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五十多年来，饱受迫害和杀戮的中共国人一直都没有停止过反抗中共法西斯极权暴政的斗争，他们前仆后继，用文字也用行动，写下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血泪篇章，而大纪元的讨共“九评”，正是这样一个承前启后的战斗檄文。
尤其令人振奋的是，透过中共严密的新闻封锁，“九评”檄文几乎进入了中共国的每家每户，人们通过各种私底下的渠道争相传播、传阅，并且在共产党内掀起了空前的退党潮。截至目前的统计，宣布退党的人数已经达到了68万，退党者遍及中共全国各省、各直辖市、各地区的各个社会阶层，以致是朋友退党串连一片、一人退党全家跟进。如今，那些害怕红朝灭亡后遭清算的共官，能逃的席卷巨款潜逃海外，不能逃的则忙着销毁一切作恶证据，中共党内可谓是人心惶惶，就连其政治局常委、政法委员会书记罗干也大声惊呼：“要用一切代价杜绝九评和退党潮”。
面对中共红朝即将崩溃的灾难性前景，共产头目垂死挣扎作困兽斗并不奇怪，奇怪的却是一些海外华文媒体、一些自我标榜的民运人物、一些唯利是图的商人和政界人物、甚至一些已经入了美国籍、拿了美国绿卡的中共国人却跟着中共谎言蹒跚起舞、误导舆论，有意无意地在给滨临灭亡的共产土匪注射强心剂。因此，为了促使清算中共邪恶暴政的日子早日到来，海内外所有不喜欢共产暴政、渴望民主政治的人们都有义务站出来讲清楚、说明白，好让世界更多的人了解共产幽灵的邪恶本性，懂得共产血债必须清算的道理，以及掌握现阶同中共土匪针锋相对的最佳应对之道。
* 嗜血成性、地地道道的汉奸土匪帮
打从中共党成立之日起，它们就直接听命于苏联派出的顾问指挥，其早期所谓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全是俄国人培训之后送回中国搞红色革命的，即使是周恩来、邓小平之类的勤工俭学留法学生，也都是苏联出钱豢养的，因此这帮家伙最初提出的所谓“革命”口号---为保卫苏联而战，以及其后在江西建立的叛乱政府---中华苏维埃，都从来不曾以充当俄国汉奸为羞耻事。
一九二八年，周恩来、朱德在南昌发动兵变后向南逃窜，其后毛泽东又在湖南挑唆农民暴乱兵败，两股败军入伙井冈山，干脆干起了当山大王、打家劫舍的勾当。然而，即使是在这种蒋家军跟屁股围剿的情况下，中共土匪们也没有一天停止过争当黑帮老大的自相残杀。按中共党史记载，共匪军人白天同国军作战，晚间退出战斗还要进行反AB团的斗争。所谓AB团，就是被共党头目认定的反布尔什维克份子，这些人白天是红色士兵或红色指挥员，晚间就得挨批斗或作自我检查，检查不合格者就立即执行枪决，而且临死还得按共产党的规矩高呼“共产党万岁。待到中共被逐出江西开始两万五千里长途大逃窜之际，它更是毫不犹豫地把同毛泽东意见不和的党总书记方志敏送给了国民党枪毙，甚至毛大土匪头的原配老婆杨开慧，也是因为毛另有新欢，最后被送给湖南军阀处决掉了。
陶铸的老婆曾志前些时写了一本回忆录，这个女人根本不以杀人放火共产共妻为耻，直到临死前还在津津乐道二十岁几岁时随毛泽东杀进湘南县城放火烧城门楼子、用刺刀直插俘虏肚皮取乐的场景。类似的杀人纪录，周恩来更是首屈一指，根据中共党史还记载，一九三○年代，周曾指挥陈赓带领的特工队，乘夜在上海制造了顾顺章全家老小十三口的灭门血案，其理由仅只是因为顾个人投降了国民党。
