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摘引自中共党中央书记处“政治局常委会五月十七日会议纪录”，文件系由邓小平办公室提供给党中央书记处存档。
赵紫阳：绝食学生觉得自己是焦点，因此让他们难以让步。情势十分棘手。目前最重要的便是让学生把绝食与他们的诉求分开，然后把他们弄离广场，回到校园。不然，霎眼间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事态很紧张。
杨尚昆：我们难道还能说这对国家利益或社会利益没有造成伤害吗？这不是动乱吗？如果这里有人认为目前不是动乱，那我就不知道还有什么道路可以推动改革开放，或是追求社会主义建设……。
李鹏：我认为紫阳同志必须为学生运动节节升高以及当前局势恶化到难以控制，负起最大责任。当他在北朝鲜时，政治局向他征询意见，他传回电报，明白写着他“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处理当前不安的计画”。
当四月卅日回国，他再次在政治局会议中表示支持小平同志的谈话，以及出现在四月廿六日（人民日报）社论的“动乱”字眼。
但是，就在几天以后，即五月四日的亚洲开发银行会议上，他未征询常委会其他人意见，便发表演说，当面背离常委会决议、小平同志的谈话，以及四月廿六日社论的精神。
首先，在当前明显动乱之中，他竟然能说：“中国可以免于任何重大动乱。”
第二，目前铁证如山，即动乱的目的在结束共产党统治和打倒社会主义制度，他还坚持说，示威者“并不反对我们的基本制度，只是要求我们消灭工作上的缺失”。
第三，即使目前诸多事实已然发现：极少数份子操纵学生运动来制造动乱，他只说，“总是有人准备利用”当前情势。这明显与党中央的正确判断，即已经有少数份子在制造动乱，有所冲突……。
姚依林：我不懂为什么紫阳同志昨天与戈巴契夫谈话时提到小平同志。鉴于当前事态，那只能视为企图把所有责任推给小平同志来扛，让学生把小平同志当作攻击目标。这让整个局势雪上加霜。
赵紫阳：能否给我个机会，解释这两件事？我在（亚银）总裁年会上谈话的基本目的乃在安抚学生运动，同时加强外国投资人对中国稳定的信心。我听到有关我演说的第一波反应都是正面的，而我不了解当时有任何问题。尚昆、乔石及启立诸同志均认为演讲反应良好；李鹏同志也说演讲不错，而且他在与亚银代表会面时将予以呼应……。
现在，至于我昨日与戈巴契夫讲的话：自从第十三届全会以来，每次我会见其他国家共产党领袖时均表明，本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会已确认，小平同志作为本党首要决策者的角色不变。我这么做是为了让全世界了解，小平同志虽然退休，但他在本党内持续掌权是完全合法的……。
邓小平：紫阳同志，你五月四日向亚银发表的谈话是转捩点。此后学生运动持续恶化，未曾好转。我们当然要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但不能操之过急，而且我们也不想要西方式的东西。我们十亿人民要是一下子跳到多党选举，就会陷于我们在文化大革命时见到的“全面内战”。
我了解你们当中有某些争执，但摆在前头的问题不是怎样化解我们的歧见，而是我们是否该退让。退让意谓向他们的价值观屈服；不退让意谓我们该坚持四月廿六日社论内容。
老同志们－陈云、李先念、彭真，当然还有我，对这几天在北京见到的真是心急如焚。北京不能再这样下去，我们首先得平息北京的动荡，因为假如做不到的话，我们将永远无法解决其他省份、地区及城市的。
卧铁轨、打砸抢，如果这还不是动乱，那是什么？假如事态这样下去，我们最后大概都得软禁在家了。
我苦苦思考良久，结论是我们该召人民解放军入城，并在北京实施戒严－讲更清楚点，在北京市区。戒严目的在一劳永逸解决动乱，让一切恢复正常。这是党与政府无可推托的责任。我今天严肃地向政治局常委会作此建议，盼望你们能作考虑。
赵紫阳：有决定总是比没决定好。但小平同志，要我执行这项计画有困难。对此我有许多困难。
邓小平：少数服从多数！
赵紫阳：我遵从党的纪律，少数的确该服从多数。
中国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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