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战略并非“治国之道”
战略有狭义和广义两种涵义，狭义的战略就是指军事战略，广义战略是指全局性的指导规则，如政治战略、经济战略、发展战略。十九世纪法国战略家约米尼（AntoineJomini）在《战争艺术》一书中称，“战略学是在地图上进行战争的艺术，它所研究的对象是整个战场。”（《西方战略经典》，第55页）法国薄富尔将军（AndreBeaufre）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版的《战略绪论》一书中说∶“战略的精义，事实上，也就是对行动自由的争夺。所以战略的基本原则，就是如何确保自己的行动自由（安全），和如何剥夺敌人的行动自由（即奇袭或主动）。”（同上书，第1153-1154页）。
邓小平曾说，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思想是人民战争。作为一位军事家，毛泽东对“战略”有清晰的概念，他关于“积极防御”、“游击战”、“运动战”、“持久战”等思想，都与他的“人民战争”的军事战略思想有关。毛泽东说，“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在“战略”、“战术”的涵义和这两个概念的运用上，并没有错。然而，现在担任军委主席的江泽民，在《江泽民论国防和军队建设》一书中说，“军事战略归根结底是治国之道。任何一个国家，要治理国家，军事不搞好是绝对不行的。”“如果军事战略错了，损失是很大的。”（第21页）
国家不是马克思所说的“阶级压迫的工具”，国家是“全国武装力量的合法垅断者”，所以除了极个别国家外，没有一个国家不是由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统帅全国武装力量。现在的中国成了例外。“治国之道”需要国防建设，需要巩固国防，但“治国之道”的根本要靠法治，用宪法和法律来保障人民的权利，用宪法和法律来限制政府的权力。中国宪法就写明了中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
思考军事战略的“高度”
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与上世纪中国的毛泽东时代，在思考军事战略的高度上也有很大不同。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是“积极防御”和“人民战争”。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邓小平认为在较长时间内不会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强调中国的军事战略要转变为着重对付可能发生的局部战争和军事冲突。
近二十多年来，全球范围内正在进行着一场以信息科学技术为中心的科技革命，这场革命也带动着全球的军事大变革。在这场变革中，中国一直在努力跟进，在某些领域也有所创新。经过二十年的努力，中国对当代武器装备的高技术化，外军军事系统组织结构的变革，外军军事理论的发展、对未来战争型态和作战样式的变化都有广泛和深入的了解。在二十一世纪初的今天，中国思考军事战略的“高度”不能局限于“治国之道”，而应是东亚和全球军事力量的对比，是太空、卫星和“制信息权”。“制信息权”与“制海权”、“制空权”、“制天权”都是一种对某一领域的控制权和主宰权。有了“制信息权”，就可以使战场对自己一方成为“单向透明战场”，而敌方则处于被动挨打境地。《求是》杂志秋石的文章说要“从治国之道”的高度思考军事战略问题”，是不恰当的。
自愿、对等、和平，还是“导弹威胁”？
在江泽民主政“十三年”、担任中央军委主席期间，在台海附近进行了多次导弹演习，并在福建、江西等地部署了数百枚瞄准台湾的导弹。中国海军司令员石云生说，近海防御战略把台湾纳入其中是江泽民的要求和主张。中国应当大力提高近海综合作战能力，特别在钓鱼岛海域、南中国海海域，但江泽民把“近海防御”的目标放到了台湾，名为“防御”，实为“威胁”。对比一下江泽民主政“十三年”，与邓小平时期对台政策和军事布局，可以看到，江泽民越是用导弹威胁台湾，台湾的“反作用力”就越大，李登辉、陈水扁先后在直接选举中当选总统，与江泽民的“导弹威胁战略”密切相关。台湾人、大陆人都是中国人，对自己的同胞怎么能用导弹威胁呢？军事战略要考虑战略行动的反应，“自我中心”、“一厢情愿”都与军事战略格格不入。
北京应当改变江泽民“用导弹威胁同胞”的错误战略，“两岸统一”一定要建立在自愿、对等和平的基础上。如果北京放弃“用导弹威胁同胞”的作法，加强两岸的经济文化交流，用开阔的胸怀对待台湾持各种统独观点的人们，学习台湾政治经济各方面的长处，两岸就必然朝着和平统一的方向前进。江泽民主政期两岸关系的恶化，与江泽民的所谓“战略”分不开。
关于“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
《求是》秋石的文章说，江泽民“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军事家的战略眼光，敏锐把握海湾战争以来军事领域显露出来的变革趋势，见微知着，即时洞察和预见到高技术局部战争已经成为一种崭新的战争型态。”且不说“军事领域显露出来的变革趋势”要不要以“马克思主义”的“战略眼光”才能看到，事实上，早在江泽民担任“军委主席”前十多年，“高技术条件下的战争”已在中东地区出现。一九八二年英阿“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是一场空前的“导弹加卫星”的大会战。那时，美国提出“空陆战”（AirLandBattle）新军事理论，后来更名为“空陆作业”（AirLandOperations）理论，经过十年时间反覆研究、修改，到一九九一年成为美国军方的正式理论。托夫勒在《新战争论》中说，“这个理论强调∶军力，要能够以高速远距离来实现。另外，也强调不同军种之间的共同作业，以及盟军之间的联合作战。它还追求'更大规模的先发制人'，以及'更倚赖高素质的军人'。由于时间是关键因素，这个理论也讲究同步攻击，以及'即时控制'。指挥官必须'掌握飞行的节奏'，最后，由精确的情报和通讯所代表的'知识'则主宰一切。”江泽民过去完全不懂军事，直到一九九一年波斯湾战争和美国军方把“空陆作业”这种“高技术条件下的战争”定为正式理论后，江泽民才开始关注军事和军事战略问题。一个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出身的人要弄懂当代军事科技和军事战略并不困难，但在军事战略上作出创新就是另一回事了。
在全球性的军事大变革中，中国也提出了自己的军事战略。张万年主编的《当代世界军事与中国国防》一书中说，在九十年代，中国的中央军委“确定要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在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张万年都没有把这称做“江泽民军事战略思想”，现在《求是》杂志的文章却把它硬归到江泽民名下，首次公开提出“江泽民军事战略思想”，这是中国政治中值得注意的一个动向。
（2003年6月9日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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