抗日战争爆发，中共躲到陕北，得到了暂时的喘息机会。这个时候，许多爱国青年凭着一时的抗日热情，糊里糊涂地跑到了延安，而中共为了收编这些年青人，随即展开了两个大运动：大生产运动和拯救运动，并最终使当时年仅二十上下的女学生在党的安排下一个个全都变成了四五十岁共匪头目的压寨夫人，而男的则在威逼之下绝大多数被训练成了失去了人性的共产中层干部。
所谓的大生产运动，就是全党全军大种鸦片的运动。可如今的中共国人，却只能从中共党编造出来的南泥晚赞歌中得到：“南泥湾好地方，到处是庄稼，陕北的好江南”这一美妙幻觉，他们根本不知道中共还有一段充当鸦片毒犯的土匪历史，当然也更无从知道，毛泽东利用劳改式“大生产毒品”，挟迫抗日学生乖乖就范、充当匪类的阴险图谋。
至于延安时期的拯救运动，那就更邪到家了。每一个上了贼船的中共党徒都必须首先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特务，然而痛哭流涕地表示向党坦白交心。这个时候，党匪头目就会假惺惺地站出来，给交心者佩戴大红花，让忏悔“特务”享受坐高头大马游街庆新生的荣誉，而交心者也会因此感激涕零地把中共当成了再生父母，从此愿意死心塌地地给中共卖命了。不过，中共档案中可永远不会忘记给交心者记上一笔特务历史，只要你有朝一日胆敢不听党的话，那就随时可能老帐新算，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抗日战争胜利，藏在山沟里养精蓄锐的中共土匪无限膨胀，他们借助苏俄势力攫取了国民党控制的大陆江山，随即就向地主、资本家和国民党县团级人员以上挥起了屠刀。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三年，中共争夺江山时“既往不咎”的承诺全被踩到了脚底下，连续不断的镇反、土改、三反、五反、私有制改造等运动杀人上千万，它们不但抢劫了所有这些人的全部私有财产，而且还让他们的儿孙辈变成了共产社会永世不能翻身、永世残遭凌辱的新一代红色奴隶。
而到了一九五五年、五七、五八年，毛泽东用肃反、反右、上山下乡运动三次向知识份子开刀，上千万他认为可能会长反骨的学生、职员、市民被送往监狱劳改队，被送往偏远的乡村，而且一去就是一辈子，让这些被排除出主流社会的人，在不能适应的环境自行消灭，在非人的凌辱中默默死亡。
即使是对于那些已经变成了“驯服工具”的工人、农民、城市市民、机关小职员，毛泽东也是一样的阴损毒辣。从五八年开始的大跃进、大炼钢铁、大搞人民公社，中共不但把每家每户的铁锅铁器全都给砸烂扔进了小高炉，而且还把老百姓驱赶到人民公社食堂去吃所谓的卫星饭(棒子面、高粱米等农作物多多的加水、麸皮、草桨之类)；至于那些争相迎合毛意的地方上的党书记们，则把全村全乡所有的稻米都割下来堆在一小块田里，然后让一个女孩睡在上面，旁边用许多台吹风机往稻梗缝隙中吹风，人民日报则刊出照片说那是毛泽东思想光辉指引下人民敢想敢干培育出来的亩产十万斤、三十万斤卫星田。就这样，毛泽东还嫌不够，他又突发奇想，让全共产国的十亿老百姓除四害、轰麻雀，连续几天从早到晚整个大陆地区的麻雀被轰得无法落地，最后不但麻雀累死了从天上掉了下来，轰麻雀的人也跟着累了个半死。对此，毛泽东却还有说法，说这是对共产党的领导能力的一次大检验，是对人民呼之即来、召之即去的一次大检验。
中共倒行逆施到了极点，老天立即给了报应。全民造假、吃大锅饭，全民不干活、当懒蛋，终于导致了一九六二年饿死三千万人的惨剧；即使是那些没有饿死的中共国人，也都是人人浮肿、肝炎病缠身。这个时候，中共党内爆发了追究毛责任的权力斗争，毛泽东不得不因此放弃国家主席的职务，而党内则不可逆转地种下了中共两个主席之间的血海深仇。不过对外、对老百姓，中共仍然不嘴软，仍然坚持三面红旗万岁，刘少奇更把自己那个辅仁大学毕业的资产阶级老婆、派到秦皇岛农村去搞什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其背后的目的则是，要总结出一条砍掉毛泽东基层爪牙的经验。
