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闭幕的“全国人大会议”，政治舞台上的焦点人物也是温家宝。
去年这个时候，温家宝刚刚出任国务院总理，他的前任是锋芒毕露、个性鲜明、口才甚佳、敢作敢为的朱熔基。所谓“珠玉在前”，温家宝要怎样表现才能得到人们的认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何况，在他担任几年副总理期间，尽管一再传言他在几个副总理中担负着最多最重的工作，但他一直十分低调，人们甚至在电视新闻的画面中听不到他的声音。因此，温家宝对中外舆论界而言可以说是一位神秘的人物。
去年记者会上“悲情”满怀
那时，人们只能凭外表评判温家宝，把他视为一个谨慎、低调、温和、谦恭的人物。这样的人适合当总理吗？人们不无疑问。中共的问题如此严重复杂，强悍、机敏如朱熔基都难以大有作为，温家宝又能怎样呢？
温家宝似乎非常明白人们对他的“定格”印象和疑惑。因此，在去年的首次记者会上，温家宝就试图“打破”人们的印象，他表示自己是“有主见、有原则、敢负责”的人。他引述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话来展现自己甘当悲剧英雄的无畏情怀。一时间，大获好评。
当然，对当时记者提出的赵紫阳的问题、六四事件问题、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温家宝都采取了回避的态度，或回答了中共官方一贯的标准答案，并不能做到“无私无畏，直言相告”。所谓“生死以”“趋避之”谈何容易！
一年后的今天，温家宝已获得了“胡温新政”的美誉，然而这只是在执政作风、经济和民生领域的事情，在政治方面，温家宝和胡锦涛一样，依然守旧如故，无法突破。
今次人大会议期间，最为引人注目的“插曲”是蒋彦永军医致函中共最高层，要求为八九年六四事件“正名”、平反。蒋彦永医生去年在抗“沙士”事件中第一个站出来揭露中共官方，特别是卫生部部长张文康的谎言，引起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和强烈反响，中共当局才不得不转变做法，与国际卫生组织相配合，部份公开了疫情。蒋彦永医生的勇敢揭露，赢得了世人对他的敬意和尊重，他成为当之无愧的人民英雄。
在蒋彦永的揭露面前，胡锦涛和温家宝抓住时机，“从善如流”，以非常亲民的姿态领导和投身到抗沙士风暴中，并罢了张文康的官，所谓“胡温新政”也由此开启。
在“人民英雄”面前失色
然而，今次胡、温却没有对蒋彦永对六四问题的揭露真相、平反正名做出积极的正面的回应。温家宝在今次记者会上回答美联社记者提出的有关问题时，像去年一样采取了闪烁其词、顾左右而言他的回避态度，既不敢肯定蒋彦永的上书行为，也不敢答应蒋彦永的正当要求，当然更谈不上对八九年六四事件这场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作出正面的评价。
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温家宝把六四事件和一年后出现的“苏联解体、东欧巨变”混合在一起讲，声称这是中共到了“最紧急的关头”，是一场“严重的政治风波”，是“关乎党和国家命运严峻的时候”……。温家宝这样混和来讲，是在暗示中共当局血腥镇压八九民运有理！他要告诉人们，当年中共如果不动用军队、坦克镇压民运，中共政权就会出现“苏联解体、东欧巨变”的局面，也就是他所说的“党和国家命运”恐怕会呜呼哀哉。
这是什么逻辑呢？这是集权暴政、残民以逞的逻辑，这是中共和某些领导人把自己的天下江山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逻辑。在这样的逻辑面前，没有是非，没有公义，没有人民的权益，没有起码的道德天良。在这样的逻辑面前，只要中共认为自己的利益受到威胁，就可以不惜一切手段摧毁一切，包括涂炭生灵，杀戮人民！
一九八九年那场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惨遭血腥镇压的悲剧就是这样发生的。对此，中共领导人包括邓小平、江泽民和现在的胡、温均无反省之意，对死去的受难者毫无歉悔之心，而是认为“成功地稳住了中国改革开放大局，捍卫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此，温家宝说：如果再给我们二十年、五十年的稳定，中国一定会发展得更为强大，因此团结与稳定，确实比什么都重要，这是我作为总理最关注的问题。
在面对六四事件的问题上，温家宝这样回答，意思很明白：二十年、五十年中共都不会为蒋彦永提出的八九爱国民主运动“平反”“正名”，因为这会影响中共的“团结与稳定”，也会影响中共政权“发展得更为强大”。
不敢正视政改的真相
