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库空虚，关系匪浅，新皇帝岂能坐视？
然而钱粮的亏空，又不简单地只是一个经济问题。各地亏空的钱粮到哪里去了？ 雍正看得很清楚：不是上司勒索，就是自身渔利，而户部的银子，则被皇帝和权 贵们在“不借白不借”的心理支配下“借”走了(其实也就是侵吞)。这么多人来 挖国家的墙角，国库还有不亏空的道理？但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的贪污 、挪用、借支公款，又确有其“不得已”处。因为清从明制，官员俸禄极低。正 一品官员的年俸不过纹银一百五十两，七品县令则只有四十五两。这点俸银，养 家糊口都成问题，更不要说打点上司，迎来送往和礼聘幕僚了。从这个意义上讲 ，明清两代吏治的腐败，是给逼出来的。
由此可见，亏空关系到吏治，吏治又关系到体制，这是一个连环套。这个连环套 上的每一个环节，都含糊不得。如果说，打江山要靠枪杆子，那么，治江山就得 抓钱袋子，所以亏空不能不补。吏治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所以吏治不能不抓。 两件事既然都与制度有关，则制度也不能不改。雍正把这一切看得十分清楚。因 此，清理亏空这件事，在他那里就变成了体制的改革。不过，事情还得从清理 亏空做起。它是最好的突破口，也是当务之急。 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十二月十叁日，即康熙皇帝去世刚好一个月时，雍 正皇帝下令户部全面清查亏空钱粮。雍正不顾乃父“尸骨未寒”，就要对留下的 积弊大动干戈，可见其决心之大，也可见事情之紧迫。这是雍正即位之后的第一 个大战役，关乎国本，也关乎帝位。一旦无功而返，或半途而废，不但雍正自己 身败名裂，国本也可能为之动摇。因此只能胜，不能败，只能进，不能退。 然而雍正信心十足。
雍正的自信是有道理的。他确实不是糊涂皇帝，更不是纨□阿哥。而且，与乃父 康熙皇帝相比，他还有一个优势，就是洞悉下情。各级骨什么鬼心眼，小动作， 官场上又有哪些流习和积弊，他都一清二楚。他深知，下级对上级，地方对中央 ，向来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中央的政令到了下面，没有不打折扣的。 清查亏空牵到那么多官员的切身利益，岂有不研究对策之理？那好，你研究，我 也研究。你有对策，我更有对策。我的对策是：先研究你的对策，再出台我的政 策。我的政策是针对你的对策来的，看你还有多少对策！ 这一下，贪官污吏全都傻了眼。
雍正确实太了解下情了。他知道，靠贪污犯去查自己的贪污，那是永远也查不出 来的。他们的上司也同样不可行。因为没有一个贪污犯不巴结上司，不给上司行 贿送礼。如果他不巴结上司，或者上司不接受贿赂，他还能混到今天？早就被查 出来，被弹劾罢官了。即使他的上司是清廉的，也不可靠。因为地方上的亏空如 此严重，贪墨如此猖獗，他们居然毫无动作，那就只能是叁种情况：要么是昏官 ，对下情一无所知；要么是庸官，知情而不敢举报，或无力纠察；要么是混蛋， 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官声，对下面的胡作非为睁眼闭眼，包庇纵容，搞“地方保 护主义”。靠这些人去清查亏空，那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因此即使他们手脚干 净，也不能依靠。
雍正的对策是派出钦差大臣。这些省级或副部级的特派员直属中央，与地方没有 任何瓜葛，而且都是为官清正又精明强干的能员。这些人，既无前车之鉴，又无 后顾之忧，且直接归皇帝领导，不尽心也会尽力。何况，这些特派员也不是光杆 司令。雍正从各地抽调了一大批候补州县随团到省，与特派员一起查账。查出一 个贪官污吏，立即就地免职，从调查团里选一个同级官员接任。这是一着妙棋， 也是一着狠棋。因为雍正深知官官相护，是官场顽症。历来的继任官，总是会帮 着前任补窟窿，然后自己再留下一大笔亏空，让后任去擦屁股。亏空之所以总也 补不上中，这是其中的原因之一。但这一回后任是来查账的，当然不会替他打圆 场，做掩护。这样，这个贪官就再也无处遁逃，只有低头认罪，接受处罚。而且 ，因为没有后任给他补漏洞，他当然也不愿意为前任背黑锅。于是，就连他的前 任，甚至前任的前任，如有贪污挪用，也难逃法网。 贪官们当然不愿束手就擒。他们还有对策，即借钱借粮来填补亏空。这也是老办 法：上面要来查账时，就从当地富户那里借些钱粮来放在库里。上面的来人一看 ，分文不少，检查团一走，这些钱粮又还回去。因为是官借，利息既高，又不怕 不还，再说富户们也不想得罪地方官，因此这个办法也屡试不爽。 可惜伎俩也逃不过雍正的法眼。雍正在派出特派员的同时，也给这个地方的老百 姓先打招呼：谁也不能借钱粮给官府。要借也可以，这些钱粮既然被说成是官府 的，朕就认它是国家所有，你们这些借钱借粮给官府的人，就再也别想把它们收 回去。这一下，谁也不肯借钱借粮给贪官们了。富户们不想得罪官员，更怕得 罪皇帝。再说，他们也不愿意自己的钱粮白白地送给公家。贪官污吏的又一条对 策被雍正事先粉碎。