待到一九六六年，毛泽东终于从上海找到了突破口。上海卢湾区的一个小小宣传部长姚文元在毛的授意下，用一纸海瑞罢官的檄文吹响了打倒党内走资派的号角，红朝天下由此开始了长达十年的自相残杀：中共党的两个前总书记张闻天、陶铸死于非命，国家主席刘少奇更是草席一裹扔进了河南开封的焚尸炉，而那个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兼接班人林彪则是登上三叉戟亡命苏联不到一个小时，就让周恩来用导弹给打了下来。
长达十年的文革大火并，中共国的老百姓活得就更惨了。北京东城区、西城区太子党中学生组建的红卫兵(为什么是中学生，因为中共土匪四九年进城讨官太太生的杂种，那时还只有十五六岁)东纠、西纠，最先冲上了街头，他们以红袖箍的长短炫耀其父辈的官阶，并且喊出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混蛋儿混蛋”法西斯口号。没有见过红卫兵是什么样的人我可以告诉你，今天中共的商业部长薄熙来，海外民运的头面人物魏京生，当时都是东、西纠的打手；而那些没有经历过文革疯狂场面的人我也可以告诉你，你们在电影中见
到过的希特勒党卫军搜捕犹太人的怖镜头，较之东纠、西纠那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任何一个站在街边看大字报的人，都有可能被从背后劈头盖脸抽过来的钢丝鞭打出个满脸开花，而被打伤的人送到医院奄奄一息，医生是睁眼不救的，理由很简单，被打伤者都是黑九
类，早点死了中共国可以少几个坏人。
到了一九七六年，十年文革已经是天怒人怨，北京人以悼念周恩来为切入点，掀起了轰动世界的“四五”运动。“四五”运动是中共攫取政权以来的第一次群众性暴力抗共，示威者在天安门前喊出来“鬼哭狼嚎”的口号，他们放火烧掉了天安门警卫团的办公小楼，并且把团长的衣服扒光，强令其跪在烈士纪念碑前请罪。“四五”运动也是中共刽子手，第一次当着媒体记者的面，在北京市中心开枪屠杀成千上万赤手空拳的群众。预先埋伏好的共产军，从天安门两侧的人大会堂和自然博物馆冲杀出来，逢人就抓、逢人就杀，其杀戮之凶残冷血，日寇屠杀也不过如此。
老天再一次愤怒了，奄奄一息正在等待死神召唤的毛大匪头亲身领教了天神的威力；唐山大地震一次就活埋了三十万中共国人，北京的共产党坏蛋全都吓得跑到了大街上。当时，北京大雨连绵、余震不断，同唐山的一切交通、通讯全被切断，中南海根本不知道唐山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最后，还是当地侥幸活下来的人冒死开吉普车到北京送信，中共土匪帮才终于明白，毛泽东的死期到了。
毛泽东死后，面对众怒难犯、全国百姓蠢蠢欲动的局面，中共的头目们知道如果不立即改弦更张，天安门警卫团长的下场就是自己的前车之鉴。于是，邓小平、叶剑英等老军头开始了铲除毛指定接班人华国锋的计划：他们从打击“两个凡是”入手，并且在高干子弟