对八九民运，中共坚持一贯立场，那么对政治体制改革，胡、温新班子当然也就不可能有什么新思维。在今次记者会上，温家宝“一如既往”地对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侃侃而谈，说得也非常动听：“中国从一开始搞改革，就包含着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全面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最终也不能成功”。
道理讲得不错，但事实并非如此。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刚刚推行经济改革的时候，鉴于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邓小平的确提出过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其出发点是为了防止毛泽东式“个人专断”的悲剧再发生，防止中共的日益官僚化和权力过份集中，防止中共官僚架构日趋低效率、僵化和在干部队伍中“形成人身依附关系”，防止中共日益“脱离群众”等等。
这些，其实并非政治体制的改革，而是共产党的决策制度、干部制度、生活制度的一种调整。因为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涉及改变一党专政的政治局面，必须实现民主宪政、政党政治、人民普选等等。这些，在中共几代领导人那里都是绝不允许的。君不见，就在邓小平鼓吹他那套所谓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他不是多次批判“西方式的民主制度”，把这一制度的基本价值观和规则骂得一文不值吗？
因此，温家宝说中国从一开始搞改革，就包含了政治体制的改革，并不正确，并不是事情的真相。那么，这二十多年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有没有一些“改革”和变化呢？有。但都是在原有政治体制不变的大框架中的一些行政改革和某些机构增减及运作方式的变化。这些才是中共领导人确认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正确方向”。因此，温家宝在记者会上表示，他从上任的那一天起就确立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三个目标：第一是要建立科学民主决策机制，包括集体决策的制度、专家谘询的制度、社会公示和公证的制度、责任追究制度。第二是政府要依法行政、建设法制政府。第三要接受各方面的监督，包括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政协的民主监督，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包括社会舆论和人民群众的意见。
很明显，所有这些都是政府如何运作、如何反馈社会的事情，与政治体制的改革毫不相干。任何一个集权制度的政府，只要它愿意和认为有需要，都可以实施上述三项“改革”。
令人百感交集的胡温新政
应当肯定，经过一年的“努力工作”，温家宝的表现大致上得到国内外、党内外舆论的好评，否则不会有“胡温新政”之说。然而，对他的好评其实主要是在他的工作作风和待人接物方面，这和胡锦涛得到的某些好评具有同类性，所谓“胡温新政”的神髓也仅仅如此。在政治方面，温家宝和胡锦涛一样，都要在邓小平、江泽民的巢臼里循规蹈矩，不能有半点出格。而多少年来，胡锦涛、温家宝的政治表现、个人作风就是不出格！他们以“不出格”在中共政治斗争和风云莫测的官场上如鱼得水。
当然，比起胡锦涛，温家宝的政治经历富有传奇性。胡锦涛是无惊无险当皇储，上皇位，温家宝则经历过六四事件，经历过他的前老板──赵紫阳──垮台后中共大搞政治清算的严峻考验。可见，温家宝经历过党内高层残酷政治斗争的惊涛骇浪，他能屹立不倒，扬帆远航，说明他在政治上的自保之术已臻上乘。
胡锦涛自中共十四大时被指定为“皇储”，人们整整观察了他十年有余，而温家宝，人们真正注意他、观察他也就是他出任总理前后大约不到两年的时间。他的政治底蕴到底如何，人们所知甚有限。
更何况，上任一年来，由于温家宝只是国务院总理，本职集中在行政、经济方面，对政治问题、思想理论、意识形态问题极少公开表态。他对“三个代表”谈的不多，对胡锦涛的“三民主义”也谈的不多，他的言论多在“务实”和具体工作的层面。
在人们早已彻底绝望的“江泽民执政十三年”之后，冒出了一个“胡温新政”，而这一“新政”却正在褪色，在在说明了中国的事情、中共的事情剪不断、理还乱，积重难返。谁都知道，所有的问题几乎祸源于制度，不是哪一位领导人可以一力回天。然而制度的改造和革新又必须出自人力，处于政权金字塔顶尖的人物对此有常人远远不及的权力，问题在于他肯不肯做。事情如此“二律背反”，人们对胡、温及其“新政”也就不能不“百感交集”。
－－转自《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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