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典型的事例是1999年5月19日让中共中央的“喉舌”《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公开鼓励中国公众入市炒股，为政府圈钱造势。于是中国股市近几年常常出现这么一种恶性循环：在股市萎缩时，鼓励银行贷款给机构入市炒股，等股市拉高时，又开始“查处”银行违规放贷。
如2001年2月底，在政府鼓励下，不少机构大户贷款入市，股市暴涨。到了7月份，政府主管机构中国人民银行又开始查处数家商业银行“违规贷款”一事，造成大量资金退出股市，在一个月内，中国股市总市值缩水7,000亿元，下跌幅度为14％。
近几年中国股市经过一轮又一轮的暴涨暴跌，过度的投机色彩使得证券市场聚集社会闲散资金的能力严重受损，长此以往，资金市场将失去一条腿。
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中国的《证券法》出台，中国政府领导人不断在各种公开场合表示要对证券市场进行“规范”的时候，证券市场却出现了许多严重违法的事件。
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由于国有企业拖欠银行贷款日益增多，中国金融危机隐患已经非常严重。中国各级政府为摆脱财政危机已经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不少根本不符合上市资格的国有企业都被各地政府推到市场“圈钱”。此后证券市场与基金黑幕各种丑闻不断。
1999年，首先是海南“琼民源”造虚假报表，使股价在两年之内上升了1,000％以上。 此事被揭穿以后，造假之风不仅没有遏止，反而越演越烈。比较有名的是被誉为“海南支柱性产业化纤行业的龙头企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兴业聚酯公司(交易代码为600259)。该公司于2000年5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不到一年时间，该公司第一大股东所拥有的股权就被全部质押或冻结，由此带出一连串问题：项目从未真正验收，公司从未盈利，银行贷款动机可疑，内部职工股去向不明等等。而这一切问题又与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股票上市的规则相悖。事后根据调查，这一公司的上市所需的项目竣工报告是由政府部门“海南省工业厅琼工纺字(1998)245号文件”替代的。 海南省政府部门在这里扮演了一个非常可疑的角色。
2001年8月被揭穿的“银广夏事件”更是一个天衣无缝、持之以恒，以股市上数亿资金投入作为支撑的巨大谎言。“银广夏”公司的全称是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代码0557），这只股票从1999年12月30日的13.97元启动后一路狂升，到2000年末时其价位与一年前相比上涨了440%，涨幅位居当年中国深沪两地股市第二位。从1998年10月起，“银广夏”的公告宣布自己自己已经从德国客户手中拿到5,000万马克的供货协议；到2001年4月，“银广夏”经审计的数字表明其在2000年的对德出口额为1.8亿马克，“银广夏”的利润主要由此而来。仅在2000年，此项利润据推算已经达到4.7亿元左右；与此同时，该公司公告他们已经与德方客户签订连续三年、总额达60亿元的订货合同。为了证明这种超常规的暴利为事实，“银广夏”不仅有财务报表还向社会展示该公司的“真实投入”：为生产那种能够出口的“萃取产品”（一种化工产品），公司已经出资2 .8亿元于2001年6月在安徽芜湖建成新的生产线，试车典礼时各路记者云集。该公司还宣布：更大规模的生产线尚在申报中，据称将投资5亿元。然而到2001年8月惊曝内幕时，公众才发现，这个公司所有的业务与利润全是虚假的！银广夏两年来的全部对德出口只不过1,070万马克( 约合当时汇价480多万美元)
中国证监会主席周小川不得不承认：中国的上市公司存在诸多问题，如上市公司缺少公开透明、提供准确信息的传统，有部份公司形式上是国有控股，实际上变成了家族控股的公司。 而一位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监察部工作的证券分析人员赵纲根据交易所资料完成的两份报告《基金行为分析》与《基金风格及其评价》，将中国不少著名基金管理公司的违规操作曝光，由此将中国引入了一场大揭基金黑幕的漩涡。
股市上的另一个大骗局就是由各地政府默许甚至参与的“资产重组”活动。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研究，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被部分经济学家与传媒吹得神乎其神的“资产重组”活动，根本就未改善中国股市上市公司的业绩。