群中放出消息，纵容魏京生之类弄出了个西单民主墙，以此推动“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邓式“改革开放”，引导中共国政治向邓“九评”所挑战的修正主义转向。这次，邓小平的手段可比毛泽东要黑，他决不允许民主墙再次衍生出新一代的红卫兵，所以华国峰一被搞掉，邓小平就把民主墙人物抓了个干干净净；然后宣布，毛大匪头的错误只能三七开，评毛泽东要看贡献，中共国要继续搞“四个坚持”。说白了，就是经济上可以放松一些，但共产党的杀人本性、中共红朝的法西斯极权体制，是绝对不允许改变的。
从八十年代初期起，中共确实走上了毛泽东所谓的修正主义道路，西方民主世界的主流舆论也认为中共已经不是原来的共产党国家了。但中共国人看到的却是，在邓小平的“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下，中共党徒开始了他们攫取政权以后的第三次大规模抢劫运动；那些被共产党公有化了的所谓国家财产，仅仅几年的功夫，全都变成了党匪大小头目的个人私有财产。这次抢劫运动的规模之大和凶残血腥，有胜于满清鞑子进关后的跑马占荒，有胜于西欧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圈地运动，全中共国十多亿人的公产、甚至私产，就这样快速集中到了占人口比例百分之六、七的靠权力暴富的少数人手中。
参与六四运动的学生显然看到了社会贫富悬殊、党官贪污腐化的一面，但鉴于他们从小受到的党国愚民教育以及他们从西方宣传得到的片面信息，却限制了他们对中共土匪帮邪恶本性的认识。六四学生从帮助中共政权更加完美、帮助中共党纠正错误的善良愿望出发，提出了打倒官倒、反对贪污的诉求；他们以为，用静坐、下跪、对话等和平理性非暴力方式，就能够感化中共恶魔改恶从善。这些天真的学生，上街游行都没忘记共产党的阶级斗争意识形态，他们拉起纠察队，不允许工人、农民、市民加入他们的行列，说那是为了防止坏份子介入；甚至，在天安门广场上三位向毛画像扔墨水瓶的义士，也被示威学生绑去交给共产党、判了无期徒刑。然而，中共却并没有对这些忠于共产极权体制的天真学生展现出任何的善意，邓小平首先考虑的却是“杀他个二十万、保中共政权稳定二十年”，而世界也因此看到了穷凶极恶的共产军坦克冲上东西长安街，看到了隆隆作响的履带无情地从没有抵抗能力的学生身上一碾而过。
坦克粉碎了反贪污学生的美梦，中共对全社会的抢劫也因此更加肆无忌惮了。当初，毛泽东大搞分穷共产主义、强迫老百姓勒紧裤腰带时曾经承诺，城市的工人职员享受公费医疗、享受近乎免费的住房优待，但到了九十年代，那些替共产党当了一辈子奴隶的人们却突然发现，朱熔基竟然把这些穷人最起码的生存保障也都“改革”掉了。那些没有钱看病、占人口总数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中国人，无奈之下只能乞求神明保佑、乞求气功强身，于是宣传真、善、忍、宣传练功可以治百病的法轮功开始迅速壮大了。
中共最忌讳的就是有凝聚力的宗教和有组织力的社会团体，你可别看共产党可以把他的大头目塑造成活人神来顶礼膜拜，可它决不允许你的那个上帝、阿拉、菩萨不受共产党的控制，他非得弄出个三自维新让基督教、回教、佛教的天神都接受党神的领导不可。法轮功显然犯了中共的大忌，其成员人数超出了中共党徒总数，其显示出来的号召力、组织力，不但可以一夜之间把中南海团团围住，而且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突然干干净净地撤退，这岂能不让江泽民害怕。由是，没有丝毫政治企图的法轮功，一夜之间就成了中共的杀戮对象。
