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一词最早出于毛之口。1974年7月17日，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她(江青) 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12月下旬，毛又对王洪文说：“你不要搞四人帮” 。
在毛所定义的“四人帮”中，江青是毛的妻子，曾任臭名昭著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九大后被选为政治局委员；张春桥，文革时期上海公社领袖，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后被选为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等；王洪文，文革时上海最大的工人造反派组织头目，十大时成为国家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是毛有意栽培的接班人；姚文元，其那篇著名的文章宣告了文革的开始，后被选为政治局委员。此四人完全依赖毛的提拔和庇护，而他们对毛的忠心也是显而易见的。很显然的是，“四人帮”形成于中共十大(1973年)之后。他们并不应该为文革的发动承担主要责任，虽然他们依赖文革而爬上了政治舞台的高峰。毛死后，中共将文革及其之后的一些事件的罪责推到林彪和“四人帮”的身上，是欠公允的。而这恰恰是为了掩盖毛的罪责，进而掩盖中共的罪恶本质。
林彪死后，毛一方面不得不重新依靠在文革中被打倒的那批中共的老干部，比如邓小平；一方面又不希望将权力移交给周和邓，因此提拔了年轻的王洪文，并依靠那些忠于自己的左派，比如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但同时又担心他们组成新的帮派，因此劝告他们不要结成“四人帮”。
因为材料的限制，我们无法确知毛和“四人帮” 之间到底存在着怎样的关系。中共官方资料称：“四人帮”是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贯彻其政治思想的主要助手。具体表现是，中共十大后，江王张姚四人不断被毛与中共中央委以重任。在毛的授意下，“四人帮”于1974年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 林彪和“四人帮”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冲突和分歧，所以不难理解“四人帮”对这场运动的热衷)。同时，“四人帮” 在毛的默许下，将该运动指向了当年病重住院的周恩来。
1975年，在毛的指示下，“四人帮”又展开了关于社会不平等与政治权力的讨论并涉及了诸如经济发展的总体战略，教育方针，引进国外技术，老干部复职等问题。“四人帮” 大肆批判了资产阶级权利，提出对此要进行限制，而要进行独裁专政。而以周恩来和邓小平为首的旧有势力则提出了与新兴势力相反的观点，认为衡量全部政策是否正确只能是依据经济指标。双方的争斗从1975年下半年一直持续到1976年下半年。期间，在1975年8月，毛开始批《水浒》，借此警告周邓等人。在这种派系的争斗中，历史跨进了1976年。
1976年是一个关键的一年。1月8日，周恩来因癌症死去，终年78岁。周的虚伪和残忍被其表面的假像所掩盖。一些善良的中国老百姓相信他们失去了一位好总理。周去世后，“四人帮”对悼念周的活动大加限制。在1月15日周的追悼会上，邓小平致了悼词。而“四人帮”在随后掀起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邓小平重新被打倒。而毛任命接替周的人选却出乎人们的意料：是鲜为人知的公安部长华国锋。这表明，已经进入迟暮之年的毛既不相信旧有势力，又对文革中上升的领导人抱有怀疑。
此时，中国大地上的不满情绪不断积聚，上升。3月底，南京爆发了悼念周恩来、支援邓小平、反对四人帮的“南京三·二九事件”，并迅速扩展到全国。4月4日清明节，北京群众自发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纪念周的逝世。人们还自行在纪念碑上张贴悼词，并送来花圈。广场上还逐渐出现了一些直接针对四人帮的批判性文章。两天内，已经有大约200万人来过广场上。由于担心有人放火焚烧堆积在纪念碑四周的花圈，四人帮派出警察在夜间把花圈收走。群众的对立情绪迅速演变成烧毁汽车和房屋。四
人帮下令各单位禁止本单位人员去广场，并下令广场上的人群离开，当夜，广场上剩下的200余人不肯离开，被北京市委组织的工人民兵拘留甄别后遣散。这就是“四五天安门事件” 。不久，该事件被毛定性为反革命活动，还指责邓小平是事件的幕后黑手，随之撤消了邓小平的一切职务，任命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1978年，中共给天安门事件平反。
当批邓运动进入1976年夏季时，毛的病情急剧恶化。而社会又处于了一种无序状态，经济下滑，社会治安状况极差。7月底，唐山发生大地震，城市被彻底摧毁，数十万人死亡。9月9日，毛死去。终年83岁。
10月，华国锋在军队的支援下，发动了一场军事政变，逮捕了“四人帮”。在随后的政治局会议上，华被选为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的专制黑暗统治时代彻底结束。
