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月13日，她组织了“革命造反突击队”，贴出了题为“解放军报向何处去”的大字报，勇敢战斗，一举把解放军报代理总编辑胡痴、记者处副处长宋琼以及杨子才等人揪了出来，“开创了解放军报文化大革命的新局面”。凭着无可比拟的背景，到报社不到两个月，肖力领导的“革命造反突击队”，轻而易举地控制了军报的运动。同时，她担任了军报版面组组长。报纸版面是报纸全部工作的载体，是出版前的最后一道关口。肖力虽不是社长、总编辑，但她掌握了版面权，也就实际上夺取了报社的大权。再后来干脆就担任了解放军报总编领导小组组长，直接执掌了军报编辑出版大权。而这一切都是在短短几个月内完成的。人们都知道，《解放军报》在文革中的地位和级别与一个大军区不相上下的。比较起来，被吹成“超天才”的林立果使了吃奶的劲，爬到空军作战部副部长位子上还用了近一年的时间，肖力当得起是“超超天才”！
毛泽东对汉宣帝的“王霸道杂之”统治经验非常欣赏，奉为治世的圭臬。肖力在《解放军报》夺权后就宣告她在报社要实行“王、霸杂用”的方针。作为北大历史系的毕业生，肖力当然知道“王霸杂用”的典故，也就是说，她要像汉宣帝一样“霸道”了。在肖力的带领下，军报的造反派先后推翻了军报两届领导班子，制造了所谓“胡痴阴谋小集团案”和“赵易亚复辟资本主义反革命逆流案”。
1968年，跟随肖力打天下的“革命小将”打着她的旗号，又无中生有地捏造了所谓“阴谋绑架肖力同志的反革命案”，成为解放军报社在“文革”初期最严重的一个案子，在这一案件定案的结论上写着：绑架肖力就是反江青、反毛主席。该案牵涉到许多无辜的干部、群众。后来，迟浩田到《解放军报》任副总编，分管政治工作。在1973年“落实政策”中，他经过长时间的深入调查了解，认定军报的三大事件，包括所谓的“绑架”肖力案，都是假的。但是这三个事件在肖力的操纵下，都是通了天的，迟感到棘手，便把情况向军报主要负责人张志作了汇报。涉及到肖力的事，张志哪敢作主。他又汇报到总政治部田维新那里。田又与李德生商量，想瞒过江青先把无辜的干部解放出来。结果有人立即向上告了黑状，送了一大堆材料给江青。江青还看了这些材料后，在这里批一个“这是一个反革命”，在那里批一个“这是个坏人”，最后要“德生同志查处”。害的军报的干部又被挂了起来。当时肖力已经离开军报四、五年了，可见肖力的影响能力有多大。
在肖力主管期间，解放军报出现了奇奇怪怪的各种形式主义做法：当某版刊有毛主席的照片时，就必须保证同一版的其他照片上没有人把枪口对着毛主席的方向；在文字上有“毛主席”的字样出现时，一定要透过光线看看，保证背面版上的同─地方没有贬意词！是笑话，也是真实。报社专门做了一个报纸透视箱：─个玻璃桌子，桌下安几个电灯。报样出来后，都放在玻璃板上，打开玻璃板下的电灯、进行透视，以检查毛主席照片或名字前后，有没有贬意词。几乎，每期报纸都要这样干。这个报纸版面透视机，直到前儿年还保存在军报仓库里，成为那个时代愚蠢的见证。
肖力的追随者们还在军报掀起了一个对肖力的个人崇拜的热潮。平安里３号（当时军报驻地），几乎家家户户都张贴出红对联：“向肖力同志学习：向肖力同志致敬：”，随后，还专门开辟一间“肖力丰功伟绩”的展览室。连肖力骑的蓝色自行车、喝水用的大白茶缸，都作为重要展品展出，以颂扬肖力的艰苦朴素作风。仿佛在这一方面肖力也把林立果的“小舰队”比了下去。
完成了对军报的改造，踌躇满志的“红色公主”又开始了另一次飞跃。这次是直接登堂入室中央领导文革的头脑机关－－就任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负责人。
1966年发动文革的《五．一六通知》中规定，要“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於政治局常委之下”。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的通知：“中央决定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於政治局常委领导下。现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通知你们。
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
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成立隶属於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中央文革小组，本质上是夺了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权力。
