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延安后，先在鲁迅艺术学院讲课，后调到中央研究院成为最高级别的特别研究员，从事马列文献和外国文学的翻译工作。他在当时的中国文坛上，颇有名望，也是当时在延安的重要文学家之一。
王本人性耿直，好思考，善探索，因此对苏联共产党的非主流派托洛司基的理论也曾探讨过。
一九四二年，以毛泽东为首发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给他带来了灭顶之灾和杀身之祸。整风开始不少到延安来追求革命的青年，真的认真检讨自己，给当时自己认为不符合革命要求的地方提意见。王也是本着这种精神向中共领导提意见。
42年初，在当时中共的机关报“解放日报”上，登载了王的一些杂文，其总名为“野百合花”。在杂文中王揭露了当时被全国信仰马克思主义青年认为是“革命圣地”延安的阴暗面，如“天下乌鸦一般黑，抗战期高层腐化”；“歌转玉堂春，午回金莲步”；“衣分三色，食分五等”。这些反映了延安并不像外面所宣传的那么“纯洁”，“崇高”，“平等”和“革命”。
文章发表后反应很大，在当时延安很有影响的墙报“矢与地”又转载。这样看的人更多，影响更大。
中共领导本来想利用这次“整风”排斥异己，清理国民党特务，巩固自己的势力，并不是真要群众提意见，改正错误。王的几篇文章，矛头直指中央领导，并动摇了军心。
这样，毛泽东就布置康生和当时负责中央研究院的李维汉组织批评，并进一步追查他的历史。在有组织的围剿下，他被打成“反革命奸细分子”、“国民党特务”、“托洛司基分子”。在当时的延安，任何人只要有其中的一顶帽子，就再也没有任何出路了。当年10月，他被开除党籍，同时被关押，在狱中受到严酷的刑讯逼供。1947年3月，在胡宗南部队进攻延安时，被康生指示枪决于山西兴县。
文革后，负责当时中央研究院工作的李维汉提出重新审查他的问题。最后，在他被抓后整整半个世纪，即一九九二年二月才给他平反，而王已死去45年，尸骨早已寒透了。
当把王平反的结论送给他夫人刘莹时，她一是85岁的垂垂老者，平反对她又有什么意义呢？除了唏嘘外还有什么？难道还要再一次感谢党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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