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中共建国半个世纪的历史，有一个事实是无论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尽管有些人一直在设法回避，那就是发生在这个制度下的空前规模的政治迫害或镇压。
斯大林毛泽东为了屠杀而征服
一讲到政治迫害，人们往往会想起层出不穷的政治运动：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反右、四清、文革，等等。其实，在共产中国，政治迫害或镇压并不只限于政治运动期间，它始终存在于每一个时期；只不过在政治运动期间表现得格外强烈、格外集中罢了。正如《共产主义黑皮书》一书序言作者古尔多瓦（Ｓｔｅｐｈａｎｅ Ｃｏｕｒｔｏｉｓ）所说，共产国家是“把镇压变成制度，并在某些阵发的阶段将恐怖上升为一种统治方式”。
注意，我们这里讲到的迫害或镇压，是指共产党夺得政权之后的所作所为。历史上有过许多统治集团，为了夺得政权而进行血腥的战争，杀人如麻，不过一旦政权到手，一旦对方放弃了抵抗表示臣服，大规模的杀戮也就结束。共产党却不然。共产党不以夺得政权为满足，共产党把夺得全国政权只视为“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接下来还要“继续革命”，于是就有了更大规模的各种名目的迫害或镇压。共产革命有如一头贪得无厌的怪兽，先吃敌人，再吃朋友，后来吃自己。历史上其它统治者，杀人是为了夺权，共产党却好象夺权是为了杀人。共产党在夺权之后杀的人，要远远超过它在夺权之前杀的人。在这一点上，唯有纳粹政权才与之相当。如果说亚历山大、拿破仑是为了征服而屠杀，那么，斯大林、希特勒、毛泽东和波尔布特则是为了屠杀而征服。
关于五十年代的一个神话
近些年来，有关中共进行大规模政治迫害的罪恶事实，总算有了若干揭露和批判，但是还很不够。通常，这些揭露和批判都集中在文化革命时期，或者上溯到五七年反右运动。在不少人心目中，五七年之前的中共大约还是很不错的，除了胡风等少数个案之外，五十年被描绘成“新中国”的黄金时代与美好岁月。这当然不符合事实，也未必符合当时人们的心态，起码是未必符合当时知识分子的心态。举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问题。在五七年整风鸣放期间，费孝通发表了一篇文章《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在知识界引起不小共鸣。费孝通把五七年上半年一度显得宽松的政治气候比如早春，那岂不意味着在他们的感觉中，此前的政治气候有如严冬吗？
譬如镇反，譬如土改，这是中共建国之初就发动的两场大规模的政治迫害运动。先说镇反。所谓镇反，主要并不是镇压反革命活动，而是镇压“反革命份子”。在这里，被镇压的“反革命份子”绝大多数其实并没有从事任何现行的所谓反革命沽。他们之所以被定成反革命份子，无非是因为在过去他们曾经是旧政权的官员（大部份只是比较低级的官员，其中还有不少是“起义人员”）。当时，定“反革命罪”是十分草率的，滥杀妄杀现像相当普遍。不错，历史上也有过其它一些集团对已经投降归顺的敌人横施暴行的（例如坑杀降卒），但那通常都发生在夺取全国政权之前，不像共产党的镇反是发生在夺取全国政权之后。
说到对前政敌的镇压，通常是针对地位高、权力大的人，一般成员则不予深究。共产党却好象反过来，一方面镇压了千千万万个旧政权的下级官员甚至普通成员，另一方面却又对那少量的头面人物作出宽大为怀的姿态，以显示共产党以德服人。两者构成强烈对比。镇反运动到底一共杀了多少人？眼下不可能有准确的统计数字，粗略估计有几十万。除去被杀掉的之外，还有更多的“反革命”被监禁、劳改、管制，其中被折磨至死的应不在少数。文革初期“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红八月”，文革后期的“清理阶级队伍”、“揪出国民党残渣余孽”，这些“老反革命”又被整得死去活来。不过，因为大家早已见惯不怪，视作当然了。
暴力土改与阶级出身罪
再说土改。直到今天，土改仍然被不少人视为共产党的一大德政。在他们的印像中，中共在农村问题上的错误是从公社化，或合作化时开始的。其实不然。我们知道，中共的土改包括两个内容：一是无偿地剥夺地主富农的土地，一是给地主富农定上“阶级敌人”的罪名实行专政。固然，在九四年前的中国，土地资源的占有确实存在问题，由此也导致了农村中的贫富悬殊和相互之间的关系紧张，因而土改确有其必要性与合理性。问题在于如何改：是用暴力的办法还是用和平的办法？是无偿没收还是有价征购？
以国民党在台湾的土改为例，其作法是，规定给地主保留稍多的土地，其余的土地则由政府按一定价格征收，再分给别的农民，同时鼓励地主用出卖土地的□投资。整个土改过程采用和平方式。这种作法表明，国民党政府基本上承认地主对土地的所有权，它是在承认私有产权的基础上进行有限干预，更不曾把地主当作敌人。共产党的土改就大不相同了。共产党的土改是对和有产权的公开否定和粗暴侵犯。“共产风”不是从大跃进、人民公社时才刮起来的，土改就是共产风，是充满血腥的一场共产风。共产党的土改是暴力土改，不但抢走了地主富农的土地，而且还要对地主富农实行专政，其唯一的罪名就是他们曾经拥有过较多土地。
根据阶级斗争理论，共产党发明了一种新罪名－－阶级成份罪。一个人被定罪，不是因为他做过甚么违犯法律的行为，而是因为他被划入某一阶级，定为某一成份。因为那个阶级从理论上被认为是“反动的”，因此所有被划入那个阶级的成员也就被认定产是有罪的。在土改运动中，许多地主被处决，有些是在斗争会上被活活打死。侥幸生存的地主富农则从此堕入社会取底层，处于被劳改、被管制的悲惨境地，长达三十年之久。现在，许多人对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尤其是对在农村的经济改革颇多称誉。还是一位山西老农讲了一句大实话：“解放前，俺们村就有一户地主两户富农，已经是一部份人先富起来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反革命有罪还是革命有罪
鲁巴乔夫是一个老布尔什维克（柯斯特勒名著《正午的黑暗》的主人）
，他被斯大林打成反革命而遭到整肃。在监狱中他深深地反省。他知道自己并没有犯过甚么“反革命罪”，但是他不能不意识到自己犯过“革命罪”。因为在过去四十年中，他坚定不移地投身共产革命，使用不管多么可怕的手段来为实现其抽像的目的而斗争。他不能不追问自己：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难道就应该让他人、让人类付出这么巨大的痛苦代价吗？
如果鲁巴乔夫能活到今天，他一定会作出更深刻的反省。他一定会意识到，共产革命，不但其手段应该否定，而且其目的也应该否定。时至今日，就连还打着“四个坚持”旗号的中共也在事实上放弃了共产革命。这
就使得它的一党专制尤其不可辩解。凡有良心的中国人，都应为早日结束
中共专制而抗争。
把共产党人的行为剖析一番：只是一群暴徒，对社会上一部份人施以“绝对不公平”的手段，企图以此来建立一个“绝对公平”的“现世天堂”的残忍实验。结果如何，历史已有定论。
至今仍在对着“共产主义”幽灵招魂的一群党奴们，似乎仍然无视此种简单的道理，仍在企图以“不公平”的手段来创造一个“绝对公平”的天堂。
这些人必须避免触及的话题，则是二十世纪人类为“共产主义”实验，付出的巨大而血腥的代价。
浴火凤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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