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思远1965年随李宗仁先生从海外归来，程在这件当时轰动海内外的大事中有过突出的贡献，次年即发生史无前例的“文革”，以至于对李宗仁先生和程思远还来不及作政治安排。1969年，李宗仁先生病逝。程思远先生长期住在北京，差不多处在与世隔绝的状态。1972年，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全面恢复学习(此前于1970年起即有学习活动，但不定期，人数也较少)。经有关方面同意，程思远参加直属组的学习，每周二、三次，次次必到，开始是组员，至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增补为直属组召集人。
身份特殊的程思远不像学习组的其他成员，多年来经历过各种政治运动，刚开始时，他在学习组从不发言。从1973年底开始，“批林批孔”运动掀起高潮，整整1974年，政协直属学习组都在“批林批孔又批梁”的高潮中度过。程思远在学习组里长期保持沉默，无奈这是一场政治运动，凡参加者都必须表态，或长或短，或早或迟，都必须发言。程思远在全组所有人都多次发言之后，批判梁漱溟的会议即将由小组会批判升级为大会(一二百人参加)批判的时候，程思远才表态说：“我拥护当前的‘批林批孔’运动，我学习了许多文件，读了许多文章，倾听了诸位的发言，我深受启发，深受教育。但与各位相比，我还是一名刚刚启蒙的小学生，因此我没有勇气发言，更不可能像有的同志那样出口成章，洋洋一大篇。对于梁漱溟先生，我一来这个小组就说过，他是我的乡长，是我们广西老乡中的前辈。众所周知，他是一个学问家，对孔孟之道深有研究，而不像我这样的知识浅薄，只知皮毛。但我以为，梁老的错误却在于他太懂得孔孟之道了，反而被学问所误，而脱离了现时的政治运动，发展到成为政治运动的障碍。要批判梁老的学问，我才疏学浅，没有资格。要劝阻梁先生不要执迷不悟，而继续阻碍当前的政治运动，那倒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这也是我的态度。”相比之下，程思远的这番话在当时是属于最温和、最不够“火力”的。因此，梁漱溟也表现出少有的认真，听后居然点头示意。
1974年11月，社会上“批林批孔”运动悄悄收场，政协直属学习组的“批林批孔又批梁”也宣告结束。1975年大半年，尽管兼任全国政协主席的周恩来总理病重，政协直属组的爱国老人们自然心情沉重，但毛泽东主席决定起用邓小平，还是给爱国老人们带来迷茫中趋向稳定的心绪。因此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直属组的学习趋向平静，可称之为以正面学习为主，各种交锋、批判的过激言论和举动一时间悄然退去，但好景不长。从1975年秋后，树欲静而风不止，批判“三项指示为纲”，反击“右倾翻案风”，只差点出“批邓”两字。政协直属组的老人们凭经验预示到山雨欲来，每个人都紧缩着心，沉默不语，弄得每次学习会都得通读“两报一刊”社论和“梁效”之流的大批判文章，以弥补大家均不发言的长时间的冷场局面。
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病逝。政协直属组的老人们自行决定，以一个多月的时间，讲述每个人同周恩来的交往，以表达极为悲痛的悼念之情。二三月间，“批邓”逐步公开化，暴风骤雨随即劈头而来，政协直属组的老人们依旧沉默，学习会依旧宣读长篇累牍的大批判文章。
梁漱溟一言不发。有一些平时发言比较积极的老人，这次也打不起精神。出人意外的是，参加政协直属组已进入第五个年头、很少发言的程思远，却站出来放了两炮。发言的时间一次是在1976年3月底，一次是在1976年6月上旬。我当时在学习小组作会议记录，先摘录这两次发言的要点。
程思远第一次发言的原话是：“这些日子，有一个多月了，对新近开展的批‘三项指示为纲’，反击‘右倾翻案风’，我处于非常困惑、思想紊乱的状态。有理论问题、认识问题，更有实际问题，我都迷惑不解。
“在理论上，有个问题我感到糊涂。根据毛主席的教导，党内有思想斗争，这毫不为怪。但党内思想斗争是否会一下子扩大到篡改党的路线，复辟资本主义呢？是依据哪些条件而由思想斗争上升到阶级斗争的呢？一个人思想认识上有错误，提‘三项指示为纲’，而没有提‘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人是否就一下子上升为敌我矛盾，成为无产阶级的敌人呢？我实在弄不清楚。
第二个问题，‘三项指示为纲’里的三项指示都是毛主席的话，我过去认为很好，现在的‘文件’、‘社论’又告诉我，‘三项指示为纲’错了，而且是严重的方向性的政治错误，但是，‘三项指示为纲’的错误其要害究竟是什么？我实在搞不明白，这个思想弯子不容易转过来。
第三，毛主席、周总理在去年四届全国人大，对国家领导机构已做了人事交替的安排，这是一件大事。但是不到一年的时间，国内政治局面仍不安定，特别是自周总理病逝至今，明确开展了这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国风起云涌，再度陷入混乱。像我这种不了解内情，心中又放不下，神经又脆弱的人，真是经受不了呵，我的血压也由原来长期正常的130/80，升到160/90，那是夜不能寐的恶果呵！我家小孩子从外边抄回来的‘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最大走资派《一百例》’，说是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纲领，我看了又看，就是看不懂，理解不了，何以它成了反革命的纲领？我还听来人讲，最近四川省大字报上街，炮轰中共四川省委，公开点了四川省委主要负责人的名，而且指名邓小平是后台，提出再度打倒邓小平。我听到这些消息，很不理解，心里非常难过！”程思远掉下眼泪，说不下去。
