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将士们，朋友们：
我们以上的全部叙述都只是一种逻列，它只是指出共产党
（1）、在来源上不具有中国民族的本土性；
（2）、在在野的条件下及（3）、在执掌政权的条件下都没做过好事，其历史记录全是罪恶。这样一些举例充其量只是共产党行为非法的证据而非共产党非法的证明。我们所列举的这些事实，只是因为我们（一般意义的人）能被世界事物所剌激，引发经验，这些都只是经验事实。
但说共产党决不会变好。这却是一个判断，列举多少它的有罪事件都不足以保证判断的普遍有效：因为经验是外在事实，而判断是就它做为一个道理的本身，做出是真是假的求证。只有道理才有真有假，经验无所为真假。只有对道理自身是相容还是相悖的不疑证明才算是真理。真理才必然合法。
所以我们列举的这些事实只能支持起共产党的以往史而不能肯定它的未来史---只能使人看清它从创立到今天没干好事，但不能肯定它今后还不干好事。
在这一意义上提出打倒它，只是惩罚意义而非证明意义的，那是说：因其前有罪行，行为在得到相应的回报时，拿来回报罪恶的当然应是制裁。这样一种关系是应然的，不是必然的。
判定共产党以后也不会变善，这是一个证明。证明命题必须符合下述规则：
只要提供了前件，只凭对前件的分析，就得保证得出结论。那结论虽是被运算所推出，但它在被运算之前早已在前件里，结论是前件本原含有的，是前件的构成成份。只是不能被直观，证明就是用分析法把它呈显出来，使之被直观。
所以证明所解决的是：那是什么东西----因为它是某某种东西，才必有某某种表现，这种关系是必然的。不变的。
证明类的例子包恬最简单的算术，数学，物理、天文……如果提供的前件是“1+1”，无论是最“反动”的地主婆，还是最“革命”的江贼民，都只能得到“2”。前件含些什么与证明者的身份、立场无关。
证明就是关于前件和结论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只能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违犯了这一点，那就不是证明。
我们毫不妥胁地提出必须打倒共产党，不是因为仇恨它（虽然我是非常仇恨它的），不是因为它的全部历史都是罪恶，而是因为它是一个具体的理性，是个道理，我们是说它在做为一个道理上就是非法的，在道理上非法的东西只能唾弃而不能修补。我们通过严格而可靠的证明，发现它内部的要素之间含着不可克服的矛盾，这不是人从外部加给它的，它是天然如此，这是我们的力量所无法摘除的，只有唾弃这一个选择。
解放军将士们，朋友们：我请求你们与我们一道来理解：
共产党在说“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这个宪法原则的同时，就已经把证明的前件提了出来，把证明的必须性交给了每一个中国人。这个前件就是----
“共产”；或“共产党”。
共产主义合法非法，共产党合法非法，并不看共产党都干了些什么，怎么去干的，而就研究“共产”这个概念，这个概念都说了些什么，它所说的这些相互矛盾不矛盾，就是它的非法与合法。所以说共产党的非法性就在“共产党”过三个字里。在这个名词的形容成分----“共产”里。
这不是出于我反共的坚定性而别出心裁地要求，这是因为人是“理性存在物”这个根本的事实，这个事实告诉我们：只要是人不论什么人，只要他在活动，就是由意志来支配，凡陷实践于持久危机的指导原理，都是因指导实践的那原则自身所包的含矛盾必然导致。如果是人犯的错误，是可以通过认识来改正的，即使是恶劣的领袖也可以通过更换而获得调整。共产党从创立到今天换了几十茬领袖了，且各个领袖并立的状况也出现过，为什么这些条件都没有扭转共产党的残酷性，攻击性？这一事实告诉我们：只有一种不变的因素在发生作用，才能在其他因素发生变化的条件下继续保持原有的质量（即党的性质），八十多年来，在在野与执政的不同条件下，在毛泽东换成邓小平、邓小平换成江泽民的条件下，保证了共产党的攻击性不变的力量是什么呢？
我能肯定地告诉你，它就是----“共产党”这三个字！
当然其中的“党”字不起作用----因所有的政党都是这同一个党字，人家为什么不残苦、不改击呢？能区别开不同政党党性的不是党字，是党字前的限制成份----“共产”这个形客词。
这一立论能说得通吗？----在挑战这一立论的是：共产党各时期的方针、政策是由人制定的，那些罪恶也是由人用行为干出来的，可是我们一上手就列出了根据----人是理性存在物：人有意志，只有有了意识，即成为理性的，才能产生意志，所以人是照着理才行为的。而“共产”就是一个理性！共产党能拥有6000万众，它通过什么？无论是宣传、欺骗、利诱……总至，它必须让人知道它，懂了它才成，只要让人知，让人懂的，就统统是理性的运用，理性活动。
