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感到欣慰的是，最近几日在互联网络和国内一些媒体里，看到的言论还都是客观公正，主流声音并没有一味指责河南人如何如何，主流媒体都以一种思考的态度来看待这些事情，素有的思考和评论并非全部针对河南人，而是以民族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来考虑这件事情!
《新京报》的评论说到了非理性犯罪，像如此骇人听闻的案件，不属于正常的犯罪行为，根本无法用任何正常的犯罪心理来解释，这种案件在国内外都有出现，英国、印度、南非、美国等等诸多事件都曾见诸于报端。国内的案件也是层出不穷，记得读大学的时候，也有一起这种案件，也是河南人所为，案犯也是流窜作案，在山西，陕西、河南交界地方作案做起，杀人很多，且都是灭门，甚至一家的男主人的生殖器都被案犯割去，罪行令人发指。这三起案件的共同点都是无法用正常的犯罪行为来解释，他们杀人很多，所得的财务并不多，这些日子，深圳有报道说是很多女青年被杀，浙江报道一个拾荒者为了获得同行的财物，竟然连续杀了10个同伴，所得财物仅够糊口而已。
在这里，笔者想对笔者所了解的一些事实和笔者的对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中部农村的生活经验就这些事情发生的深层次原因来做一些分析解析，不期望找到解决的办法，只是希望大家能对这种事情的发生的社会原因有一个理解，申明一下，本人是学习经济学出身，而且是本科，学历不高。
笔者生活在河南人开封市，三千年古都，华北大平原的南部。想必很多知道开封并不因为开封的富裕发达，更多的是因为这里的曾经的繁华，本人对开封只是抱有一种深刻的感情，深刻爱那里的人们，哪里是我生长的地方，有我的父母亲人。开封从总体上说是河南哪知整个河北，山东，河南以及江苏、安徽等黄淮海平原地区非常有代表性的地区，土地算是肥沃，人口密集，工商业非常不发达，众多的人口拥挤在有限的土地上，那里的人民基本上可以说过着一种“衣食无忧”的生活，请注意，我用了引号。开封地区的老百姓比中国西部的贫困地区好很多，这里老百姓有粮食吃，有衣服穿，但就是没有钱花，没有任何多余的积蓄。大量的劳动力要么出去打工，要么在家闲置，本地没有任何可以引以为荣的工商企业。黄淮海大平原是中国最适宜进行大农业的地区，但是大量的农村既有人口决定不能很快地进行农业的规模化经营，大量的人口都依靠有限的一点土地生存，生产效率极其低下，土地成为维系稳中的唯一因素，只要这几亿人口人在土地上，就不算失业，我们国家并没有把这些人算作失业人口，他们也不享受任何的社会保障。我们现在的技术条件完全可以进行大规模农业，如果如此，我相信，那里至少有90%没有事情做。虽然如此，农业的现代化技术仍然得到应用，小型的农业机械在耕作，灌溉，首个方面已经极大的解放了劳动力，给了他们太多的剩余时间。农业技术的进步使粮食单产提高，在我有印象的20多年里，我们那里没有任何年份没有粮食吃，也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方式的国家救济。因为没有人会饿死，哪怕是最不好的年景。这在封建社会，已经是绝对的太平盛世了。不过在现代的中国，这绝对不是，在现代的世界，更不是。
上述原因造成了大量的无所事事的青壮年男女，现代通讯已经让他们可以看到外边的世界，我们不太彻底的义务教育使他们能够学会一些技术，也更让他们有了出去闯荡冲动。请相信，他们有着无限的创造力和生命力，只要有一个合适的环境，他们的创造力可以让他们成为自己的主人，成为社会的财富创造者，而不是破坏者。所有的出去的青年男女，都不是天生的罪犯，他们都抱着一颗火热的心出去的。别不相信，看看我们的浙江省就可以知道，那里的农民是如何在自己的土地上发家致富的，因为他们的创造力没有被压制没有被侵犯，或者说被侵犯的很少。
我们家乡的青年男女只有一少部分可以像我一样出来读大学，这要感谢我伟大的忍辱负重的父母，他们用自己的汗水供应了三个子女都能接受高等教育，向我的父母致敬。
前几天看孙大午在北大讲话，感触颇深，孙大午先生道出了我们家乡的农民的真实生存状况。腐败的地方政府、无时无刻都会被侵犯的权利，一些有创造力的企业家在萌芽状态就被扼杀。笔者曾经亲眼见过，我们伟大的基层派出所的民警们，在前半夜自己打完麻将以后，凌晨2点出动下乡，在春节的时候，抓了20几个节日里打通宵麻将的人们，罚款，浩浩荡荡的20多人，被绳子拴在一起，走在清明的路上，煞是好看。我也亲眼看到，我们村子里的一个制作帽子的业主，为了躲避工商的罚款，将自己的帽子放到自家的地窖里，不被发现；为什么罚款，不知道，只要做做事情了，有可能赚钱，都要罚款，记住，不是税款。我也亲眼看到，刚刚盖了养鸡场的人，小鸡还没有长大，就要接受无数次的检查，请客，欲哭无泪。我也亲眼看到，我们伟大的派出所的警察爷爷们如何和路边的非法色情场所合作，来榨取过路的好色司机的钱财，甚至正常的迁移户口手续，如果不请客送礼，都不可能给你办，我还知道，我们家养殖的猪为了送到县城屠宰场，要经过五个乡镇，每个乡镇都要交过路的罚款，没有任何名目，就是要交钱，父亲为了不交钱，不得不在每一个乡镇找到自己的朋友，给说情放行，大部分人是没有父亲那么多好朋友的。
这种现实造成了全力成为了唯一的资源，如何在自己生存的环境里，最大可能获得权力，成为可以生存好坏的唯一标准。因为获得权力或者获得权力的保护，就可以不被无辜的侵犯，就可以侵犯别人，这是我们那里大部分人的生存现实。在这种环境生存的人民，斗争失败的唯一结果就是守着自己的几亩地耕作，受别人的起伏，要么区外打工，受城市人的欺负。这种状况下的人民，出现非理想犯罪就可想而知了，请注意，驻马店的那位杀人魔头曾经因为结婚没有办合法手续就被无端罚款，最终造成妻子的离开，进入了贫穷，从而造成了他的疯狂。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这个人可以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妻子儿女都有，满满的积累自己的财富，送子女读书，给父母养老。假设他是浙江地区的人，他就可能有着命运，可悲的是他生活在河南，生活在驻马店。
记得前几个也看王志的《面对面》采访一个求助艾滋病遗孤的老人的话，老人说，一个12岁艾滋病遗孤的孩子的骼膊上，刻着几个“杀”字，他用恶毒的，不应该是他这个年龄的人该有的眼光告诉老人，他长大了要杀那些抽取父母血的人。他是孤儿，不能接受教育，没有正常的家庭生活，他长大了，就可能成为社会的罪犯，也有可能成为另一个杀人魔头。可以看出，他恨这个社会。
我要说的是，不管河南人还是河北人，浙江人、山东人、、、、都是中国人。但是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广大内陆农民的生存现实，什么又造成了浙江富裕地区农民的创造力得到发挥。是我们的体制，是社会历史传统（这是另一个话题了）。至少，基层（市，县，乡）的政治体制和权力构成，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农民的贫困，造成了产生杀人魔头的土壤。
bobo_tea@elong(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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