尽管陈伯达名列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但并无实权，凡事都得看江青眼色。江青依仗“第─夫人”的名分，狐假虎威，经常“假传圣旨”（有些时候也确是“密诏”），陈伯达不得不让她三分。文革小组开会，不管原定几点钟开会，如果江青还没有来，陈伯达就得和别人等着。开会时，如果陈伯达和她有分歧，江青就叫“暂停”，拉着陈伯达到隔壁房间去“打通思想”，其他人包括“顾问”康生，都只好耐着性子呆在会议室里等着。直等陈伯达被“打通”了回来，会议才能继续进行。江青实际上是文革小组的“无冕女皇”。8月30日，中共中央通知：“陈伯达同志因病经中央批准休息。在陈伯达同志病假期间或今后离京外出工作期间，他所担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由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代理。”更是从法统上明确了江青的地位。1967年1月1日中央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上，毛泽东为进一步提升江青的地位，打破过去一直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三家署名的惯例，特批加上了“中央文革小组”。此后同类电报、文件即由四家署名。2月初，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正式说道：“现在是文革小组代表了书记处”完成了江青掌握文革大权的全面部署。
江青眼里是只有毛泽东一人，其他人等统统属於靠不住的可疑对象。仅中央文革办事组负责人位置上就被她先后“干掉”了6人。先是穆欣被撤掉，后投入大牢呆了 ８年。接任的宋琼不久就被被肖力划入解放军报社“胡痴反党小集团”。此后，办事组由王广宇、矫玉山负责。67年9月1日，王广宇又被江青强令回马列研究院接受批斗，改由原任江青秘书的阎长贵和矫玉山分任正副组长。1968年1月13日，矫玉山又被江青诬为“特务”，下令逮捕。阎长贵也没逃脱“华盖运”，后来同矫玉山、王广宇先后进入天字一号监狱秦城大牢。办事组担任总支部书记的王道明，工作人员张根成（来自解放军沈阳部队）、周占凯（来自解放军济南空军部队）、担任江青警卫的孙立志，也前后被江青送进了监狱。
对於江青这种多疑善变，翻脸无情的得志小人，真是稍一沾边，不缺胳膊少腿，也得脱三层皮。这就搞得人人把在江青身边工作视为畏途。但办事组人员换来换去，江青在指挥操纵上也感到不便。思来想去，江青认为“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决意起用在军报已初露峥嵘的李讷，来个“文革一家亲”！自67年1月起，肖力走马上任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负责人。
要说肖力还真不愧为帝王后裔，有胆有识，上任伊始就在周恩来身上试了第一刀。其时，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都已经被中央文革小组取代，根据毛泽东的旨意，一切重大问题都拿到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议处。这个“碰头会”，是吾党的体制被“文化大革命”打垮后，按毛泽东意图建立起的一个不伦不类的权力机构。中央文革碰头会由周恩来主持。原本每次开会前，都由周恩来吩咐秘书赵茂峰拟定议程和通知，交由中央办公厅发出。肖力接任文革小组办事组负责人后，就通过江青在一次会上说，文革碰头会通知不发给文革办事组，给江青的工作造成被动，今后应由文革办事组发通知。江青说的事，周不敢有二话，回去就吩咐秘书，以后开会通知由中央文革办事组办。考虑到肖力初到办事组，周恩来担心她对这个工作不熟悉，就让秘书代肖力草拟一个会议通知的样子，巴巴地送去供她参考。不料李讷又借机在江青处告了周一状，说周的秘书还不肯放手，通知是代拟、代行。终於闹得周认输服软，不得已让赵茂峰给肖力写了个检查，才算了事。从这以后，发通知的权就在文革小组办事组了。肖力小试牛刀，初战告捷。
