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万里河山——一个国军老兵的回忆3

大军后撤 母子载船过江
　　京沪闹事 仓卒移居上海
　　淮海战场国军失利，苏北形势急转直下，军事家们已不把长江天险依作屏障了，于是21军于1948年除夕全部由如皋、掘港分途撤退到南通，封锁北岸船只后在天生港过江向无锡退却。时通儿刚才满月，健吾元气尚未恢复，岳母听得这一消息非常着急，但军情如此，她又不便挽留，只好以泪洗面痛苦话别。为了照顾好健吾母子，谢霖君专门为我拨了一只木船，我派了一名兵士护行，尾随大部于当天下午抵达南岸杨舍。此时沿途百姓家家户户灯烛高照，老老小小正在团聚围坐过年，而我们却横渡长江，马不停蹄满身灰尘，无一息之安，这种军旅生活，在抗战胜利之后是始料不及的。
　　杨舍属常熟管地，也算一富庶市镇，部队在那里驻屯一宿即向无锡进发。部队刚到无锡，健吾所乘之木船也已驰到，我急赶往码头迎接，适遇大雨，即雇人力车推着行走，约20分钟才到达南门惠通桥边泰山饭店，妻诉说一路辛劳，全身疲惫，又加多日未换衣裤，身体极感不适，遂和幼儿入浴池淋洗，浴罢出来乃说：“现在轻松了轻松了”。之后即上酒家就餐，依窗俯视市井繁荣，纸醉金迷，一丝儿战争气氛也没有。是夜同宿于饭店。梁园虽好，不是久恋之地，翌日副官来报，驻地已指定在梁溪路，遂与妻儿坐人力车到了荣巷。
　　荣巷是棉纱，面粉大王荣德生的家乡，地处太湖之滨，土地肥沃，人口稠密，鱼米之乡也。我们住在一家楼房里，楼下为办公室，太太们住于楼上，在随军眷属中陈革、戴味春因新婚不久没有老小负担，惟独我有小孩随身处处就感到有了牵挂。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寻找机会去游览了千树万树梅花开的梅园和汪洋叁万六千顷太湖边上的鼋头渚、蠡园等。湖光山色雄秀相济，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然而由于各个战区情况紧张，虽有长江天险也总是有“落花流水春去也”之叹，于是在无锡只住了一个多月又匆匆经苏州向上海撤退了。
　　先是京沪线上交通不时发生问题，有时火车停驶，有时工运、学潮迭起，形势相当严峻，考虑到健吾母子安全，我乃派人将他们护送到上海市虹口区北四川路海宁路，中国银行吴德莲家（淑华通中同学），以减轻后顾之忧。正当我把家眷送走后，当夜处长交付我一件新的任务，即率一个排的武装兵力携带军饷银元五万随军长行动。深夜在途中谒见军长，他说：“如万一今晚发生突变，你即一同上我的吉普车。”幸好当晚无事。翌晨即偕同军部人员乘轮赴苏州（火车已不通了）一条火轮拖了十几条木船，真是寸步难行，中午轮抵无锡，只见沿河一带店门纷纷关门打烊，大呼“来了，来了！”大有“叁人成虎，相惊伯有”之感。
　　我们在锡稍事停留，并在浴池洗好澡后即搭军车赴苏州，沿途百姓因见军队后撤个个惊恐莫状，因而我们在苏州也无心观赏，名胜，园林，全都索然无味了。
　　吴府多情 母子生活安适
　　和平无望 战火硝烟又起
　　到达上海后因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对我军防务驻地正在制订，部队乃在江湾五角场一带驻下，军部人员先在市区南京大饭店租赁第叁层楼房全部以便与驻沪军需部门及银行联系军需补给，这时，正是1949年3月19日也。
