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曹髦聚集了手下老幼侍卫三百多人驱车出南阙，要和司马昭拼命。司马昭手下有个叫贾充的，事先得到消息，带着数千铁甲禁兵，来迎曹髦。曹髦摆出皇帝的架子，仗剑大喝说：“吾乃天子也！你们拿着刀枪，难道要弑君吗？”君臣之分，毕竟非同小可，禁兵见了曹髦也就不敢再动了。
贾充就叫手下一个叫成济的人说：“司马公养你干什么？不就是为了今天吗？”成济手里拿着戟，问贾充：“要活的，还是要死的？”贾充说：“司马公有令；只要死的。”于是成济一戟将曹髦挑出辇外，再一戟，从前胸穿出后背，结果了曹髦的性命。司马昭这时候才出场，演一场猫哭耗子的戏──“昭入内，见髦已死，乃佯作大惊之状，以头撞辇而哭。”
接下来的事情就很有意思了。司马昭一边假装哭，一边问：“今天的事该怎么处理啊？”尚书仆射陈泰说：“得把贾充杀了，才能稍解天下的怨气。”司马昭想了半天，又问：“还有什么轻一点的解决办法吗？”陈泰说：“这就是最轻的了，哪还有更轻的！”司马昭说：“成济以臣弑君，大逆不道，应该剐之，灭其三族。”成济大吃一惊，骂司马昭说：“怎么算账算到我头上来了？贾充说是你让杀的！”司马昭也不争辩，让手下人先把成济舌头割了，然后尽灭成济三族（帮凶者的下场！）。后人有诗叹曰：“司马当年命贾充，弑君南阙赭袍红。却将成济诛三族，只道军民尽耳聋。”
司马昭留着贾充不杀，倒给自己养虎贻患。贾充有个女儿叫贾南风，长得又矮又丑，凶悍异常。司马昭的孙子司马衷则是个白痴，后来娶了贾南风，酿成“八王之乱”，西晋随后就亡了国，这也是报应。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的开篇处有一段“君子小人”的论述，说德胜于才的是君子，有才无德的是小人，无才无德的是愚人。如果按照这个来评价，江泽民连“小人”都够不上，实在是比愚人还愚。
司马昭有着最起码的政治手腕，把坏事儿交给手下的人去做，自己再出来主持“公道 ”。袁世凯也是在刺杀宋教仁后，把主使人国务总理赵秉钧毒死了事。
跟这些奸雄比起来，江泽民镇压法轮功可以说是赤膊上阵。先是在中南海事件之后，给政治局写信；接着在7.20下令镇压；九月份在亚太经合会上给各国元首递上诋毁法轮功的小册子；十月份对《费加罗报》说法轮功是“邪教”；转年九月份在接受华莱士采访时继续在电视上给法轮功造谣，永远冲在最前头，没有丝毫遮掩。
江泽民那个时候大概还对镇压的成功满怀信心，所以从来也没有想过承担责任的问题。谁知法轮功几年来韧性十足，镇压力量越大，反而越锤炼出坚贞的信徒。这个手无寸铁的和平团体开始广泛联系各国政府、议员、媒体，揭露迫害的残酷，直到把江泽民告上法庭，江此时已是想推卸责任而不可得。
法轮功本来是民间自发的修炼团体，教导人“真善忍”，涵养道德，同时又有祛病健身的奇效。无论从减轻中国医疗保障体系的压力，还是在维持社会安定方面，都让中国政府和民众深深受益，江泽民偏要把这些好人当作阶级敌人一样镇压，实在是愚蠢到姥姥家了。
共产党在中国夺取政权后，每次政治运动都是镇压某一个阶层的人，包括六四事件，也是以学生运动为主。法轮功信徒却涵盖了中国社会所有的阶层，上至政府高官、下至贩夫走卒，从奥运会银牌得主到军队的将军，从大学教授、医生、大商人到普通农民，汉、蒙、回、藏都有。江泽民等于是在操纵国家机器镇压最主流的民众。这样的镇压规模也必然会在真相大白后，让中共失尽民心。
曹操临死时，梦见三马同槽而食。因“槽”与“曹”谐音，曹操便怀疑是马腾父子为祸，其实应在朝中司马懿父子三人身上。不知道邓小平是不是也做过什么梦，他有句著名的语录说“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镇压法轮功，是江泽民以总书记的身份从内部在搞垮共产党，邓小平一语成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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