整治了周恩来，肖力的第二刀也不可小觑。她竟然敢向汪东兴辖下的警卫钓鱼台的大内侍卫，中央警卫局二处下手。2月28日上午，警卫二处一位科长在执勤后，到处里反映说：昨晚周总理、陈伯达、康生和江青到了16号楼，把开会时首长、警卫员休息的房间巡视了一遍，还看了警卫值班室。江青对警卫二处在16号楼设警卫值班室大为不满，对那位科长说：“你们都成了大老爷了。”那位科长答说：“我们在这儿组织警卫员学习。”周总理说：“你们组织学习可以找别的地方嘛。”警卫值班室这么一点小事，竟然惊动了周、陈、康、江等我党顶尖人物，大动干戈，是什么来头？经了解，原来警卫值班室是原文革小组保密室，隔壁就是肖力的住所。二处当时并不知道肖力近在咫尺，即使知道，可能也没把这个黄毛丫头当份菜。所以保密室搬家、及警卫室的设立均没通过肖力，忽视了她的存在。这可惹恼了肖力的“公主”脾气。趁初战告捷的余威，肖力意欲再次借题发挥，在立威的同时也教训一下素来与江青不合的汪东兴，可谓一箭双雕，与江青不谋而合。肖力在值班室就曾质问二处那位科长：“你们不通知人家，就来了几个人，把保密室搬了家。听说是汪（东兴）主任让搬的？”那位科长见来者不善，赶紧替汪东兴开脱：“搬家是办事组的王道明（注：王后来倒酶，不知是否与此有关）让搬的。这件事如果做错了的话，我们做检查，跟汪主任毫无关系。”
根据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查看警卫值班室及其言谈，结合肖力对保密室突然搬家有意见并提到汪东兴等情况，警卫钓鱼台的中央警卫局副局长邬吉成不敢怠慢，当日下午即赶赴中南海，向汪东兴及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中央警卫团政委杨德中汇报了此事。久经政治风浪的汪东兴立马看出此事来头不小，稍做思考后说：“如果你们同意，就把你们撤回中南海，进行学习。把你们的警卫工作，交给部队先搞一段再说。”他还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如果垮下来了，你们要经受得起。”谁都知道那年代撤下来进学习班意味着什么，汪连“垮下来”都想到了，可见肖力搅起的这股风浪有多大了。另一方面也显示了汪不肯束手就擒，准备放手大干的决心。
2月29日晚，中央文革小组在16号楼开碰头会。肖力路过餐厅，从门缝里听到里边有说话的声音，推门而入指着服务人员说：“你们在这里干什么？”服务人员说：“准备开饭。”肖力说：“现在不开饭，开饭时再叫你们。”把服务人员轰出了16号楼。在钓鱼台国宾馆支左的负责人张振良得知此事，当时就向列席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的汪东兴做了汇报。汪知道江青和肖力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不能再等了，就在第二天3月1日下午2点半，召集了张耀祠、杨德中、邬吉成、李连水等开了一个小会。会上，汪东兴孤注一掷，以退为进做出了交出钓鱼台警卫工作的决定：第一、陈伯达、康生、江青的随卫移交警卫团，钓鱼台驻地的警卫也移交警卫团。第二、中央文革小组办公的16号楼内部安全，由中央文革小组自己管。二处把外围搞好就行，不要进去。第三、要训练一下，二处把警卫任务暂时交给警卫团，集中起来办学习班。警卫用车交回原供给单位。第四、钓鱼台内部要改革，机构要精简。首长用的厨房与工作人员的厨房要分开。第五、8号楼、15号楼门口各放四个警卫战士。到16号楼开会时，外来司机到17号楼休息，不要进16号楼。决定从当晚就开始执行。但就是“忘了”通知中央文革小组！回到钓鱼台，全体警卫人员因为晚上不必警卫了，就像接到命令一样都吃了安眠药，上床倒头就睡。
这天晚上，肖力突然发现那些熟悉的警卫都不见了，大惊失色，看来事态闹大了，赶紧向江青汇报了这一新情况。江青一听闹到警卫“罢工”的地步，也不敢自作主张了，只好请来周恩来、叶剑英一起出面来摆平。周、叶建议还得由汪、杨来控制局面。江只得同意，3月2日凌晨两三点钟的时候，杨德中来到钓鱼台警卫处的住所，乓乓乓地敲门，叫了很久（这是警卫？），众人好似才从朦胧中醒来。杨德中说：“总理来了，要见你们，有话要讲。都到17号楼会客厅集合。”被安眠药整的“稀里糊涂”的二处科长以上的警卫干部集中到17号楼楼下的小会客厅里，周恩来、叶剑英、陈伯达、江青、张春桥，还有谢富治、杨成武等中央党军领导和汪东兴都来了。江青先做了开场白，紧接着汪东兴做一番检讨，说什么做出让警卫二处交出警卫的决定，办得有些粗，有些主观。犯了毛主席批评的那种情况不明，决心很大，方法不对的错误。现在总理、江青同志及时纠正了，这对我们的工作是个推动。汪东兴说完，由周恩来讲话。他知道江青的意图，就反其道而行之，说：“你们不要背什么思想包袱，继续在这里好好安心工作。你们没有什么大问题，都是好同志。”
