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5月24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举行第一次小型会议,参加会议者基本上都是军委委员和军队的中央委员。彭德怀在会上宣布,这次扩大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整风、整编两大问题,要采取大鸣放、大争辩的方法来解决问题。令粟裕深感意外的是,一天之后,即5月26日,当他接到通知赶去中南海怀仁堂参加有军委主要领导参加的会议时,发现会议竟是冲着他来的。与会者就粟裕在所谓“总参和国防部关系”上的“错误”进行了批判。批判中给粟裕的帽子有“一贯反领导”、“向国防部要权、“告洋状”等。有关这次会议的内容,还向总参二级部的领导作了专门的传达,明显地是为在军委扩大会上批判粟裕定调子。
军委扩大会议于5月27日正式召开,萧克在这次会议上被点了名。28日,粟裕就被迫在有50多人参加的军委扩大会第二次小型会议上作检讨。但这时会议的气氛还比较缓和。对此,毛泽东不很满意。他认为会议的温度不够高,因此要求元帅们和与会者以整风的精神大鸣大放,通过会议与大小字报相结合的办法,一周之内使空气紧张起来。
30日,当召开第三次小型会议时,黄克诚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把火线扯开,挑起战来,以便更好地解决问题”的指示。于是,会议的温度迅速上扬,总参二级部的一位部长在这一天直接点出了“彭总与粟总长之间有隔阂,将帅不和”这个问题。主持会议的彭德怀当即表态赞同扯开这个问题。
6月1日,针对有人担心把领导者个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搞到大会上去影响不好,彭德怀在主席团会议上再度表明自己的态度说:“我不能同意×××的态度,说是会议有师级干部参加,我和粟的问题在军委小会谈即可,不要在大会上搞,怕传出去不好。有什么不好?这是软弱!”因此,对粟裕的批判迅速扩展到大会上去了。会议的组织者不仅向各组介绍粟裕所谓“问题”,而且开始组织和动员一些领导干部对粟裕“揭发”批判。
会议强加给粟裕的罪名是“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者”。主要根据:一是说粟裕“一贯反领导”,与陈毅、聂荣臻和彭德怀三位领导都搞不好;二是说粟裕“向党要权”、“向国防部要权”,“争夺军队领导权限”;三是说粟裕“告洋状”。对此,粟裕一边检讨,一边也尽可能地做了实事求是的说明。
关于“一贯反领导”和向党“要权”。粟裕申辩说,所谓他曾经支持饶漱石反对陈毅的说法是不实的。“1943年饶漱石在淮南黄花塘赶走陈毅同志,当时我在一师根本不知道这件事,不仅我,别的师的干部也根本不知道。事实上饶的这种阴谋,他是不敢向下讲明的。”他并且说明,他不仅对陈毅同志一贯是尊敬的,而且也从不争权力。他举例说,1945年中央曾任命他为华中军区司令员,张鼎丞为副司令员。他认为张是党内有资望的老同志,新四军二支队时张就是司令员,他是副司令员,因此华中军区司令员也应该由张担任才好。因此,他压下了中央的这个任命,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建议,中央因此修改了任命。1947年军委要他带王必成纵队到鲁西南,同陈士矩、唐亮的部队汇合,统一指挥这六个在外线的纵队,他当即复电军委,强调这六个纵队是华东的主力,必须由陈毅同志亲自指挥。1948年他到西柏坡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毛泽东当时明确主张派陈毅到中原去,把华野交给他负责。他当即表态说,陈毅同志无论如何不能离开华野。在毛泽东强调陈毅必须到中原去之后,他也还是坚持,华野司令员仍然要由陈毅同志兼。
关于“告洋状”。当时他和苏军总长的会面完全是事先安排的,会见总共只有20分钟,加上翻译,两个人每人顶多只能讲五分钟话。粟裕解释说,当时提出请对方提供一份苏军“关于国防部和总参谋部工作职责的书面材料”,是鉴于军委责成总参起草的国防部及总参职责条例五易其稿通不过,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是‘告洋状’,当时的动机,还是想参考一下苏军的经验,来草拟我们已经写过五次还没有定稿的工作职责条例。”
但是,粟裕越解释,会场上的火药味就越浓。当他说明自己从不争权,坚持华野司令员由陈毅兼和主动不就任华中军区司令员一职时,彭德怀竟然说:“这正说明你阴险!”一位军委领导甚至由他的几句检讨引申出一顶大得吓人的政治帽子,说:“作为总参谋长来讲,有了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就不是做小偷,而是要做大盗,大盗盗国!”
军委扩大会议上的浓烈的火药味,使每一个挨批判的人都不能不违心地检讨。粟裕看得很清楚,坚持解释下去,自己的问题必然被归入敌我矛盾。面对强大的政治压力,粟裕不得不在第二次大会检讨时,把会议强加给他的罪名一一承认了下来。军委扩大会开始后,毛泽东曾向萧劲光征询对粟裕的看法。萧说“粟裕为人正派,没有二心”。毛点头赞同。此后毛又讲了句公道话:“粟裕同志战争年代打仗打得好,是为公的。到北京以后是为公还是为私?不能说都是为私吧!”因此,陈毅在听了7月14日粟裕的第三次大会检讨之后,主动走上前去握着粟裕的手说:“讲得很好。”并且带头鼓掌,表示通过。次日,陈毅又在大会上讲:“昨天他的检讨,我觉得很好。如果说我和他有很大的分歧,经过昨天他的检讨,造成了我和他重新团结的基础,我个人表示欢迎。过去他在三野军事上贡献是很大的,主要是打胜仗的。他转了就很好,欢迎他这个态度。”
不过,粟裕并没有因此得到解脱。军委扩大会议虽然于7月22日结束了,仍有人继续在中央领导中施加影响,把“告洋状”进一步诬为“里通外国”。这就使毛泽东对粟裕产生了严重的不信任。不久后,毛泽东甚至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把粟裕作为军内的“坏人”点了名。结果,8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解除粟裕总参谋长职务”的决定,并决定将他的“错误”口头传达到军队团一级、地方地委一级。
彭德怀是令人敬仰的老一辈革命家,但他对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的错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正如近期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从陈独秀到毛泽东》一书中所说的:“彭德怀挨了整,也曾以同样方式整过别人。”这是历史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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