为了迫害、凌虐、屠杀法轮功信众，中南海还专门成立了六一○办公室。这帮家伙，已经顾不得中共的阶级斗争杀人理论了，只要你信法轮功，管你是党员高干还是一般平民百姓，管你是工农阶级还是有产的所谓剥削者，一概进学习班、进收容所、进监狱；而这学习班，可不是什么讲道理、破除迷信的场所，那可是一个可以残酷拷打、施以非人刑法的地方，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不是进去了之后再也没有出来，就是被打得遍体鳞伤之后再坑家荡产流落街头。目前，媒体披露出来的法轮功遭受酷刑虐待的惨状，只不过是这类血腥杀戮中的点点滴滴而已。
事实上，从邓、江时代开始，中共的杀戮矛头就已经指向了社会最底层从来都不关心政治的小民百姓，其中最典型、最具代表性案例应数○三年三月发生的孙志刚案：孙志刚，一名受聘于广州达奇服装有限公司的武汉科技学院毕业生，就因为中共“两会”期间进行“严打”，无缘无故地就被广州天河区黄村派出当作“三无”人员关进了收容所，孙据理力争，反被认为是不老实，愣是活活地给打死了。
更值得注意的是，从邓、江时代开始，中共全盘黑帮化已经不再遮遮掩掩了。在中共国城乡各个角落，黄赌毒黑是越“严打”越兴旺，所有的妓院、赌场、毒品走私(中共国已经成了金三角毒品流向世界的中转站)、黑帮团伙(最近暴出新闻，著名歌星周杰伦到大陆演唱，也被黑帮收了保护费，本人还得站出来澄清，那是朋友之间互相帮助；台湾乃至西方国家的通辑犯，往中共国一藏就没事了)，没有一个是离得开中共权力的，没有一个不是由地方公检法头目当老大的。
如今的中共国，实在不像海外亲共媒体和改良民运所说的那样有什么朱清官、胡新政。尤其是那个胡锦涛，人们千万不要忘记他头戴钢盔站在拉萨街头指挥共产军屠杀西藏人的那付凶神恶杀模样。要不是胡手黑心狠，邓小平也不会放心地隔代指定他充当共匪帮第四代的大头目。
舆论已经注意到，胡锦涛一上台，就已经将镇压杀戮的矛头指向了中共国最底层的普通民众。众所周知，自古以来，那些无力反抗的中国小百姓都寄希望于清官，可就是这个胡新政，去年四中全会召开之际，竟然出动大批武装警狗对居住在北京南郊上访村的二十万访民进行大搜捕，被捕的民众就像装牲口一样硬塞进大型巴士，送到了石景山临时设置的收容所强行甄别遣返。今年三月，中共两会期间，胡锦涛又故伎重演，再次围捕滞留北京的十万访民，将他们送进监狱、劳改队。目前，胡温新政已经把“上访”接待站变成了中共政权侦察、控制、镇压不驯服者的工具，许多上访者不但冤没处伸，而且还稀里糊涂糊地在监狱、在劳改场送掉了性命。
胡锦涛的凶狠，岂止表现在镇压杀戮最底层的小民百姓上，他对所谓异议人士的镇压，也更加地穷凶极恶。昔日，江泽民不敢抓的只写写宣扬民主文章的个人、如张林、郑贻春、任宛丁等，从去年底开始，也都一个个地被关进了监狱。尤其可恶的是，他胡锦涛胆敢派出特务公然进行国际绑票。去年，主张推翻中共暴政的彭明在缅泰边境被绑架且不去说它，两国交兵吗，胡四代可能有他的道理，可天安门墨水瓶义士鲁得成在坐完了共产党无期徒刑监狱逃到泰国并取得了联合国难民署的保护之后，胡锦涛也敢公然违反国际法，派特务闯进民运会场绑票抓人。
邪恶中共从诞生之日起，它所犯下的种种罪行，可以说是缶竹难书。对此，在中共国生活过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写出一本属于他们自己血泪史；而且，所有这些血泪史都能够百分之百地证明：中共绝对是一个地地道道、嗜血成性的汉奸土匪帮。
(中华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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