　　早在叁年以前，军驻昆山时我和戴味春、蒋以钦叁学士（军中好友对我们的昵称）常来上海沧州路哈同别墅李砥平处长寓所共渡周末，兆蕙夫妇款待备至，并邀到天蟾大舞台去欣赏梅兰芳的《贵妃醉酒》程砚秋的《梅妃》，马连良的《借东风》，以及言慧珠、童芷苓的《天女散花》、《女起鲜》。他们登场，整个戏院座无虚席，鹊雀无声。一代名伶的绝唱，我以前只在留声机唱片上听到，今日有幸能在十里洋场亲身目睹他们的风采和表演，感到无限敬仰和享受。据兆蕙说每张门票收金元券100元（可兑换黄金一两）而黑市黄牛票更超出几倍，可以想见主人好客之情殷了。我们这次重临上海，各人心情，大非昔比，南京路上即使霓虹灯依然日夜闪烁，丝竹声依然高奏，但我们的心仿佛在绷紧的弦上实在无法安静下来。
　　我到了上海后，一面处理日常工作，一面去海宁路探望健吾母子。她抵沪后承德莲父母热情款待，一切生活起居正常，只因健吾渡江时在船上受潮湿影响，背上生了几处疮疤，后经医治，已在愈合，抚其肩背，握其手臂，人消瘦多了。
　　我们在南京大饭店住了两宿即移驻五角场之叶家花园，此时上海附近已云集大军四十余万。21军正在征集材料构筑钢筋混凝土坚固工事，号称“马其诺防线”是坚不可摧的了。我则随慰问团商业昌上校及政工人员，遍往各医院慰问我军受伤官兵，发给银元作为犒赏。此时国共两党还在北平谈判，不久，江阴要塞易帜，南京已处于兵临城下之势。
　　随着共军强渡长江，北平谈判破裂，南京国民政府已迁移重庆，但政府内部派系之间矛盾重重，行政院长孙科在广州发号施令，而到重庆去的代总统李宗仁只是光杆一人，除了能调动他的桂系部队外，其他精锐仍由蒋先生以在野之身幕后操纵，但自从平津、淮海与共军几次大拼搏之后，国军兵力已成强弩之末，此时上海虽有重兵防守，也抵挡不住共军的“人海战术”的进攻。直至五月下旬上海市区已闻炮声，每当夜幕降临，只见闪闪炮火掠过长空形成彩虹，健吾侍立一旁遥指弹落处为某地某处，因她是晚由市区潜来营地意欲领略战地风光，殊不知此时军已处在四面楚歌之中了。
　　铜墙铁壁 京沪杭也难保
　　深夜登艇 夫妻父子离散
　　局势已处在“覆巢之下，岂有完卵”的阶段。
　　五月二十四上午，汤恩伯总司令召集驻沪师以上将领紧急会议，就战斗、起义、后撤叁原则进行激烈讨论。不久，军长又召集处级以上开会，又不久，处长召集全处官兵会议当即宣布：校级以上军官全部撤退，只准携带简单衣被及重要文件。吩咐立即开饭，立即集中上车到吴淞口海军码头上船。军令如山，谁也不吭一声，实际上也没有时间容许你去考虑了。我遂一面检点行李，一面嘱托警卫胡正清急入市区将此情况转告健吾，他依依不舍地去了。我们急行上车直驶吴淞口，但一路上各路军兵朝一个方向撤退有如潮涌，车辆不能通行，只好徒步，每行几步又要受阻，如此辗转花了很长时间，才到达码头，刚入码头线，又被重兵把守设卡，不能通行，把我们拒之于铁丝网之外，最后由于后面大批撤退人员骤至，一举冲入禁区，我们随着人流才得进入码头，然而要想登上登陆艇，又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之叹，因个个争先恐后挤在跳板上，扶梯上真有针插不入水泼不进之状，于是有的想出绝招，有浮水上船的，有用绳索攀登的，种种现象不一而足。此时已临深夜，共军知我后撤，各路炮弹，纷纷向吴淞口射来，落在登陆艇附近，一个浪花接着一个浪花仿佛像跳水运动员从高空落入水底一样，每当炮火从头顶飞过，我们总是不约而同地闪躲一下，以为一躲就避凶化吉了，事实上这又怎么可能呢？