不过，这还只是雍正一系列对策的一部分。
雍正的又一个重要举措是成立“会考府”。会考府是一个独立的核查审计机关，
成立于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正月十四日。它的任务，是稽查核实中央各部院 的钱粮奏销。雍正深知，钱粮奏销，漏洞很大。一是各省向户部上缴税银或报销 开支时，户部要收“部费”，也就是现在说的“好处费”、“茶水费”。没有“ 部费”的，哪怕是正常的开支，亦无手续或计算方面的问题，户部也不准奏销， 甚至拒收税款。相反，如果有“部费”，即使是浪费亏空上百万，也一笔勾销。 二是各部院动用钱粮，都是自用自销，根本无人监督。这也是多年积弊，古已有 之的。比如海瑞当应天巡抚时，上缴国库的税银就因为没有“部费”而被户部拒 收。海瑞的办法，是写信给户部长官，质问他们是为公还是为私。户部知道海瑞 惹不起，这才收了税银。
海瑞是个地方官，当然只好如此。雍正是帝国元首，岂能容忍部院官员如此贪墨 ？但他知道，讲道理是没有用的，做思想工作也是没有用的，甚至杀一儆百也是 不管用的，惟一的办法是改革制度。于是，就有了会考府这个中央集权的审计机 关。从此，各地方上缴税银或报销开支，各部院动用钱粮和报销经费，都要通过 会考府会考（稽查核实），谁也做不了手脚。部院长官既无法贪污，地方官员想 通过花一点好处费，就把自己上面万的亏空全部赖掉，也成了不可能的事。 墨吏们掩饰亏空应付检查的主要方法，无非是这叁种：靠上司包庇、借钱粮充账 、花小费报销。这叁条退路都被雍正堵死，他们也只好认账。但他们还有一个手 腕，就是把贪污说成是挪用。这是避重就轻之法。我们知道，钱粮的亏空，原来 有两个原因，即贪污和挪用。虽然都犯了王法，但贪污罪重，挪用罪轻。何况， 挪用有时还是因公，比如紧急救灾、临时招待、应付上司等，属“情有可原”。 而历朝历代的做法，都是先查贪污，后查挪用，这就给贪官留了空子。雍正对这 一弊端了如指掌。他说：“借挪移之名，以掩其侵欺之实”，是贪官污吏的一贯 伎俩。如果“万难掩饰”，便把数额多的说成是挪用，数额少的说成是贪污，“ 为之脱其重罪”。结果，是“劣员无所畏惧，平时任意侵欺，预料将来被参（举 报），亦不过以挪移结案，不致伤及性命，皆视国法为具文，而亏空因之日多矣 ”。
雍正当然不能让他们得逞，于是反其道而行之，先查挪用，后查贪污。而且，在追补赔偿时，先赔挪用部分，后赔贪污部分，一分一厘都不能少。更重要的是， 无论贪污还是挪用，每一笔账都要查清楚，不能混淆。这一下，贪官们最后一条 退路也被堵死。
现在雍正便可以“关门打狗”了。打的办法也有叁种：一罢官，二索赔，叁抄家 。
罢官是针对所谓“留任补亏”的。这也是历朝历代的老办法，即查出亏空后，勒 令该官在限期内补齐。但是，有哪个贪官会从自己身上挖肉下来填补亏空呢？必 然是加紧盘剥百姓。正所谓“不取于民，将从何出？”结果，国库是充盈了，百 姓却大吃苦头。雍正要改革，既要国富，也要民强，不能让贪官污吏分文不损， 平民百姓加重负担。因此，他的对策，是先罢官，后索赔。一个被罢免的官员当 然无法再鱼肉百姓了，他们只能自己掏腰包，自己出血。至于这些官员们是怎样 好不容易熬到那个官位的，雍正可不管。他的观点是：“朕岂有惜此一贪吏之理 乎？”
索赔也不含糊。杀人偿命，借债还钱，亏了国库，岂有不赔之理？雍正下令，清 查之中，无论涉及到什么人，都决不宽贷。比如户部查出亏空白银二百五十万两。雍正责令户部历任尚书、侍郎、郎中、主事等官吏共同赔偿一百五十万两，另 外一百万两由户部逐年偿还。雍正自己的十二弟履郡王允□因为主管过内务府， 在追索亏空时，还不出钱，只好将家中器物当街变卖。皇上至亲尚且如此，还有 哪个官员能够赖账
雍正还规定，严禁任何人垫付或代赔。过去追赃时，常有下发和百姓代为清偿的 ，而朝廷往往只要能收回银两，也就不管钱从何来。然而雍正不以为然。他说，即使下属州官县官有富裕，也只能用来造福地方，怎么可以替贪官退赃？至于士 民代赔，更是混账。无非一是土豪劣绅勾结官府，想留下那贪官继续执政；二是 流氓恶棍趁机敛财，借替长官还债为名敲诈百姓。因此雍正明令不准。他的板子 ，必须结结实实地打在贪官污吏的屁股上
这就不但要追赔，还要抄家。元年八月，雍正采纳了通政司官员钱以垲的建议： 亏空官员一经查出，一面严搜衙署，一面行文原籍官员，将其家产查封，家人监 控，追索已变卖的财物，杜绝其转移藏匿赃银的可能。赃官们的罪一经核实，就 把他募业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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