程思远如此直言不讳是何等的犯忌！学习会主持人王芸生宣布休息一刻钟。赵君迈委员走过去劝程思远，说：“程公，您不必激动。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我等无回天之力，就顺其天意吧！”梁漱溟也走到程思远跟前，说：“程公，你的问题提得好，但这是我们这些党外(指共产党外)之人无法知晓的难题！要解答，也得请共产党内的高人。我看现在这样的高人难请……。”梁漱溟边说边跟随程思远一起到政协礼堂一楼大厅踱步去了。政协直属组也有几位“政治敏感”的组员，看见程思远离开会场，便把主持人于树德、王芸生围上，说程公今天的情绪不对头，这种认识极为错误，需要“帮助帮助”。王芸生沉默不语，于树德却解释说：“我看程公说的是心里话，说出来比不说强，如何帮助，我们得搞清楚错在哪里才成。休息后我讲几句。”在当天学习会结束时，于树德就既坦率又明确地对全组成员说：“程思远先生今天的发言提出的问题，所表示的困惑，我看可以理解。最近几个月来的政治学习，形势发展变化如此迅速，请问在座诸公有几位跟得上趟？又有哪几位能回答清楚程公今天提出的这几个问题？我以为，我们是内部学习，讲自己的心里话，提出自己解不开的问题，是允许的。我们能解决的，自己解决；我们思想认识跟不上，确实解答不了，那就向上反映，请高明的理论家帮助我们解答。当然，我们在学习组会上内部说的话，也不必到处随便外传，免得被人误会，引火烧身。”
对于树德的这段话，没有人表示异议，不少人还边听边点头称是。
4月间，发生了“天安门事件”，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政协直属组的老人们更被这局面的骤变弄得目瞪口呆。政协直属组自5月初开始，转入关于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学习。但老人们的学习，偏重于马克思主义对无产阶级专政在理论上的阐述，而小心翼翼地结合实际，尽可能避开联系当前的斗争。学习会时时出现冷场。出人意料的是，在这种情况下，程思远先生却又郑重其事地放出一枚“炮弹”，在6月11日上午的学习会上，他作了发言，好一派心事重重却又侃侃而谈的姿态。他说：
“我想诸位一定读过美国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写的《斯大林时代》那本书，最近我又重读了一遍，这本书中讲到，自1937年开始的苏联肃反运动，居然把70%的联共17大代表逮捕或处决。当时斯特朗正在苏联，她有好几个要好的苏联同事，都相继被捕。其中一个被流放西伯利亚，这个人本来是公安干部，搞肃反工作的，最后也把他抓起来了。斯特朗曾问过他，这场运动这么不可捉摸，实际上对无产阶级不利，对敌人有利，是不是有敌人打到内部来了，这运动正是敌人所希望的？这位同志回答，他也这样想过，但他们俩都找不出根据来。
“多少年过去了。二次大战后的日本、美国、西欧都有材料揭露出来，原来苏联当年肃反运动的开始，是希特勒情报部门利用了一个白俄分子保存的一封苏联元帅图哈切夫斯基的亲笔信，伪造了文件，又把这些材料搞到苏联内部，于是才有了这场损失惨重的运动。现在看，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斯大林，也难免上当受骗。这一血的教训，沉痛而深刻呵！”
程思远的话，就说到这里而止。此时此刻程思远忽然冒出这段政治故事，是什么意思？“醉翁之意”在哪一点？会后又有人向于树德提出。第二次学习会程思远告假。于树德借机在会上不紧不慢地说：
“程思远这个人从国外归来不久，就赶上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之前的政治运动，他一个也没有参加过。因此，对他的要求，不能与我们一个样，应该允许他有一个适应的过程。比如昨天他讲的那番话，我看大家就不要联想得太多。我的看法，程公这个人就是好表现自己知识渊博，看了那么一本书，就要显示显示，恐怕没有别的意思！我们的学习，还是各讲各的，不必理他，就当听了一段历史故事吧。”
于树德巧言“灭火”，又保护了程思远一次。
说到底还是人同此心。因此于树德的巧言对绝大多数组员来讲正中下怀，能浇灭那本来就不想烧起来的“火”。平时快言快语、与梁漱溟关系较好、认同梁是大学问家的赵君迈(湖南军阀赵恒惕之胞弟，当过国民党政府长春市市长的起义人士)会下连连对梁漱溟说：“于老说得好，高，实在是高。我当年从香港刚起义回来，就什么都不知道。程公一回来就赶上‘文革’，还不脑子里一团浆糊。”梁漱溟点头，但劝阻说：“组长讲过就行了，你用不着画蛇添足，再发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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