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从其前任江泽民那里继承下来的权力，是用以维护严密的社会控制的权力。这种严密的社会控制自天安门大屠杀以来实施至今。一方面，政府的独裁专制必须要维持下去，另一方面，50多年来持续时间最长的这场经济繁荣也必须要维持下去。在去年任命胡锦涛出任总书记的中共16大上，中国领导对公众所作的唯一具体保证就是与金钱有关联的，那就是保证国民人均收入到2020年翻两番。
会上根本没有提到今后17年要推行民主、扩大民权。期望胡锦涛在这些前沿领域有什么惊人之举是很不实际的，因为他的权威并非来源于人们是否尊崇他为思想家或理论家。作为20世纪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失败者，毛泽东以后的中国统治者们都学到了一个明确的教训。这就是，没有任何人，包括党的领袖，能担当得起用意识形态办法来解决社会问题而产生的后果。胡的权力唯一依赖的是他在党内的合法地位，而他维持这一合法地位靠的是巧妙地平衡内部派系并且坚定地坚持党的路线，而不是靠成功地强行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和政治见地。
胡锦涛之所以当上国家元首是因为他是一个□熟的政治柔功高手。他至今所做的一切其实都是人们意料之中的事，仅此而已。他通过积极领导党内新一轮学习江泽民三个代表理论的运动，来表明既保持了老一辈的传统，又保证了党的权威的延续。他通过不断重申经济发展目标并且继续开展反腐败斗争，来向具反抗意识的中产阶级说明他们的诉求已得以重视。他通过访问生活在赤贫条件下的农民，来淡化那些劣势阶层、被忽视阶层、被压制阶层和希望破灭阶层的不满情绪。总之所有这一切都是照本宣科之举。
胡锦涛政府在萨斯瘟疫期间的确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与前任不同的对民众呼声的关心与回应。此举赢得全国上下一片赞誉之声。之前有关“温顺傀儡”之类的私下议论渐渐褪了声色。但是对胡锦涛来说真正的考验尚未到来。真正的考验也许出现在当中国领导再度试图以武力镇压异议之时。毛泽东之后的领导人中，邓小平和江泽民均在这方面栽了跟头。邓有1979年的镇压民主墙运动，又有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大屠杀。江则在1999年对法轮功进行镇压。另外一个真正的考验是党如何处理与舆论界的关系。既然公众的观点拥护胡锦涛，他完全可以通过放松党对媒体的铁腕控制而进一步巩固他的权力，从而有利于击退官僚抵抗势力，并且推动必要的机构改革。这样的机会就在他的手头上，但他却没能抓住。
中国民众向来会去崇拜哪怕与独裁者仅有毫末之别的领袖。文化大革命末期人们对周恩来的高度崇敬就是一例。那种崇敬与其说是因为周恩来果真是不同于毛泽东的另一类领导人，不如说是因为人们对毛泽东的幻想的彻底破灭。正如法国政治家隆布仑（LeonBlum) 所 言，“我相信如此是因为我希望如此”。 中国民众也许会错将统治者的仁慈当作民主，也许会错将行政改革当作真正的政治改革，但领袖们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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