大多数进行资产重组的公司即使当年业绩有显著提高（这种“提高”主要得益于当年从股市上圈到大量的钱， 并非效益的提高），但随后便出现增长速度下降乃至负增长。事实证明，这种以政府行政行为主导的“资产重组”已经为各种各样的投机目的所用，难以真正发挥资源重新配置作用。最典型的行为首先表现为政府主导“绩差股”重组运动。
从表面上看，控股权有偿转让反映的是一种市场行为，但控股权无偿划拨中强烈的政府色彩不可避免地与一些私人利益集团相联系，一方面导致这些利益集团直接利用廉价控股权掠夺上市公司的财产，另一方面在重组事件公告之前，以公司的控股权有偿转让为题材，利用资金优势大幅度炒作股价以获取高额的超额收益。
其中最典型的是恒通公司入主棱光实业公司6年以来，棱光公司的经营状况根本就未获得改善，但恒通却通过溢价转让资产、股权质押、经济担保等多种手段，前后从棱光实业弄走了8个多亿的资产与信用。其次是玩账面游戏，纯粹为获得资金而进行资产重组。
1998年，上市公司中有368家进行了资产重组，其中有123家利润出现负增长，29家亏损，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公司重资产重组而轻视产业整合，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没有提高。ST公司的重组也同样如此。2000年中期，中国深圳与上海两市共有50家ST公司，其中21家处于严重亏损状态，ST郑百文等公司更是陷入资不抵债的困境。第三种行为则是公司频频变脸，不断进行资产重组。
据不完全统计，从1997年到2000年，中国共有大大小小的资产重组事件2,000多起，成为部分亏损上市公司起死回生的杀手锏。另一项统计数据显示，从1997年到2000年11月30日，中国股市共发生770起比较重大的资产重组，涉及到400家上市公司，平均一家上市公司发生将近两次大型资产重组，其中有25家公司连续3年实施资产重组。
上述情况具体揭示了中国前几年进行的“股份制改造”与“资产重组”运动的本质：在各个利益集团的努力下，以改变企业经营机制为目的的“股份制改造”与所谓“资产重组”，最后演变成了一场以“内部人”为主体、以国有资产与广大中小股民为掠夺对象、以权力为参予手段，对社会资源的进行再分配的大规模寻租活动。
这一点只要考虑到中国股市的基本特点“两个90％”就可以了然于心。一个“90％”是指上市公司有90％是国有企业；另一个“90％”是中国目前经营证券业务的证券公司有90％是国有的或是公有的。
这一特点就决定了政府完全可以随心所欲地利用股市圈钱，将其作为摆脱国有企业从而也是国有银行危机的主要手段。股份制改造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权力阶层瓜分国有资产的活动在承包责任制以后，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同时也标志着大规模权贵私有化过程的开始。从这个意义上说，“股份制改造”确实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提供的一顿“免费午餐”－－只是享受者限于权势者群体而已。
历史上，“种瓜得豆”的经验屡见不鲜。正如中国半个世纪以前发生的毛泽东领导的以消灭有产阶级为手段、以社会共同富裕为目标的革命，最终并未带来期望中的富裕与社会安定一样，这场以改变国有企业经营机制为目标的“股份制改造运动”也与初衷相违。放纵权力进入市场参与分配，客观上只为大批权力圈中人物在短时期内积累巨额财富创造了良好的机会，并加速了国有资产的流失。
从社会整体的实践后果来看，股份制改造以这种方式进行，对整个社会是一种代价高昂的付出，因为大量资源浪费在企业为谋求“改造”以及“改造”后上市的寻租活动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到2000年末，中国股市的总市值已占GDP的50％，上市公司1,000多家，个人投资者5,500多万户。 这些数字表明股市在中国经济中已经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中国政府任由这类投机行为泛滥下去，只会使中国股市成为一个政府“坐庄”的超级大赌场，最后赌掉的是国家信誉。
《世界日报》2001年8月5日A8版。
《财经》（北京）1999年4月号。
“兴业聚酯疑窦”，《财经》（北京）2001年4月号。
“银广夏陷阱”，《财经》（北京）2001年8月号。
“周小川痛批上市公司”，《世界日报》2001年9月11日D5版。
《财经》（北京）2000年10月号。
黄湘源：“上市公司滥用资产重组”，《广州日报·财经新闻》2001年2月12日。
《南方都市报》2001年3月7日B3版。
《中国经济时报》2000年12月15日：“中国股市风雨十年路”。
(博大出版社供稿，选自“中国现代化的陷阱”修订版新增部分：第一章 股份制：社会主义的免费午餐 四、中国政府在股市中所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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