毛泽东也好，邓小平、江泽民也好，他们是服从着“共产”这个原则来思考，来为共产党构建方针、政策的。他们所构建的方针、政策得以满足“共产”、促进“共产”为先决，这样他们才能成为共产党所需要，所能容纳的领袖。有两位做了好事的领袖：胡跃邦、赵紫阳，可他们的方针、政策，行为所满足的不是“共产”，而是自然界里的生灵，虽然他们自已还未自觉到，但其所做所为已经是叛逆共产党的党性而投入人性的怀抱了，如果他们有机会继续地执掌下去，要嘛他们灭共产----我们的思想先驱者戈尔巴乔夫老人，要么，共产灭他们！事实正是这样，共产灭了胡公和赵公。
反正决不会是共产与他们的并存。
“共产”，以及“共产主义”为最高目标的集团，这都直接就是些道理，是道理就可以充做理性证明的前件，因为它自身既包含着构成它的必须要素，又包含着要素之间的联系，还包含着它是人类理性背景内的，以及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其中，那怕极少的环节存在着矛盾，那也必导致实践的危机。我们就可以把它拆卸开来，一一加以识别，就能直观这些要素之间是相容还是矛盾，它与人类的总理性是相容还是矛盾。我这些阐述的真理性根据是----人类是先有判断后有概念，而任何一个概念，那怕最简单的，也是由判断得来的。只有我们的祖先把某一特定的对象加给某一代码，这代码才成为概念。
所以人类理性，形成人类理性的环境，理性的形成过程，还有理性所借助的代码形式----概念，对每一个成员都是绝对一致的，不问你是黑几类，也不管你是不是根红苗正。不管你造了几个代表，还是敌对分子。任何一个概念所含的意思对任何人都是同一些，那样一种构成法，不因江贼民还魏京生而有所不同。
任何人只要有起码的诚意，对有效性的证明都不会排斥----因为证明让人清楚的直观到了各要素之间的关系。
我们前五题的叙述即是万分真实，为什么不足以有普遍效力呢？因为那只是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实践史是由人用行为完成的，同一个人，既可以去干伤天害理的事，也可以做有助他人，增进周围福祉的事。我们看到的最坏最恶的毛泽东，骂彭德怀是反革命，可六三年他派彭德怀去西南，却又对彭说“也许历史会证明你是对的”，这证明他仍是党性与人性并存的两面人，只是人性处在很弱的地位，占很次要的比例罢了。
陈公博在性格上不是不善良，也不是没有学养，不是不正派，不是不恨日本鬼子，他不是恨透了汪精卫才跑越南的一座竹楼上生闷气吗？这些都不足以保证他不在陈璧君的放声一哭里丧失理智，跟上陈壁君北上南京，赴罪汤蹈孽火。
再有：打家劫舍的土匪是坏的，恶的，可抓了张大千的那伙土匪中就有一个人良心发现，偷偷放了他，要不这世界上到哪去找这位大宗师去？可是这位放了张大千的前土匪某年某日从大隆潜逃，碾转到台湾，手拎一幅张氏早年坑人骗人的原作敲了大宗师一笔钱；这事又让我们知道：原来我们崇拜得五体投地的张大师也荒唐过，行骗过----这些例子可证：无论一个凡人，一个领袖，还是思想宗师，或是一个政党，从其所做所为里都不必然能推他出未来依然还如此。
我们以上的列举全是关于“怎么样去做人”的，而“如何去做、做什么”全是选择，选择是既可如此也可如彼。所以说“怎么样去做、做什么”不具有必然性。真理并不在“怎么样做和做什么”里----
无论真理歪理都是理，所以真理只能存在在道理里，不在道理外。前五节的所举是事实，事实可能含道理，但并不直接就是道理。事实是人的行为所造成，人的行为服从意志，意志虽然是遵理而成，但并不必然是真理，它也常常服从只对需要的满足。----以上所举全部都只是经验事实，并不直接地就是道理。
而“共产”直接就是个道理，“党”也是按照一定道理才形成的集团，所以“共产党”这个名词就给出一组道理。这道理的是真是假就在这个词内，不在其外。
对共产党有拥护有反对，但“共产党”这三个字无论对拥护者还是反时者都是一个写法，同一个涵义。“共产”，“党”做为道理并不是共产党一家的专利，共产党并没有独揽“共产党”解释权的合法性资格。“共产党”做为一个具体道理是全人类理性内的，它成立不成立，是看它的涵义矛盾不矛盾，并不问宪法上规定不规定。
分析所得的结果对谁都是而分毫不差的。因分析受被分析前件的限制，只能澄请“那东西是什么”，如果肯定了那东西是瓜，就别指望它结豆；如果澄明了它是鸩，那就别指望它没有毒。
这段交待算是本节的概述或前引，阐明了求证与选择的区别；只有求证才事关真理，只有按正确的求证所做的选择才在实践上具存有效性。
其实本节的设立是回答我们曾在以前提出过的----什么是共产党？
