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3月26日，中国政法大学学生社团“争鸣社”策划邀请著名政治学学者刘军宁来学校作题为“宪政中国”的学术讲座。社团的负责人将这一活动向学校团委汇报，得到了团委的支持。政法大学的学生社团活动比较有特色，采取各社团竞标的方式，结果争鸣社以12票对6票击败了竞争的社团，获得了此活动的举办权，并得到校方拨给的六百元人民币的活动经费。
从27日起，争鸣社的许多同学便着手操办讲座事宜，落实教室、张贴海报等，均有条不紊地展开。28日晚6点30分，刘军宁来到学校，几名学生陪同他到学生餐厅就餐。7点20分，就餐完毕之后，学生陪同刘军宁走向讲座地点第一阶梯教室。与此同时，在教室负责接待的同学突然发现，学校的团委书记和副书记带着数名身穿黑色西装的不明身份者，来到教学楼大门前。7点30分，也就是讲座预定开始的时候，刘军宁等人即将走进教学楼，突然之间，整座教学楼全部断电，在教学楼中的数千学生均陷入一片漆黑之中。
断电之后，校方人员开始封锁教学楼，只准出不准进。在现场“维持秩序”的人员，既有身穿制服的校警，也有学生会的党员干部。见到这种情况，争鸣社的同学只好将刘军宁护送出学校。其中有一个同学混入第一阶梯教室，发现还有许多同学不愿离去，他们看到有人走进来，还以为是主讲者刘军宁，便对他报以热烈的掌声。 争鸣社的几名同学在送走刘军宁之后，发现校门旁边停靠着两辆神秘的奥迪轿车。众所周知，奥迪轿车是某“特别部门”最喜欢使用的轿车。他们还惊奇地发现，在短短十多分钟的时间里，他们在各宿舍楼张贴的关于讲座的海报全部被撕得干干净净，而其他活动的海报却完好无损。之后，这几名同学发现他们受到了不明身份的人物的跟踪，他们便回到了学生宿舍。不久，社团负责人受到学校团委的召见，团委的有关官员严厉警告说：“今天的事情不仅惊动了校长，还惊动了教育部和安全部，他们都派人来了，甚至还准备了防暴警察，你要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你们不准再谈论此事！”直到第二天上午，争鸣社的一名同学在校园里行走的时候，还受到两名校警长时间的跟踪。
据政法大学的同学表示，像这种突然断电的情况，他们在学校学习数年间只遇到过一次。因此，据我分析，这次断电显然不是“偶然”的事故，而是有关方面精心的安排。采取断电的办法来阻止学术讲座的正常举行，也亏得某些人士想得出如此下流和卑鄙的手段来。本来，刘军宁这次讲座的题目并非敏感话题，因为在中共十六大之后，关于“宪政”的讨论逐渐浮出水面，从新任总书记胡锦涛到民间社会，都在谈论中国的“宪政问题”。作为中国最优秀的政治学学者之一的刘军宁，来到作为中国最优秀的法学院之一的中国政法大学，作一次关于宪政问题的讲座，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而且，校方事先也批准了这次活动，从程序上来说，这次活动完全是合法的。有关方面难以通过正常的途径来阻止讲座的举行，居然采取这种下作的手段，甚至拿“防暴警察”来威胁学者和学生，充分说明今天中国的大学早已经不是一块“精神的圣地”。中国的大学之中究竟有多大的“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呢？“有关部门”已经把答案告诉了我们。没有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的大学，还能算是真正的大学吗？处处是特务和警察的大学，只能是“特务大学”和“警察大学”。
“六四”大屠杀之后，大学成为中共控制的重中之重。中国大陆所有的大学都沦为“警察大学”、“党化大学”和“奴隶大学”。官方通过地毯式的舆论宣传和若干御用学者的配合，在大学中拼命灌输拜金主义、实用主义、民族主义等邪恶思想，企图将新一代青年制造成麻木、冷酷、自私的奴才和奴隶。为了达成这样的目的，官方一方面打着关心教育的旗号，通过投入资金、改善待遇来安抚和招安大部分的大学老师；另一方面则用种种手段来打压、迫害那些坚持独立思考和自由精神的学者和教授，阻挠他们接近并影响青年学生。秦晖、钱理群、肖雪慧、摩罗等诸多坚守学术良知的大学老师，都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不公正待遇：要么被冻结职称评定，要么不准公开上课，甚至停发全部的工资。同时，某些御用学者却飞黄腾达、五子登科，如厉以宁、朱苏力、刘伟、林毅夫等人，俨然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成功人士”。他们“辉煌”的人生轨迹，对那些刚刚考上大学的青年学生来说，具有
