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尾声时，出现了四种回忆蒋夫人的方式。首先是来自西方极尽夸张之能的小说式述说。这类以销售额为考量的著作，受到历史时空转变的影响，必须满足目前市场的口味，故把宋美龄及其家族，描绘成无孔不入，至今尚且死而不僵的恶势力，以帮忙填补人们在后冷战时期，亟须一个可以操弄的对象而不可得的空虚。的确，勾勒华人生活阴暗面的电影与小说，充斥着二十世纪最后几年，关于宋氏家族的想象，提供西方读者所需要的对中国的怀疑。另一方面，这类小说也不吝以煽情的手法，在字里行间以笔代手地爱抚发人遐想的身段，透过宋美龄对中国进行骚扰。阴暗与女性再度被联想在一起，而中国总是无法省略的背景。 (博讯boxun.com)
其次，也有若干中国作家仿效类似西方的窥视写作风格，上演宋美龄和蒋委员长邂逅的戏码。同时，他们绝对不会忘记，成功的写作不能抵触大陆社会上所传说的：宋氏三姊妹，一个爱钱、一个爱国、一个爱权。诱惑的本能与权力的欲望是一体的两面，代表堕落，完全符合中共所钟情的刻划方式。值得反思的是，照说令人痛恨，也是希望人们不齿于主角的这段故事，应该为观众不忍卒睹，不堪回首才是，怎么可能如此细细道来还颇为吸引读者？同样地，尊崇蒋宋领导的台湾老兵，为何边骂剧情荒诞又非看不可？难道两岸中国人都喜欢自虐？非也。这代表对当前社会无言的抗议：在大陆，是对后社会主义物化潮流的臣服；在台湾，是对本土化潮流的犹疑。借着剧情虚构与影像重现，窃窃前一朝代的种种，发泄那股缺乏适当语言可以表达的对现实的抵触情绪。
再其次，较严肃的学术作品虽已零星出现，但由于有其政治敏感性，涉及中共官方的史观，因此其间审视角度只能复诵阶级立场，则宋美龄当然是在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就连她前往美国争取对抗日的支持时，大陆学者犹背负马克思的十字架，硬要说其实那只是为了巩固蒋家政权，本质上必须归诸是一种阶级的，而非民族的行动。矛盾的是，当蒋宋的抗日变成了一个叙事的对象时，宋美龄求援的工作却又显得如此地有力，读者岂能不抱有嘉许之意？嘉许她的抗日是不是就是嘉许资产阶级立场？可见，马克思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共生，透露出迂回的讯息：那些故意对她抗日表现巨细靡遗刊载的作家们，隐然怀有颠覆马克思史观的意图！
最后，时下的台湾女性主义者批判父权机制的呼声中，宋美龄作为近代中国罕见的女性国家领导人，其经验竟乏人问津。若非简单假设她系忠心追随老蒋总统，因而有父权帮凶之嫌，则亦因她不符合台湾的本土化标准，而不能成为此间妇运界的参考起点。以至于前此为她百岁庆生时，找不到两性学界的人，愿意就这位生前备受世界政坛礼遇的第一夫人，和她对中国人的国家和两性关系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严肃的讨论。偏偏台湾人目前最困扰的，就是在脱离日本殖民统治与冷战束缚后，记不得原有中国人的立场到底是什么。在此，人们对蒋夫人的距离感，准确地反映了台湾人的失落，和不得不自我女性化，取悦帝国霸权的哀怨。
西方有人藉蒋夫人将中国女性化，是假装忘记自己曾拜倒于她的丰采，他们偷偷担心中国真如夫人所愿地西化后，会软化西方的先锋气质。大陆有将夫人丑化，居然是想藉以吸引读者，于是透露了人们对封建、资本主义又疑又爱的心结。其官方摆荡在阶级史观与民族史观之间，抓不着自己，利用对夫人作些模棱两可的评价，隐藏困惑。台湾人事非关己的模样，则彻底是要逃避自己，人们不能像西方或大陆一样，将夫人当成对象来把弄，因为夫人融合文明的本事，将揭穿此间那个虚构的主体性背后，空无一个文明立场。
文明问题方兴未艾，残忍的政客正在把全球化之下，因为自己身分流失而困惑的人们，动员成互相仇恨的群体，藉以攫取自己的短期利益。如此，宋美龄之逝世岂只是一人之际遇？恐怕更象征着一个文明冲突危机的迫近。
（作者为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
《联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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