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一向被人视为资本运作高手的三十五岁的上海人，不仅在网上被人指为企图掏空新浪，而且其学历、经历和人品都被人打上了个大大的问号。香港媒体和内地网站纷纷披露说，新浪联席主席吴征不仅两个博士学位(包括复旦大学的博士学位)是假的，而且曾在美国做保险销售员时因欺骗保险的客户被告上法庭，最后被保险公司开除，之后在美国圣路易亚裔共和党担任一个领导职位的吴征卷走了该协会的全部资金云云。
一石激起千重浪。一时间，网上和业界充斥了有关吴征的种种“飞长流短”。阳光四通就此专门发布通告称，这是“造谣中伤”，而且“有别于一般的造谣中伤，是有组织的进行的”。然而，声明并没有涉及任何具体的事实。在声色俱厉的谴责的背后，我发现了一种微妙的心虚。
不久，前来北京出差的吴征接受了《北京青年报》记者的“独家专访”。吴征愤愤不平地说：“这是‘形象谋杀’！”他声称，互联网为绅士对话提供了一个平台，也为泼皮耍赖提供了一个平台，对于像这样恶毒的人身攻击，他的策略是尽量少去回应，避免降于与这些人一样无聊。
而我最关心的还是学历的真伪问题。就最单纯的角度出发，我本人的学位是在北大经过了八年的苦读才得到的，我当然不能容忍那些根本没有走进过校园的家伙堂而皇之地拿着假学位、假文凭到处糊弄人。在一个假文凭满天飞舞的社会里，久而久之，真文凭也会受到怀疑，真可谓“假作真时真亦假”。这就直接伤害了每个人的利益。
那么，吴征先生持有的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文凭呢？在此次访谈中，吴征终于透露了某些关于文凭的信息，他对记者说：“我的基本策略是‘疯狗咬我一口，我还能咬疯狗吗？’很多东西都是不攻自破的。……他们说我的博士是假的，这是编造的。授予我的美国博士学位的学校是经营远程教育的大学。那时我已经工作了，没有办法去住校上学，而又觉得自己需要多一些在金融与商务方面之系统训练，所以选择了远程教育。我不但毕业还因论文优秀得了个奖，远程教育有什么错？！远程教育在网络时代将更为时兴。在我的履历表上，我从未避讳过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巴林顿大学，而未写过‘哈佛’、‘哥伦比亚’之类的，如果编造那些大学会更好看一点吧。至于说，该校的网址上没有设博士学位的说法，我这里下载的中文网址是有的，而且我是六年前在那里上学，学校因为师资力量的原因调整学位的设置，原来设置的学位现在不设置了有什么奇怪的呢！”
这一段谈话的观点，我实在不能苟同。吴征把别人对他文凭的质疑置换成对整个远程教育的否定，耍了一个小小的障眼法。在我看来，文凭只有“真”和“假”两种，不存在某种暧昧的“不真不假”的文凭。吴征在替自己辩解的时候，居然使用了“疯狗”这样辱骂对方的词语。于是，我只好用“恼羞成怒”这个词语来形容他的反应了。“恼”与“羞”是最初的情绪，然后出于自我保护的天性，立刻转化成“怒”──不是走向反思、忏悔和道歉，反而居高临下地斥责那些说出真相的人，甚至恨不得拔刀相向、“杀人灭口”。当然，最见不得阳光的那一部分，在没有意料的情况下突然被别人抖了出来，谁的心里也不舒服。就好像幼儿园里的孩子拉屎拉到了裤子里，突然被另外一个小朋友发现，并高声宣布。这个时候，老师和同学们都注视着这个犯了错误的孩子，而这个孩子会有怎样反应呢？他不会说“对不起”，而只会先声夺人地嚎啕大哭。
一个人一旦愤怒，就容易失去控制，说出平常不会说出的、也令自己日后后悔的“真话”来。在上面的那段声色俱厉的分辨和反驳里，我发现吴征先生使用的是一种相当奇怪的逻辑：你们不是说我造假吗？那么，我为什么只造假说我是名不见经传巴灵顿大学的博士，而没有造假说我是鼎鼎大名的哈佛、耶鲁的博士？以我的智力水平，怎么会连造假也造不到位呢？因此，这不从反面说明了我的诚实吗？
读到这里，我不禁笑出声来：这种低级的逻辑错误，连普通的小学生也不会犯──难道一个被指控犯了盗窃罪的犯人，在法庭上会堂而皇之地为自己辩解说：法官大人，您看那边还有一个杀人犯呢，他多残忍、多凶恶啊！跟他相比，我只是抢了一点毫不值钱的小东西而已。我的罪过简直就可以忽略不计。法官大人，我没有罪啊！您放了我吧！
法官会接受他的申辩吗？
吴征的意思是说，要造假就要造出一个弥天大谎出来，撒了一个小谎就不算是撒谎了。吴征口口声声说“远程教育有什么错”──诚然，远程教育没有错，而且也正像他所说的那样，远程教育必然是今后的发展方向。但是，我们有没有权力追问：巴灵顿大学给学生提供的究竟是怎样的一种“远程教育”呢？
首先我们要了解美国的教育体制。美国是一个高度商业化的社会，教育也是商业的一个重要部分。美国有哈佛、耶鲁等世界第一流的名校，也有更多的“野鸡大学”。许多美国人的电子邮箱里经常会收到这类“野鸡大学”的垃圾邮件。比如说，缴纳六十美元就可以邮寄来一份学位证书。这比到北大门口去找那些卖假文凭的贩子还要方便。