而“四人帮”，在先被开除中共党籍后，直到1981年，才由中共的最高人民法院建立的特别法庭进行了所谓的公开审判，并认定他们均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成员，并判处了相应的刑罚。江青于1991年保外就医后不久自杀身亡。王洪文于1992年病死于北京。张春桥于2005年死于胃癌。姚文元仍在世，现居上海。
林彪和“四人帮” 的关系
毛死后，中共将文革的主要责任推在了林彪和四人帮的身上。前面已经提及，中共这样做的原因和目地，即推卸毛的罪责，掩盖中共的邪恶本质。但是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文革中，林彪和四人帮从来不曾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合作关系。相反，二者之间却充满了冲突。
林彪具有与其他中共党人相同的两面性的特点，在对待文革的发动问题和文革中，也有所体现。一方面，林彪公开表示支援毛的文革；另一方面，却亲自签发了军委8条，主张军队在文革中“不介入”，要“一碗水端平”。 对于江青所在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林彪也是一贯排斥。比如在1967年3月19日的军以上干部参加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江青也来了，并且没有什么表示就欲坐到主席台上去。在林彪的默许下，杨成武拦住了江青请她坐别处，说主席台没有你的位置。江青掉头就走了。
在第二次庐山会议上，林彪挑头率领一帮对文革不满的人痛打张春桥，大快人心。当时陈毅表示“我愿站在林副主席这一方面参加战斗”。
从以上的事例可以看出，林彪作为毛一手培养出来的当然要支援毛。就象其他人一样，骨子里虽不赞同毛的主张，不能同毛直接对抗，但却同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暗地里争斗， 特别多次支援黄永胜挫败江青想染指军队的企图。而江青对林彪也是恨之入骨的。所以，中共将林彪和四人帮混在一起加以鞭挞，其目地只有一个，就是要歪曲历史，掩盖中共的罪恶。
天灾示警：文革及其毛时代结束前的灾祸启示录
在人性泯灭、黑白颠倒的文革中，在“仁、义、礼、智、信”被当作“封、资、修”以清洗大脑的方式从人们的信念中清除出去的时候；在佛教的“善”被批倒批丑从根本上打击人的善念，道馆庙宇被打砸洗劫，到处是“同天斗、同地斗、同阶级敌人斗”的喊杀声中，上天也震怒了，并发出了连续的警告。
中共建国50年来发生的八次震级最高、破坏最大的地震灾害，就发生在文革到毛时代结束的短短的十年中，包括造成数十万人死亡的“唐山大地震” 。让我们先看看上天的警示吧。
邢台地震 ─ １９６６年３月８日，在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６.８级和７.２级地震。 极震区位于隆尧县、宁晋县、新河县和巨鹿县境内。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极大损失。
通海地震 ─ １９７０年１月５日，在云南省通海、峨山间发生了７.７级地震，通海、建水、峨山、华宁、玉溪一带遭到严重损失。
炉霍地震 ─ １９７３年２月６日，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境内的炉霍县发生了７.９级地震，甘孜、道孚、色达、新龙、壤塘等县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
昭通地震 ─ １９７４年５月１１日，在云南省昭通地区发生了７.１级地震。云南永善、大关、盐津、绥江等县和四川雷波县受到破坏。
海城地震 ─ １９７５年２月４日,辽宁省海城、营口地区发生了７.３级地震。这次地震发生在人口稠密、工业发达的地区，工矿企业、交通、电力和水利设施以及民房等遭到破坏。
龙陵地震 ─ １９７６年５月２９日，云南西部龙陵县先后发生了７.３级和７.４级地震。龙陵、施甸和璐西等县受到破坏。
唐山地震 ─ １９７６年７月２８日,在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了７.８级强烈地震，地震波及天津和北京市。这次地震发生在工矿企业集中、人口稠密的城市，造成了整个城市被夷为平地，数十万人死亡的惨剧。
松潘地震 -- 1976年8月16日和23日，在四川省北部松潘，平武之间相继发生了两次7.2级的强烈地震，使松潘、平武、南坪、文县等县遭到破坏。
这八大地震不仅是天怒，也是神佛的慈悲的警钟声。上天为什么要进行如此严厉的惩罚？
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在《法轮佛法》(在欧洲法会上讲法)讲道：“其实我告诉大家，这个空间中极微观下，包括那个庞大的弥漫物质，他们都是神，人的一举一动做了什么，他们都很清楚。人做坏事的时候，总觉得自己干的坏事别人看不见，知道自己干的是坏事还给自己找个骗自己的理由，好让自己心安理得。”“我们世界上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不是偶然的。你就看一看，如果哪一个民族，哪一个地区，或者哪一个人做了坏事，紧接着会有特殊的现象出现。人的灾难，人的一切都是人自己搞出来的。”
可是，在中共的愚民政策下，越来越多的人远离了神佛，越来越忽视了上天的警告。所以历史还在重复上演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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