小树林里，然后找到姜作寿大队长和陆军医，说林立衡有重要情况向中央报告。我把姜作寿领到小树林后，说，你们谈吧，我过去看看动静。并嘱咐姜作寿，为了林立衡的安全，就不要让她回去了，在部队会安全些。我回到96楼后，心情十分紧张，但因事关重大，又不敢对别人讲，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我对林彪在庐山会议上的情况一无所知，只看到陈伯达不参加会议，觉得他可能出了问题，至于别的情况，就不清楚了。
11点多钟，听到叶群在走廊上大喊，快走快走！我以为是去大连，就跑到秘书办公室，让宋秘书给大连打电话。他刚拨通，把话机交给我，恰好林立果进来，问我给哪里打电话？我说大连，他立即拉断话机。这时，八三四一部队张宏副团长打电话给李文普，询问情况。林立果又把电话按断，并大声喊：“谁都不要打电话，也不准接电话！”接着，他拉李文普出去，李文普立即叫司机杨振刚备车。我跑到大队部，让姜作寿赶快派人去机场，先把飞机看住，别让起飞。他们本想派一名区队长带人去，我说不行，要让于仁堂副大队长去。等去机场人员上车后，我回到96楼。刚到楼前，看到林彪的车已经开了出来。由于没有看见叶群的车，我到秘书办公室，让李秘书看叶群的车走了没有。他看过后，说还没有走。就在这时，林彪内勤张恒昌跑来说，他们都坐一辆车跑了。我看到院子里停着一辆“伏尔加”车，就跟宋秘书、李秘书和小张一同上去。考虑到四上人中就我一个人有枪，又拉一个有自动步枪的战士，直奔山海关机场。
虽然车已开得很快，我们还是不断催促司机开得再快一些。由于车速太快，天黑又没路灯，司机突然刹车，拐了一个大弯后才停了下来。原来前面正有一辆长长的火车通过，我们的“伏尔加”车已接近铁轨，若不是司机年轻机敏，我们不是撞上火车便是翻到路边沟里。如今回想起来，还很后怕。
当我们赶到机场时，那里一片黑暗。林彪乘坐的“红旗”车停在那里，先赶到的战士不知所措地站在车边。我问，飞机呢？他们指着前方的飞机跑道说，在那里。这时，飞机已经起飞了。我问于仁堂，怎能让他们上飞机呢？于说，我们也是刚到机场。而且，事前只向干部讲了一点情况，战士们根本不知道林彪要跑的事，所以都站在那里，不敢动。我想，也不该埋怨部队，没有上级命令，下面谁敢动“副统帅”呀。如果中央早下命令，林彪他们是跑不了的。稍后，张宏副团长也赶到机场，把没有上飞机的机组人员集中起来。我和一起去的几个人乘车返回北戴河。下车后，才知道李文普已受伤住院。“林办”所有在北戴河的工作人员一起被软禁起来，开始接受长达四年的审查。
“九·一三”前夜，是我一生中最惊心动魄的一夜，如今回想起来仍然不寒而栗，心有余悸。幸运的是我们在去机场的路上，没有翻车或撞车，否则定死无疑。最可怕的是如果林立果、刘沛丰知道我和林立衡已向中央报告，很可能会先下手除掉我。当时我已把手枪放在裤兜里，时刻警惕有意外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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