巴灵顿大学隶属于一家网络教育公司，该公司是一九九一年由一个十九岁的美国少年贝廷格创办的。这个小小的公司居然拥有类似的“大学”共有十家之多，巴灵顿不过是其中之一。巴灵顿大学在自己的英文网页上承认：“巴灵顿大学没有被美国教育部的任何机构认可。”而这家拥有十个学校的网络教育公司总共只有十五个雇员管理，也就是说，每个学校的“工作人员”只有一个半人。这就是吴征所说的“师资力量”──也许，跟他联系、并“指导”他学业的“导师”，就是一个自己也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毛头小伙子呢。
“巴灵顿大学”所在的美国亚拉巴马州的高等教育委员会专员说：“巴灵顿大学既没有得到美国教育部的认可，也没有得到亚拉巴马州教育局的认可。他们注册的是盈利性商业公司，他们提供的教学内容没有学术监督。”这位官员还介绍说，在美国，任何人都可以注册一个商业公司，然后提供教育服务，“你可以说自己是硕士、博士，也可以颁发各种学位，但是没有人承认这些学位。”
为了吸引中国留学生（说到底是赚他们的钱），巴灵顿“大学”还建立了专门的中文网页，以“不需要托福和其他考试成绩”、“不需要入学考试”等“优惠”条件来吸引中国留学生生（由此也可以推测，中国留学生的“市场”有多大）。我想，以吴征卓越的智力，他是不会“受骗”的，他只会骗别人──他曾经在一家美国保险公司里工作，他本人被客户以欺诈的罪名推上过被告席。“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选择巴灵顿大学不是“没有理由”的，用中国的一句老话来说，就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他与巴灵顿这所野鸡学校之间达成了某种“默契”，倘若不是这种野鸡学校，他能够如此神速地获得“博士”学位吗？一个学分一个学分地积攒、一篇论文一篇论文地撰写，吴征先生有这样的闲功夫吗？
事实真相就这样简单而明了。谁是骗子，也许用不着我多说了。但是，一个更有意思的问题是：吴征为什么如此恼羞成怒呢？因为他的商业活动许多都在美国。美国是一个以信誉为生命的地方，不像在中国是一个骗子横行的王国，骗子们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还可以东山再起──如巨人集团的史玉柱，在“脑黄金”骗局破产之后，又轰轰烈烈地搞起“脑白金”来。在像美国这样一个成熟的契约社会里，诚信不仅是道德要求，而且也是商业准则。个人学历的真伪事小，但作为一个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公司的联席主席，吴征如果公然造假，就会直接影响到公司的股票价格。去年，李嘉诚的儿子、“小超人”李泽楷，也是因为没有获得大学的学位而谎称已经获得，而被媒体曝光，立刻导致盈科的股价下跌。眼看着腰包里的钱像沙漏一样越来越少，吴征焉能不恼羞成怒？腰包的缩水比名声的受损更让他暴跳如雷，以至于作出失态的应对来。
就在网络上热火朝天地讨论这一事件的时候，传统媒体却大多保持沉默。有一位大报的编辑告诉我，报社老总在会议上说，吴征是杨澜的丈夫，杨澜是申奥大使，揭吴征的短也就是伤害杨澜，也就是给中国抹黑，所以还是不要报道。我更是觉得莫名其妙：这是什么强词夺理的“担忧”──第一，吴征是吴征，杨澜是杨澜，他们虽然是夫妻，但又都是具有完全的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他们各自对各自的言行负责，岂能“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或者“一人犯罪，株连九族”？难道因为杨澜曾经“为国争光”，我们就得对吴征实施“一级保护”？这难道不是另一种“株连”制度吗？难道我们今天还得接受“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丑恶现象？第二，在法律和道义面前，人人平等。不要说吴征了，即便是杨澜本人，假如真有弄虚作假、营私舞弊的行为，我们也不能因为她当过申奥大使、给国家立下过汗马功劳，就对她“网开一面”。“将功折罪”的事情只会出现在传统的“人情社会”，而有违现代法治精神。倘若如此，法律的尊严、道义的力量何在？
自己种下的果实，再苦自己也要品尝。吴征先生，勇敢一点吧。
（附记：在我写完这篇文章之后不久，吴征辞去了新浪的职位，还发表了一篇冠冕堂皇的“辞职信”。）
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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