顺着周的话题，邬吉成大而化之地说，停止警卫值班，是对上面的精神没能很好领悟，事情办理得过急，过粗，责任应由我负。今后要努力学习，提高觉悟，遵照各 位首长的指示，做好工作，保卫好毛主席、党中央。叶剑英也讲了话，意思和周差不多。周、叶、汪、邬的讲话，此唱彼和，把江青气的脸乌青，猛地从沙发中站起 来，一脸的怒容，二话不说拂袖而走。唯一的观众一走，这个规格高得不能再高的国家级临时党军大戏就此戛然而止。
自3月3日起，钓鱼台的警卫又恢复了原状。肖力也领会到了，军人的头，不是那么好剃的。紧接着肖力又碰上了另一件文革中的大事：傅崇碧带人“冲击钓鱼台事件”。
68年3月6日，傅崇碧从杨成武处领受了中央文革要求追查鲁迅手稿下落的任务。经过详细了解，这批手稿就在钓鱼台！这时已是3月8日了。他们赶快打电话报告江青，肖力接的电话。傅崇碧问：“中央文革的工作人员有卜信荣这样一个人吗？”肖力说：“有。”“他知道鲁迅手稿的下落。你给江青同志报告一下，我们随后就到。”
打完电话，傅崇碧他们立刻登车，驶向钓鱼台。与此同时肖力把傅崇碧要来的消息通知了陈伯达的秘书王保春。所以当傅崇碧到达钓鱼台门卫，问王保春可否进入时，王准许了。那天陈伯达吃过晚饭，跟秘书王文耀上西郊散步去了。所以王保春又给钓鱼台警卫处打了个电话，要他们立即派一辆车，沿着西郊公路颐和园方向寻找，见到陈伯达的车子，马上追上，请他回钓鱼台处理急事。
傅崇碧到了“中央文革”的灰色办公楼前，正巧碰到姚文元，礼节性打过招呼，他们便一起走进会议室。进屋还没有站定，江青推门进来，见屋中站了五个军人，她顿时大怒，吼道：“傅崇碧！你要干什么？到这里来抓人？这是中央文革所在地，谁让你们来的？”
傅崇碧说：“我们是来汇报的。而且我事先打了电话，任务也是你们交待给刘副司令、周副政委的。”
当时冯正午秘书站在傅身后，由於几个晚上没睡觉，他又有低血糖的病，江青一发火，冯正午疲劳加上紧张，一下子晕倒在沙发上，口吐白沫。他的皮包掉在地上，滑到了江青脚跟前，江青跳了起来，说冯甩皮包打她，包里有手枪。实际上包里只装了信纸和笔记本。
她说：“你们说鲁迅手稿在这里，把保密员叫来。”保密员卜信荣被叫来了，江青问：“鲁迅的手稿在你那里吗？”他说：“是在这里，整整有四大箱。”江青一听就发火了，说：“你不是毛主席的兵，你是坏人，你不讲老实话。”卜说冤枉，江青不让他讲话，让小卫队把他的嘴堵起来，把他抓起来了。此后该人就此下落不明。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傅崇碧冲击钓鱼台事件”。
以此为导火索，半个月后，傅崇碧被撤职查办，逮捕入狱。3月8日当日如果肖力能出面澄清一下，也许傅崇碧不会落得个如此下场。但这也只是猜测，因为倒傅的 原因不仅仅是“冲击钓鱼台”这件事。照笔者看来，被傅崇碧一再引以为豪的匿藏30余名老干部并在江青和毛泽东之间玩了一把欺上瞒下手法的作为，才是傅被打倒的祸根。毛是何等精明之人，岂能容忍这种手法。
肖力凭着自己的“能力”和背景，文革小组办事组负责人的位子无人能撼，直到文革小组寿终正寝。九大后，文革小组完成了缔造人赋予它的历史使命，李讷这位“红色公主”也走完了她人生中最耀眼的旅途。
1970年，年过30的李讷，按照毛的批示随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一起来到江西干校。这时，有一个比她小几岁的男青年小徐，闯入了她的生活。工农家庭出身的小徐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内部招待所的服务员，李讷和小徐的婚恋传到江青耳朵里，江青表示坚决反对。但李讷也固执己见，双方相持不下。女儿索性向爸爸写了一份书面报告，要求批准她和小徐结婚。毛泽东尊重公主的自由选择，御笔一挥：“同意，转江青阅。”毛泽东签字同意的婚事，江青也无法再推翻。於是，在江西进贤县的“五·七”干校里，李讷和小徐举行了一个简朴的婚礼。毛泽东送给他们一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作为结婚礼物。一年以后，他们的儿子出生了，取名为徐小宇。但是“公主”和“农民”之间的鸿沟不是爱情鹊桥能够跨越的。最后，分居了一段时间，小徐被推荐到河北省某大专院校读书，他们正式办了离婚手续。孩子归李讷抚养。易名为李小宇。
1973年，组织上安排李讷担任了中共北京市平谷县县委书记。1973年8月，李讷在北京参加了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她和全体代表一起，最后一次在公众的政治集会上见到了毛泽东。此后，李讷自己也因为婚姻失败，精神受到刺激，以身体不好为由，一直未返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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