因为我们的责任就是如何为中华民族找到摆脱危机的道路，我们就必须确定造成灾难的原因。并不只是我们在找，那阿涛、阿宝也在找，而且他们为民族摆脱危机的愿望不会比我们弱，心也末必不诚，可他们肩上的负担不仅将使他们的努力化为灰烬，还很可能引发更强烈的后果。就因他们不懂得什么是共产党，当然更谈不上对政党所必需的背景条件的把握，如果确证共产党与政党得以成立的背景处在尖锐的对抗中，那么走出危机的唯一可能就是消灭共产党，这至少在目前他们还不能与我们共识。因为他们参加了共产党，并在其中活动，在他们的阅历之路上，不可能碰上这个问题的挑战，他们的救国之策里就还含着对共产党的拯救。共产党乱杀乱砍了几千万人的生命，却没有人弄清什么是共产党；我们民族是从上世纪初才开始试着对知行混一型文化做清理的，它并没成熟到对这个问题的揭示阶段，只有在经历了共产党八十多年的活动，五十余年的共产主义实践，一再地碰壁，一再地陷于灾难，现实历史才必然地逼着我们触到这个问题：不回答“什么是共产党”，我们就走不出这个困境----君不见：
邓小平对毛泽东的共产党做了清算，在最初几年的好转背后就包藏了整个民族文明的衰退，全社会的伦理沦丧，整个政权的腐败推动着民族的堕落。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共产党的最基本性质是攻击，这个“特色”盘据在共产党人心灵最深处，他们却觉察不出，他们只能觉察自己的需要，因而所有共产党人的所做所为都是为自我满足。它就围着“对我具有满足性”来使用力量和智慧，并不识别自己是在对别人发动攻击，因为“攻击”做为方法论被目的、利益、事件所掩盖，谁心里都没上升到明朗位置。可在共产主义之前呢？国人行为已有一个牢固底线，大字不识的老妪在教孩子时都会说：“你自己不想的事别推给别人”，这句朴素的世俗之见其实就是：“每个人都是一样平等的人”，这就是行为所根据的标准，人际联系的底限，人类价值观的底限。共产党党性倡导的攻击性就把这个底线摧毁了，因为它虽为底线却深藏不露，世俗的生活触不到那么深，而只能触到需要，目标，行为，人在用攻击追求满足的同时，攻击也就成了底线，这一点并不需要知觉到，潜移默化地就完成了。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话的深刻寓意就在这里，它看到人的目的、追求，活动是可清晰经验的，但人发动目的、追求、活动所据的那个根据却是无法把握的，人的每一需要都立马推动出一个努力，可能及时获得满足。一个充满兴旺发达的民族所仰仗的活力却不像满足需要那样轻而易举能造成的，它不是直接的，培育出这种健康的根据需要许多有志之士的特久不懈的努力，得百年时间。
胡锦涛、温家宝两个正派（现象上看，不一定可靠）人代替了邪种混刀肉，做了许多努力，但他们这种努力不仅没扭转秃势，相反引发共产党内另一翼的反弹，造成更强烈的反攻。请看：
共产党自己的中央纪委对共产党的贪官污吏都失去了效力，相反纪委开始怕贪官，吴官正无力推动廉正，甚至他说句公布审计报告的话，都立刻遭到来自各地的威胁，政治局内的发难。
事情明摆在那里，任其腐朽下去，共产党不是非垮不可，而可能被走头无路的人砸死，若认真追究，绝时多数的共党官员都得进大牢，追究可能逼反了他们，所以进不能，退亦不能。政治局里的上海帮们阻挠公告审计，是出于自保，他们那些威胁胡温的话确也是实情。反了十五年的腐败，到今天违规金额已达到二万伍千二百多亿，这个数目宣告：接近内战所需要标的了。
再是暴力执法也到了天限无度的水平：暴力征税，暴力禁止上访，暴力征地，暴力折迁，暴力镇压反对派、暴力扑灭宗教，暴力残杀法轮动……实际上已超过了暴动警戒线。
共产党已经把抓人当成政权安全须臾不能相离的拐棍：为开个鸟四中全，抓了好几万人了，这哪还是社会，这明明是虎穴狼窝。北京上访的同胞们都用衣服来表达诉求了，警察不再是狼而个个都是吊睛白额大虫：枪击、杀人、买凶、报负……已经是共产党最正常的解决问题的手段，街上死了人都不出警；……这一切都揭示什么？----
揭示共产党党性对人性的抗拒----
我请将士们明白：共产党的党性与人性是不能同时并存的。所以说在人性取得胜利之前，必然要遭到党性的疯狂的最顽强最残酷的反扑。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回答：“共产党到底是什么”所绕不过的根据。只有回答了这个问题：才能明察世界是什么，世界存在的真谛是什么；才能确信在人的世界里除了人就没有更高原则，才知道在任何民族，任何时代都只能人是本，而非党本；才知道社会选择的唯一标准----人的尊严。
摆脱困境的方法、道路也自然地就在脚下----
唾弃共产党！
为了阅读和更方便理解，我们为本节各证明要点和进序列一个目录：
首先要奠定世界的最高原则，人与党的关系：
A、关于世界
B、世界事实与精神事实
C、什么是共产党？
D、‘’共产党”是个名词，它的限制成分“共产”与人的存在是不可克服的矛盾
E、相矛盾的理式也是理性背景所必须的，但不是实践原则所必须的
G，出路只有一条：打倒共产党！
将士们，朋友们：世界上没有党，只有人，为什么要做党的训服工具而不做增进人类福祉的工具呢？站到人民，民族的立场上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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