莫大的“榜样”的意义。至于基本的学术品格和做人的良知，在许多青年学生眼中都成为了一些虚幻的、过时的观念。近十多年来，官方在大学校园中实施的“一手胡萝卜、一手大棒”的政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大学已经成为官方的“囊中之物”。
刘军宁的遭遇，最近几年来我本人也不断地遭遇到。两年前，我应邀到贵州的几所大学作学术讲演，本来贵州大学、贵州医科大学、贵州民族学院等学校已经安排妥当，但就在我到达的贵阳的第二天，省委宣传部就专门下文，命令取消所有活动，不准我进入贵阳的所有大学。去年我受邀到南京四所最著名大大学──东南大学、河海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作学术报告，但我刚刚讲完一半，江苏省教育厅和宣传部便迅速下令取消后面两个大学的讲座。最近半年来，这类事件又连续发生了四次：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林业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学校的讲座，先后莫名其妙地被取消。对方要么是说上面命令在“两会”期间不准安排活动，要么说临近考试学生太忙。中国人民大学采取了与中国政法大学相似的、却更加高明的手法：他们没有将整座教学楼断电，而仅仅是将这一间教室断电──无比“巧合”的是，恰好是安排我的讲座的那间教室的电路坏了，有关方面还特意派电工来装模作样地修理一番，然后告诉同学们说暂时修不好。而中央财经大学的同学则告诉我说，是学校“保卫处”通知他们取消讲座的。我感到好笑的是，一次学术讲座跟“保卫处”怎么扯得上关系呢？我不过是一名赤手空拳的文人而已，我不需要“保卫”，而我也形不成对“安定团结”的局面的“伤害”。我和刘军宁先生都属于“坐而论道”的知识分子，本不该受到“那双看不见的手”如此高度的关注。
最近我在读台湾启蒙思想先驱殷海光先生的文字，殷海光当年在台湾大学的遭遇让我深有感触。1958年1月16日，殷海光在《自由中国》发表《我们的教育》一文，痛斥国民党破坏教育、毒害学生的卑劣行径，他指出：“今日台湾的教育，细细观察，不仅不及民国初年，而且不及满清末年。那时的教育，是逐步向一‘开放的社会’发展；今日台湾的教育，则是向建立一个‘封闭社会’之途迈进。大致说来，这几年台湾教育的退步，至少退步了五十年，这就等于说，这半个世纪的时光是白浪费了。照目前的情形来看，这一浪费，还不知到何年何月才停止，我们真为下一代担忧。”殷海光继续写道：“这几年来，在背后控制台湾教育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党化教育’；二是狭隘的‘民族精神教育’。而这两个原则又是互相渗透、互相支持、互相作用的。台湾党化教育的得以实施，显然并不出于家长及受教育之欢迎悦纳，而全系藉政权便利从事布置。厉行党化教育者挟其无可抗拒的政治优势和一二顶大帽子，控制学校机构，树立党团组织，并且掌握大部分教职人员，网既布成，彼等进而规定课程，灌输党化思想，传播政治神话，控制学生课内外活动。彼等党化教育，把下一代铸造成合于他们主观需要的类型。”如果把殷海光所说的“今日台湾的教育”改为“今日大陆之教育”，不仅惊人的相似，而且还有过之而无不及。今天中国的大学教育，不是解放人的教育，而是奴役人的教育；不是让人成为人的教育，而是让人成为工具和野兽的教育。今天中国大学的沦陷，不是沦陷于异族，而是沦陷于本国的统治者。某些人按照管理军队、管理警察的思路和方式来管理大学，将大学逼进了一个“死门”。少数人为了保持自己并没有合法性的权力，不惜让斩断民族文化命脉、摧抑大学精神。在我看来，对大学的戕害，是专制统治者对文明所犯下的最严重的罪行之一。大学的沦陷，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衰败的开端和标志。殷海光当年感叹台湾教育倒退了五十年，我们今天离殷海光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又过去了将近五十年，我们是在倒退的基础上的再次倒退，这是何等的可怕和可忧啊！
《新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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