即使再镇静自若的人，此刻也只好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我在码头徘徊良久不得一计，眼看船已满载，后面退兵又至，虽有赤兔良马也难跳跃这宽阔的黄浦江。正在一筹莫展之际，沈世辉看见我还未上船，急将一块五米多长的木板从船上斜放下来，要我急速爬上，我只好抛弃行李，身裹500银元像蜗牛似地从下往上。快要到达顶端时却因皮鞋走滑几乎落下江里，出了一身冷汗，最后咬紧牙关鼓足勇气，待靠船边较近时沈君双手把我抓住，终于登上这艘快艇，但已精疲力尽矣。临阵拼搏，固然要付出血肉之躯，而不战自退，竟也如此艰辛，可以想见，战争这个怪物实在太残酷太无情了。
　　我上了船后遍寻同事，大家呆然不语，因各人都在思念留沪的娇妻爱子。一旦陷入绝境，她们今后生活将怎么过？有的长吁短叹，有的捶胸顿足，形象不一，但又有什么办法呢？一言未了，忽见胡正清来到身边，他说因入市区的交通已断，沿途都有共军把守不能通行，太太既在亲戚家居住定然没有问题，只好折回追随左右。形势发展到此，也就只好听命于天了。遂和衣而卧，任凭快艇推波逐浪。何处是目的地？连军长王克俊也难以作出回答，何况他这时愁眉紧锁，呆若木鸡。“败军之将，不足言勇”正好为他写照。
　　登陆艇随着热湿的海风的飘浮，不知在什么时候把我们带到了沈家门。她是舟山群岛中的一个主岛，盛产鱼类。足以在这里喘一口气。
　　舟山集结 只剩叁千余众
　　重振旗鼓 人事大幅更新
　　军部到了沈家门后，收拾残余仅叁千余众，（在沪人数全军为1万5千）而且武器装备也不齐全，全副美式装备的整编部队已是支离破碎不成军了。于是十万火急地发电到台北请示行止，旋得台省主席陈诚电复拒绝入台。不得已王克俊一方面在沈家门进行休整重振部队，解除一些失职的团长，处长级的职务，另一方面电告重庆西南行政长官张群，拟在四川招兵买马，企图再振军威，部队粮饷则由驻定海的浙江省政府主席周岩调拨，但事与愿违，周自己，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
　　为了使重庆方面友人知悉撤退后的现状，乃用密码电告凡良、存厚等，因他们对21军的前途，对我的安危是时刻关注着的。
　　在舟山除了军情外，唯一令人伤脑的事，便是滞留在上海的眷属如何从危难中解脱出来。一天，我与胡正清谈到这件事，他二话没说，保证到上海去把太太接来。戴、陈二君也托梁伯纯化装去沪迎眷。结果鲁常珍惠平等安然归来，惟独胡抵沪后知健吾已回南通，他又渡江去通探望，可是健吾因孩子才五个多月，岳母和兄妹都不愿她在兵荒马乱中去海外寻夫。她五内交瘁，写了一封情意缠绵的信和母子照片交胡带回，我展读再叁辗转反侧，彻夜不能入睡。
　　在王军长重整旗鼓的方案下，军需处的人事来了一个彻底的改组，陈革取代龚襄任处长（因在撤退时，龚张皇失措，没有把五大箱银元搬到船上，丢弃在吴淞海军码头）戴味春任财务科长，我任中校副食科长，赵本仁任总务科长，原总务科长伍植棠（回族）因对人事升迁只得一个副处长的闲职，乃愤然挂冠离去，到上海寻觅妻儿去了。这一人事变动，究竟是塞翁失马？还是回光反照？那就要看以后的演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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