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一条看不见的战线上，另一场“赛事”也在紧锣密鼓地上演着：重奖奥运金牌得主(含教练员)。各地政府反应迅速，除在第一时间致贺外，还纷纷宣布重奖措施。如福建省政府表示，将给闽籍62公斤级举重冠军石智勇重奖人民币50万元(中新社8月17日电)。其他各地也不甘落后，纷纷公开重奖办法。湖南除对奥运冠军奖现金外，还将奖励一套住房；上海市，将奖励现金50万元以上；陕西省奖励金牌100万元，银牌30万元，铜牌10万元……广东、广西、山东、辽宁、河北等地也奋起直追、推波助澜，分别出台单项、综合或连环奖励政策。尽管这不是一场真正的比赛，却着实演变成一种暗中角力。尽管套路各异，但一个共同点是，都表态奖励标准会高于上一届。如此算来，据说有的省、市的奥运金牌得主累计奖金(含豪宅、汽车等)将超过200万元。可以想象，奥运代表团凯旋后，这种庆功、重奖将会达到一个高潮。
在奥运会上拿冠军、夺奖牌，庆祝一下奖励一下也在情理之中。可是，层层奖、连环奖，是否有据可依？如果没有，是否该归类为另一种形式的政绩工程？
我国以往的竞技体育，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政府包办，运动员、教练员吃喝拉撒一切开销全由政府包揽。因此，长期以来对冠军的奖励也主要体现在精神上。上世纪 50年代，容国团拿第一个世界冠军后，为照顾他来自海外，才将其工资提至每月百元左右；60年代，庄则栋3次拿世界冠军，月工资只被提至80元；80年代，许海峰拿第一个奥运冠军后，还将金牌给了中国革命博物馆；排球“五连冠”的郎平们，先后拿到的奖金也不过是区区几千元。到了1992年，国家体委、财政部、劳动人事部报请国务院批准，出台了对奥运获奖选手的奖励《办法》，标准为金牌8万元，银牌5万元，铜牌3万元。在当年的巴塞罗那奥运会上，我国选手夺得16枚金牌，在当时氛围下，除国家奖励外，各省、地级政府更是层层加码，有的冠军获奖励超过百万元，重奖奥运金牌得主由此开了先例。连美国媒体都惊呼：对于中国人年均300美元的收入来说，冠军运动员一次竟获得相当于普通工人约400年的收入。
重奖之风愈演愈烈。2000年悉尼奥运会，金牌得主奖金个个超过100万元，有的甚至高达几百万元。如湖南省政府当时就先后拨款590万元用于庆功和奖励。据权威人士透露，今年各地方政府对奥运会金牌选手的奖励都将大大超过上届。
不是说不能奖奥运冠军，但做什么事都得有个“度”。如果说来自国家的奖励还有据可查、有规可依的话，那么来自运动员原籍贯省、市甚至县、乡政府以及父母所在国企、街道的奖励，是依据什么规矩呢？据我考证，并没有什么定规可循。决策庆功活动、奖金数额的关键人物，大多是凭着自己的好恶、兴趣以及心情来拍板的。比如某全国摔跤冠军，获奖后家乡县官一高兴，当场就宣布奖一套住房。而政府并没有房子啊，怎么办？事后只好从一家国企调拨了一套，搞得这家国企不少三世同堂的老工人怨声载道。
从严格意义上讲，政府尽管可以管钱、花钱，但它不能创造利润，因此本身并没有钱；它的钱来自纳税人，所以无权随心所欲地乱花钱。“依法治国”我们提出好几年了，但“依法治国”的精髓就是“依法行政”。《行政许可法》也于今年7月1日正式实施了，今后政府做决定、列开销，首先应该掂量掂量：我有这个权力吗？这是否违法？运动员夺金牌、拿冠军，确实可以凝民心、鼓士气，企业、私人、民间社会团体出钱给其物质上的奖励顺理成章，但政府不能将其提升到无限的地步，相互攀比，拿着纳税人的钱、国库里的钱充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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